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来到北平——崔月犁与邓宝珊的三次面谈——前往五里桥——林彪说：“打天津三天就够了”——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第三次和谈开始——签订《北平和平解决十四条》——一封没有封口的信——《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傅作义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1949年1月14日，我军对天津发起攻击，这给傅作义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其失去了与我军和平谈判时“要价还价”的筹码。傅作义决定与中共进行第三次和谈。
这一次，他要派邓宝珊亲自出马。
1月14日上午10时40分，即我军对天津发起攻击不到一小时，苏静收到了周北峰发来的电报：“我偕邓宝珊将军今日前往，请指定路线、地点及接头办法。”
请邓宝珊出马，这还是傅作义的好友马占山提醒了他：“现在是请邓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
此时，马占山因肺病正留居在北平治疗。1948年底的一天，他的好友蔡运升带来一位名叫王之相的人，是华北法学院俄语系教授。马占山与王之相两人一见如故，便聊了起来。王之相首先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如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既可保护北平12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保护了文化古城。接着，又对马占山说：“马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马占山听后很受启发。(1)
几天后，马占山果然带病去见傅作义。傅作义对马占山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傅作义对马占山说，他已两次派代表与中共接过几次头，因所派的人地位不高，谈判进展迟缓，都是不得要领而回，他正在为此事发愁，不知你是否有什么好办法。
马占山说：“北平是古都，有数不清的珍贵文物，不能打，不能当千古罪人，还是跟共产党谈判为上策。我看，咱把宝珊接来。他是个文人，早跟共产党有过接触，比咱俩谁出面都好。眼下，我没权，你正打着，你我都出不了头。”(2)
马占山的一句话提醒了傅作义，他决定立即发电报，请邓宝珊来北平，共商和谈大计。
邓宝珊是甘肃天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在新疆参加了著名的伊犁起义，还在陕西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24年，他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时，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抗战期间，邓宝珊与傅作义、马占山同在西北一个战区。傅作义是第12战区长官，马占山是副长官，邓宝珊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无论公谊私交，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互为依靠。1939年马占山因打猎受伤，去延安治疗后到榆林邓宝珊家养伤，住了一个多月，邓宝珊对马占山照顾得无微不至。邓宝珊长期率部驻军榆林，距延安很近。他很赞同中共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抗战期间曾多次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建立了友谊。
邓宝珊当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傅作义知道，邓宝珊在北方国民党将领中有一定的资望，且与共产党关系深，两次国共合作中交过不少共产党朋友。他处事沉稳，能言善辩，既不墨守成规，又不失法度，派他为自己的全权谈判代表是再适宜不过的了。
1949年1月4日，傅作义派蒋介石为示“恩宠”调给他使用的总统座机“追云”号，将在绥远的邓宝珊接来北平，随行的还有邓宝珊部的副师长张之衢，军需处处长张曼文和随从副官王焕文。当时北平的南苑、西苑机场已为解放军控制，城内东单操场和天坛公园修了临时机场。当专机降落在天坛机场后，邓宝珊对亲自来接他的傅作义说：“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一句话说得傅作义顿时感到思想上轻松了不少。
