董其武飞抵北平——“绥远方式”提出——双方代表的和谈——签订《绥远和平协议》——王克俊等进入绥远——国民党政府使出“杀手锏”——傅作义亲去绥远——与孙兰峰密谈——蒋介石企图破坏绥远起义——设计赶走徐永昌——39人联名通电起义——“绥远方式”实现了
太原、大同、安阳、新乡解放后，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傅作义原部属绥远董其武部了。
对于绥远守敌，我军在平津战役期间曾提出如何解决的问题。1949年1月15日，李井泉、王平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建议在天津攻占后，北平未下前，即抽一个纵队秘密行动，配合八纵急占包头，截断归绥敌西逃道路，以主力控制归绥附近，骑兵控制归绥。因此，监视归绥之敌以待主力到达攻歼之。”
1月17日，中央军委将此建议转林彪、罗荣桓及杨成武、李天焕征求意见。次日，林、罗致电中央军委：“攻北平兵力已足，三纵抽往归绥无影响，但恐很难抓住敌人。”“我军如由东向西歼灭绥远、宁夏等处之敌，敌则节节后退，甚难达到歼敌目的。绥远之敌逃跑的可能尤大，在北平、大同、太原之敌歼灭后，宁夏之敌亦可能西退，即令不退，对我亦无重大威胁。故我们意见，绥远、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目前暂时不管，等西安打下后，以我军之某一部配一千辆汽车及集中尽可能的骑兵占领兰州，由西向东歼灭宁夏、绥远之敌，然后解决青海、新疆之敌……如由纯粹步兵由东向西近逼，则敌有广大后方回旋地区，使我军到处扑空，则必收效甚小，愈向西敌之骑兵愈多，非单纯步兵所能解决。”(1)
杨成武、李天焕也表示，绥远守敌4万之多，即使派一个纵队西去，亦很难不使西逃。
据此，1月19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同意你们暂不派兵去绥远的意见。”从军事上利弊得失考虑，中央军委决定对绥远暂不用兵，但究竟以何种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只能视北平能否和平解放及此后绥远守军的态度等情况决定。
1月21日夜，归绥的千家万户都已入睡，为绥远前途安危而焦虑的董其武，在广播里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董其武虽然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在时间上仍感到突然。一时间，一种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于是，他当即向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第二天派飞机接他去北平看看。
第二天，董其武乘坐的专机到达北平后，直接来见傅作义。
傅作义一见到董其武就问：“在这么忙乱的时候，你干什么来啦？”
董其武说：“正是在这会儿才要来看看您……”
“你来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向你谈谈。”傅作义说。
情况谈完以后，傅作义又对董其武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了。”他还说：“你回去后，要告诉咱们的干部，抗日战争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可以，日本到不了。别看现在解放的地方小，很快全国都要解放，除非你有钱把家眷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立足之地。”
董其武急切地问道：“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傅作义说：“绥远的问题等我见了毛主席后再说吧。”
这时，董其武望着傅作义说：“我多年跟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的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作义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又说：“这种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几句话就能成的，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认清利害，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的道路。”
就这样，经过董其武和傅作义的这次长谈，绥远的去向——坚决随傅作义走人民的道路，就定了下来。
绥远与傅作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绥远主持军政多年，和绥远军民甘苦与共，对绥远有很深的感情。北平虽说和平解放了，但在绥远还有他指挥过的旧军队，有他任命提拔的军政界高级干部，这一切，他不能不管。因此，北平和平解放以后，绥远，就成了傅作义日日夜夜萦怀的一个大事了。
1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王克俊马（21日）十三时半给周北峰电转如下：绥远问题须同时和平解决原则林已同意，目前军事上须停止任何大小冲突，先行恢复交通，听候接受新政府之政策制度，请正式提出商谈，如何，电即复。”这表明，傅作义于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准备解决绥远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从全国战局考虑，对傅作义、董其武主张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并决定对绥远问题采取一种比北平更为宽松的政策。1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李井泉电：“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2)
1月31日，中央军委又命令位于归绥以东的晋绥军区第八纵队停止作战行动，以缓和敌对气氛。2月12日，又致电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指出：“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绥包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部给养不足，可考虑酌予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聂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攻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进占归绥，否则即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3)
这样，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傅作义、邓宝珊开始商谈，并将情况于2月19日上报中央军委，提出了解决绥远的意见：“归绥问题，将傅之正规军改编为一个建制军，由我方派各级政委及政治工作人员，军队今后归我方调遣，非正规军则解散复员。部队与我军待遇相同，干部及其眷属亦与我军干部待遇相同。”(4)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等来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并明确提出绥远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决，即先划一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先做好内部工作；派一个联络处，把平绥铁路的东西两方接通，便利人民通邮、来往；把解放区与绥远区的贸易搞起来，逐渐统一货币；加强双方的宣传和文化交流。然后，待条件成熟时，即看董其武将军什么时候觉得可以起义，再举行起义，并允诺该部起义后可以编两个军。
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李井泉等：“傅作义、邓宝珊已到中央谈过，表现尚好。为了争取李、白桂系共同对付蒋系，为了使太原、西安、武汉、南京、上海等处蒋系军队仿照北平方式和平地解决起见，使傅、邓站在我们一边，极为必要。北平二十余万人，傅、邓已完全交给我军，任凭我们处理。绥远傅部则其预定计划是希望我们按照另一方式，即大体上按照吴化文、曾泽生方式解决，而在目前则大体上维持现状。我们已预先估计到他们这种心理，故不待他们提出即告他们绥远军队及政府暂维现状，一个时期以后，再按我们制度编整，惟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这点我们未作决定，留待林、罗、聂及李井泉和他们商谈解决。”(5)
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并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6)“绥远方式”正式确立。
傅作义从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即委派王克俊“负责联系绥远准备起义的事情”。不久，他又派随从参谋刘庸笙和原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到绥远传达毛泽东关于绥远问题的指示，并叮嘱董其武要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损失。
董其武得到这些指示以后，进一步坚定了走和平的道路。但他又清醒地看到，绥远的情况比较复杂，为了达到目的，必须谨慎从事，不能出差错。他首先估计的是南京方面的情况，由于北平和平解放，南京政府对绥远部队一定不放心，会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干预，并指使特务进行捣乱和破坏。于是，董其武立即找了军师旅一级的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晤谈的情况，并提出几个问题发给各部队、各机关讨论。内容大意是：
（2）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爆发？
（3）对北平起义的看法如何？
（4）在当前形势下，绥远应该怎么办？
从讨论的结果看，大多数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绥远亦应走和平道路，不应再做无谓牺牲。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北平和平解放，一切都完蛋了，绥远要坚持到底。”(7)
接着，董其武又巡视了部队和地方，和一些军政干部、士兵作个别谈话，并开了小型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做到了心中有底。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确定的“绥远方式”，中共中央于3月决定以华北局派出代表为主，在贺龙、李井泉的参与领导下，与傅作义、董其武谈判绥远问题。
3月23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贺龙、李井泉、陶铸在北京饭店与傅作义、邓宝珊会商，确定了双方谈判代表。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李井泉、潘纪文（中共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张友渔（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绥远方面，傅作义说：仍由周北峰参加吧。
周北峰说：“是否可由王克俊负责，我来协助。”
傅作义说：“克俊还有华北总部结束的事，就仍由你负责吧！”
贺龙说：“双方各派二人。”
傅作义说：“那就让阎又文帮助周北峰。”
于是绥远和平谈判的双方代表就这样产生了。谈判由贺龙主持，后改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
以后一段时间，便开始具体问题的商谈。参加的人员共五人：华北局方面是张友渔、潘纪文，傅方是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谈判地点一般都是在中南海的西华厅。在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傅方代表每天都向傅作义报告，并反复与董其武电报商洽，直至达成协议草案。
经过一个多月谈判，双方就划界、交通、金融、派遣驻绥联络机构及驻军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4月下旬，傅作义又派安春山和刘庸笙携带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去归绥，征求董其武的意见。5月5日，董其武派其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带修改意见赴北平，向傅作义报告。5月28日，双方代表举行草签仪式，由董必武、董其武分别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绥远方面在协议草案上签字（董其武由康保安代表签字）。6月3日，董其武答复同意协议内容。
6月8日，在北平西郊民巷银行俱乐部双方举行了正式签订《绥远和平协议》的仪式，由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兰公武主持，并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在协议上签字，康保安代表董其武履行签字手续，在协议上盖了董其武的图章。
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同意以陶卜齐附近的古力板乌素为中点，向南、向北划定界线，停止一切冲突，并尽可能撤退沿线驻军，和平相处；恢复平绥线交通，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对董部之公用运输，在过渡期予以特殊优待及便利；恢复商业贸易往来，并根据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严禁携带违禁品；银元、银元券与人民币在董之辖区内均得自由流通，货币兑换由中国人民银行在绥远设一办事处办理；由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协同执行协议；解放区书刊得在董之辖区内自由流通，董应对所部进行思想改造，应令特务分子停止活动并离绥。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陶铸、薄一波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在座的还有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毛泽东勉励傅作义后说：“李德邻（李宗仁）在和谈未成时，说他是六亲无靠。他那样做，本来就造成了六亲无靠嘛！傅先生你与共产党是结成了姑舅亲。绥远的问题就按他们商订的条款办理吧！但是条款中未说明，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可能采取这种绥远方式的和平起义，所以不要登报了。因为别处都要求按绥远方式办时，我们就不好办了。最近，你可去绥远走一趟。绥远不采取军管，由你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一波同志担任政委。”(8)
6月14日傅作义派王克俊、李杰忠携带《绥远和平协议》去绥远协助董其武执行协议。当时，国民党方面的绥远驻军共有8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4个骑兵旅和3个保安旅，共8万余人。这些部队番号众多、成分不一，政治态度各异，虽然董其武已做了一些工作，但要使《绥远和平协议》最终实现，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王克俊临行前，傅作义对到绥远后如何开展工作作了详尽的交待。他对王克俊说：“有了办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事情就好做了。不过绥远当前的局面很复杂，不是过去那个可以想象的样子了。”最后，他又说：“入绥后要以董为主，帮助其武做好内部统一认识的工作。”(9)
傅作义最不放心的是刘万春的态度，因此特别提醒王克俊他们要警惕。刘万春原是徐永昌的旧部，曾任独7旅参谋长。1937年太原战役后划归傅作义部，任师参谋长、绥北游击司令、暂编第17师师长和第35军副军长，1945年任骑兵第4师师长。1945年底刘万春在隆盛庄因侵吞军饷、滥发空头条子、贩卖鸦片被告发，傅作义将其撤职，交军法处查办。经董其武出面保释，才免予处分。后又随董其武暂任第3军副军长。1948年7月间，蒋介石欲将华北嫡系部队抽走，给傅作义四个军的番号，傅作义将第111军的番号拨给绥远，让董其武兼任军长，董其武转为刘万春任第111军军长。后来，刘万春还兼任归绥、包头两市警备司令，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傅作义分析了刘万春的情况后说：“刘掌握一部分兵权，又倚仗与徐永昌的老关系，再加上他是回族，与宁夏马鸿逵相识，自认大权在握，进退有路，是不会甘心情愿听我们驾驭的。刘万春、鄂友三、乔汉魁等人最近在归绥瞒着董召开秘密会议就是例证。”傅作义告诫王克俊：“对刘万春必须严加防范，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削弱他对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干扰。”(10)
说到孙兰峰时，傅作义说：“孙与我共事较董更早，多年来在军事上都很好，就是不多谙政治。”傅作义知道蒋介石的特务必然要加紧拉拢孙兰峰，嘱王克俊向他陈明利害，做好劝说工作。
王克俊一行抵达归绥后，王克俊与刘万春见了面。刘万春神情诡秘地说：“绥远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协议》千万不能公布，不然要出乱子！”王克俊郑重地向刘万春转达了傅作义对解决绥远问题的态度和对他的期望，并特意加重语气：“当前处变，惟你是赖。”
王克俊与董其武商议后，于6月19日下午在德王府召集当地军、政、地方士绅会议。当时孙兰峰在包头未到会。董其武讲话后，王克俊正式宣布《绥远和平协议》条文，传达毛泽东对绥远问题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对绥远的正确方针、政策，转达了傅作义对大家的殷切希望。之后，征求与会人员的意见。除个别人外，大多数人都表示欢欣鼓舞。
次日，王克俊又同刘万春谈话。刘说：他对部队的情况都了解，有力量开展工作，自诩“小将”（师长）们都听他的，只是地方部队如乔汉魁、鄂友三等旅有问题。他还颇为得意地说：在执行《协议》的问题上，“董唱的是白脸，孙唱的红脸，我是花脸”。这显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讲的。(11)
对于绥远和平解放，蒋介石是决不甘心的。为破坏绥远和平解放，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遭到董其武拒绝后，又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同乡严子言两人乘飞机去绥远，要接董其武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也被董其武不硬不软地托辞拒绝了。
国民党政府两次碰壁后，便使出“杀手锏”，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及一切补给，以便给董其武造成压力。阎锡山也利用绥远守军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以金钱名利为诱饵，拉拢收买绥远守军中的个别军官，企图制造叛乱。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中统特务张庆恩至包头，建立中心据点，组织“华北反共救国军”等特务组织，与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潘秀仁、张遐民以及部队、地方上的顽固分子勾结在一起，不断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他们又不断制造谣言，组织不明真相的人上街游行示威；砸毁宣传进步言论的《奋斗日报》报馆；在大街上张贴“立即将出卖北平官兵，又来出卖绥远官兵的王克俊驱逐出境”的标语；并阴谋破坏铁路交通等，企图阻挠和平协议的实现。
斗争是极其复杂的。
针对上述情况，王克俊致电给傅作义，说绥远问题“非钧座亲来不能处理”。傅作义接到王克俊的电报后，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绥远方面最近工作情形，表示了自己愿去绥远解决问题的意见。信中说：“因情况已至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锡山）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归问题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12)
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首先肯定了傅作义7月14日的信，“学习有进步，信写得好，观点正确”。对傅作义的功过，毛泽东说：“绥远抗战你首先发动，有功；剿共有罪；北平方式有功，绥远方式更有功。剿共不好，但将功折罪，清洗了剿共一段，以后再不提了。”毛泽东提出，让傅作义和邓宝珊等人携带大批现金到绥远慰问全体官兵，推动绥远起义。对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当时曾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是“放虎归山”。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作义这次去绥远定能解决绥远问题。(13)
毛泽东把解决绥远问题的大权交给傅作义，派他前往归绥，进一步解除了傅作义起义后是否真有人身自由的疑虑。这次谈话使傅作义深为感动，他说：“我这样一个人，得到这样的归宿，不容易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中旬，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在潘纪文率领下，几经周折进驻归绥，但受到董其武某些部属的百般抵制，无法开展工作。7月24日，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遭特务袭击遇害。这时，董其武部有些部队也开始向解放军防区袭击骚扰。鉴于董其武难以驾驭局势，联络处人员生命安全难以保障，经上级批准，联络处除鲁志浩、曹玉文、何树声等三人继续留下工作外，其余人员暂时撤离归绥。
《绥远和平协议》的执行遇到障碍，归绥城内引起一阵惶恐不安，董其武也感到十分焦虑。但是，中共中央对绥远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又一次接见傅作义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仍用‘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主席多加注意。”(14)
在绥远的军统特务以为破坏起义的阴谋已经得逞，要求国民党中央派要员来绥远。国民党政府也希望利用绥远一度出现的这种紧张局面大作文章，阴谋在绥远上层制造分裂。7月下旬，蒋介石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与孙兰峰同乡）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约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前来分别谈话。徐永昌、王叔铭代表国民党政府宣布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指挥绥远的所有部队，刘万春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命令他们率部西撤，保存实力，以退为进。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分化部队，夺董其武的军事指挥权。徐永昌又单独和孙兰峰谈话，答应再给他编两个军，全以美式武器装备，每月特支经费200万元，必要时可以调他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还说，即使绥远丢失，还有大西北的广阔土地和四川省作大后方，最后一定胜利。董其武以部队欠饷几个月，又以士兵和班排长多是绥远当地人为由，说部队走不开，抵制了蒋介石命令部队西撤的阴谋。
鉴于绥远和平解放困难多，阻力大，局面复杂，毛泽东再次下决心请傅作义出面，以加快解决进程。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指出：“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15)
为筹备傅作义赴绥远，薄一波通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给绥远拨出现洋15万元，傅作义也从其原来部队积蓄的基金中拿出现洋5万元，由傅作义带去绥远，慰问董其武部官兵。
8月23日，一列开往归绥的专列，由北平前门火车站徐徐起动。傅作义和邓宝珊站在车门口频频向前来送行的聂荣臻、薄一波招手致意。随同傅作义一起前往归绥去促成绥远起义的有：原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总参议张濯清、秘书长王克俊、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文教处处长秦丰川、军需处处长潘瑞征、经委会副主任茹麟阁等人。(www.xing528.com)
中共华北局派潘纪文专程送傅作义一行到丰镇，绥东中共党政领导到丰镇车站迎送，并派鲁志浩由丰镇护送傅作义去绥远。车到集宁时，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等领导登上列车会见了傅作义。
傅作义动身前往绥远的前一天，毛泽东又找傅作义、邓宝珊、王克俊谈话，聂荣臻、薄一波和刘澜涛也参加了。毛泽东说：“黄炎培讲上海解放，共产党要过一关。我回答他，不只过一关，还要过三关。共产党要过，大家都要过。过三关，一是进城以后，经济困难，敌人封锁，需要两三个月；二是土地改革关，需要两至三年；三是社会主义关，需要二三十年。希望宜生先生和我们一起过好三关。”(16)此次谈话还商定，傅作义、邓宝珊到绥远后，以两星期时间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回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董其武得知傅作义要来绥远的消息后，非常欣慰和愉快，并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他首先派康保安代表他到集宁迎候，又派卫景林率领一个营乘铁甲车到旗下营代表他迎接，与解放军接交警卫任务。临行前，董其武让卫景林向傅作义转报了如下的话：
“您回来很好，同情我们的人非常欢迎，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越来越多了，顽固分子占极少数。由于您的威望所在，敌人的阵脚乱了，非常惊慌，看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傅作义一行于8月25日到归绥后，董其武率军政首脑和各界知名人士到车站恭迎。傅作义在归绥停留了三天，按照事先商定的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接待来访军政人员和地方士绅，传见营以上的军官，又由董其武陪同分批检阅了驻绥驻军。归绥官兵亲眼见到傅作义安然无恙，“反共分子”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
傅作义又向董其武、刘万春说：“北平解放时，曾向解放军要求留下了几座军需库未交，所以这次来带来一车皮的军服用布；我已向毛泽东请示过，在原来绥远的部队里‘奋斗基金社’的积蓄，除大部分交给国家外，北平还有些现大洋，这次也带来了10万元，准备连同人民银行拨给的10万元，一同发给部队。”官兵们领到了慰问金，干部每人10元，士兵每人5元，感受到共产党政策的宽容温暖，都觉得前途有靠，情绪振奋，加快了绥远和平解放的进程。
9月10日，傅作义、邓宝珊来到包头，并在包头南门外的包头中学操场检阅了驻军和第9兵团司令部的全体官兵。在检阅部队以前，警戒部队搜索场地时，在一个窗口发现了阴谋分子架设的机枪，枪口正对着操场。傅作义知道后泰然镇定，仍然下令按时检阅部队。检阅部队后，傅作义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战友们！我知道大家非常惦念我，我也很想大家。所以特意看看你们，至于说我来绥远还有什么事，不几天大家就会知道的，希望你们努力进步！”随后又召集绥远各地军、师、旅级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地方士绅，共商绥远起义的问题。邓宝珊在对其所属第228师部众做起义动员工作时，先未正面提出起义，而是从多方面分析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已不可挽回，列举历代封建帝王昏庸亡国之例，说明“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告诉大家：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是人心所向的必然结果。
经过傅作义、邓宝珊多日的工作，大多数官兵表示赞同起义，只是孙兰峰仍犹豫不决。
孙兰峰与傅作义共事多年。数十年患难相处，生死与共，结成了非同寻常的袍泽之谊。当孙兰峰在绥远从广播中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他曾感到十分困惑，认为傅作义不战而降，自毁了半生的声誉。正在他思绪纷乱的时候，特务头子张庆恩、史泓别有用心地一再找他，说傅作义已被软禁在北平西郊钓鱼台，生死难卜，煽动他不要重蹈覆辙。之后，傅作义派了几位高级幕僚来绥远和他接谈，孙兰峰对他们说：“希望傅先生亲自来绥远。”
傅作义到包头后，用商讨的口气问孙兰峰对北平和平解放有什么看法。孙兰峰说：“共产党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协议很好，但有的就没执行，协议规定的地区有的被俘和在押人员也没释放，尤其听说在北平把你软禁起来。这样的结局，我怎么能参加？”
傅作义听了孙兰峰的这些话，说：“实际情况并不是如你说的那样。首先从我来说，我并没有被软禁过，那完全是特务们的造谣。我不但非常自由，可以随便活动，而且还乘飞机到石家庄去见过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并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你说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有的已经知道了，问题很快就会改正过来。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已通知当地让他们赶快释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必再有所顾虑。共产党同我们定的协议很好，但有的人没能很好地理解，执行上不得力，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说话不算数。这一点必须要认清楚。”
听了傅作义的这段解释，孙兰峰仍不大相信，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共产党的手段是先甜后辣。所以，孙又说：“傅先生说的是暂时现象，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子的。”傅作义听后说：“那就等着以后用事实来说明吧！”
傅作义来到绥远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十分恼火。保密局毛人凤密电给潜伏在绥远的军统特务赵思武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即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
傅作义到包头后，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电文说：“你这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傅作义还收到代总统李宗仁、阎锡山的“贺电”，庆贺傅作义“脱险”，邀请傅作义到广州。还说：“你在北平的部属来了也均妥善安置。”傅作义将这些电报搁置一旁，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也不怕阴谋陷害。
在这期间，傅作义不断来电汇报在绥远工作的情况。9月4日，聂荣臻和薄一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署名给傅作义回电：“各电已呈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认为兄在绥远所取态度及步骤是正确的。揭破反动宣传，巩固部属信心，团结绝大多数，孤立那些坚决反动的分子，打破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徐（永昌）阴谋及扣压一批最反动的特务尤为必要。”
傅作义接电后，9月12日致电薄一波、聂荣臻，全面汇报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今后的意见，说：“正遵照毛主席的正确指示，逐步实施，军队大致均可掌握，通电日内即可发出。”为了进一步妥善解决绥远问题，傅作义提出四项处理原则，即“（一）坚决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并提出三项实施步骤：“（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通电发出后，立刻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由我负责教育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17)
13日，经毛泽东修改的，由聂荣臻、薄一波署名的电报答复了傅作义：“（一）同意来电所提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个步骤，经过这些步骤，使绥远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使绥远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军。毛主席说，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二）从北平跑回绥远的人发生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过去处理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是在多少带着一些敌对情绪的情况下去处理的，因此处理得不好，正在加以检讨。毛主席说，回到绥远的一万八千人，应全部收容起来给以适当的安置和教育。并说，由傅宜生去处理这些人比较我们去处理为宜。”(18)
14日，毛泽东又起草一封以薄一波、聂荣臻名义致周北峰的信：“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本日毛主席说：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请参加政协。北峰兄参加政协事，毛主席认为是可以的，当与董、孙一道向筹备会提出。等情特达，请转告宜生、宝珊。”
至9月中旬，绥远起义酝酿成熟，和平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蒋介石仍不死心，派人进行最后干扰。9月15日，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亲笔信又飞抵包头，想说服傅作义、邓宝珊去广州“共商大计”，被傅作义、邓宝珊拒绝。傅作义对徐永昌说：“我一向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谁能救国救民，我就跟谁走。蒋先生私心太重，全不顾国家民族。国民党政府已丧尽民心、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即使我去了广州，也无能为力。不只北平、绥远解放，全国很快也要解放了。这是历史的必然。”(19)
徐永昌又表示要同孙兰峰见面，孙兰峰托病住进了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徐永昌见游说无望，又生一计，佯称肚子有病，要住医院，他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21日召开，傅作义必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便赖着不走，企图使绥远起义不能如期实现。
为驱徐永昌尽快离开包头，傅作义与邓宝珊、李世杰反复计议，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由邓宝珊去找徐永昌，说：“……宜生已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好医院，请你马上入院。……宜生还说，你能在包头住下来也好，那就请你领衔，参加绥远起义吧，不要回去啦！起义后我们一同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一听这话，愣住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成了问题，就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对共产党没有认识，明早就动身，不妨碍你们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邓宝珊越是挽留，徐永昌就越是不肯，结果于19日早晨飞离包头去了广州。但在上飞机时，仍不甘心地说：“三年后再见吧！”
徐永昌走后，傅作义又一次与孙兰峰谈话，他用郑重的口吻对孙兰峰说：“徐永昌来想说服我，我没有听他的话，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现在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惟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20)
傅作义的这番话，终于彻底拨开了孙兰峰思想上的迷雾。自从孙兰峰和傅作义相识以来，他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人心。孙兰峰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一时万感交集，有多少话一时说不尽，只是简单地说：“我和傅先生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谊如师生，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更不能离开你！就是火坑，我也跟你跳。你是毛主席派来的，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21)
9月19日下午，董其武、孙兰峰等39人，在包头市举行了起义签字仪式，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宣布率全体官兵6．5万人起义，实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通电说：“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崇高的敬礼。”(22)
当天下午4时左右，傅作义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召集干部讲话。他说：我过去一度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要我来负责。现在我把大家领到光明的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泽东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路，那要自己负责。这一番情真义深的告诫，使所有参加签名的人都深受感动。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给董其武及其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发了复电：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23)
与此同时，董其武也接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治委员的复电：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全体将士、各界行政人员：
接到九月十九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于欣慰余，特致热烈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作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密切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为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聂荣臻 薄一波
九月二十日(24)
至此，“绥远方式”实现了。
绥远和平解放后，成立了省军政委员会，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原绥远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四师。
华北战场自绥远和平解放后，全境获得解放。为适应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年7月18日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有的行政区划，以旧省界为基础，将华北划分为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平原五个省。华北军区下属的各军区部队陆续进行了调整，按行政区划组成五个省军区。
华北全境解放以后，境内的土匪、特务还较猖獗，当时，华北全区发现的武装土匪、特务就达3万余人。这样，华北军区部队转入了剿灭残匪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第19兵团奉命转战西北战场，第四野战军主力进行南下作战，第20兵团调驻北平、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地区布防，执行保卫首都北平的任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庄严地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月1日，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华北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4)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中央军委电》，1949年2月19日。
(5) 《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4—1425页。
(7) 《傅作义一生》。
(8)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9)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0)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2)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13)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14)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4页。
(16)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17)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18)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19)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0) 《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1) 《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2)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页。
(24)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5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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