邓宝珊到北平后，住在东四孙家坑51号。当天晚上，傅作义与邓宝珊作了彻夜之谈。两人分析时局后一致认为，华北战场四面受围，势难坚持下去。邓宝珊看出傅作义的思想深处仍有想走“和局”之路与怕被人耻笑为“降将”的矛盾，诚恳地说：“蒋介石孤意内战，几年来举措失当，演出国民党今日如此可悲的局面。你我若弃民心、大义于不顾，有何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宜生兄你即使成了‘党国英烈’，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邓宝珊的一番肺腑之言，廓清了傅作义这一思想顾虑。
邓宝珊又对傅作义说：“我们都已年过半百，戎马生活几十年，饱经忧患，同心为国家强盛，人民安生，抗战才赢得胜利，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多次和毛泽东谈过关于国家和民族问题，很受启发。毛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要完全依赖他。现在结束内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以后我们便可安度晚年了。”(3)
邓宝珊到北平三四天后，第二批派出去的和谈代表周北峰回来了。
1月9日，由蔡运升通知王之相教授，请于当日晚7时后到地安门马占山住宅会见邓宝珊。王之相与邓宝珊谈得很融洽，谈到国内外形势，涉及美国出兵干涉，或挑起世界大战等问题，王之相都从分析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加以说明和解释，解除对方顾虑，使邓宝珊很感满意。
1月10日下午，傅作义与邓宝珊二人先谈了两三个钟头，又把李世杰找了去。傅作义说：“我们谈了好久，有些问题需要你和宝珊谈谈。”说完，傅作义就出去了。
邓宝珊说：“毛主席有电报，欢迎我到前方去与林彪、聂荣臻会面，傅先生也要我不久就去，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讲清楚，怎样去呢？所以要请你提出意见研究。”然后，他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我去前方，解放军是否会把我扣起来？
二、如果我提出的意见解放军承认了，解放军所提出的意见我也接受了，但是我们的部队不接受，那还是没有结果，你对于部队估计怎样？
三、我们应当怎样提出最低限度的条件？
邓宝珊还说：“以上三项必须妥为研究，但傅先生什么问题也不谈，让我明天就去，我不能糊里糊涂就走，必须考虑考虑、准备一下才好。你看怎样？”
李世杰的看法是：“一、你在北平名义上是‘剿总’的副总司令，但实际上等于一位客人，你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也是一位客人，解放军扣下客人有什么意义？况且有毛泽东的欢迎电报，不必有此顾虑。二、关于和平运动，驻北平的察绥部队是绝无问题的；至于中央军部队，我与周善初、李文已作了初步试探性的谈话。据我估计，将来接受和平，可有十分之七八的把握。黄翔、廖博是陆大同学，他们说话比较真实，认为不应当打了，再打下去也没有好结果。其他的人对国际国内形势、政治经济军事状况都很悲观。关于和谈一节还没有和他们谈到，待你出发以后，我再相机和他们谈谈，我想是无大问题的。三、关于条件方面，崔载之、周北峰怎样谈的，傅先生没有给我说，我也没有知道的必要，所以我也没问。最好是在谈过的条件基础上进行，你再和傅总司令去研究。”(4)
接着，李世杰将与邓宝珊的谈话情况，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作义说：“随后我再和他们谈谈。本部的三个人（指郭宗汾、梁述哉、郑晓岚）就有三种不同意见，那么李文他们意见就会更多了，那怎么办呢？”
李世杰说：“我打算找机会再和他们深入地谈谈。目前我先和周善初谈，因为他不是黄埔学生，又是你最近保荐升了警备总司令的；其次，我再找廖博和黄翔谈谈，他们是陆大的学生，容易谈出内心的话来。据此才可以推断其他人员的思想轮廓，再和他们进行谈话就容易了。”傅作义表示同意，但一再嘱咐他要慎重进行，不要性急。
这时，我北平地下党也加强了与邓宝珊的联系。崔月犁曾三次去王之相家，准备与邓宝珊面谈。
在王之相家里，崔月犁终于与邓宝珊第一次见面了。这一天，邓宝珊穿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穿的灰棉军装，一见面就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正巧崔月犁随身带着“陕北广播电台”征录的新闻宣传材料，就送给了邓宝珊一份，他很高兴。崔月犁说：“战争发展的形势，将军可以从这些材料上略知一二。”
邓宝珊说：“共产党必胜，蒋介石必败，这个形势我早就看清了。”
崔月犁说：“你和傅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希望你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
邓宝珊表示，他会尽力劝说傅先生弃暗投明，继续走和谈之路的。
他们第一次谈话之后，北平已被解放军围得岌岌可危，包围圈越来越缩小。城内不断听到隆隆的炮声，有些炮弹已经打到城里来了。还是在王之相家里，崔月犁与邓宝珊作了第二次会谈。一见面，邓宝珊的情绪有点紧张，对崔月犁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
崔月犁说：“这个意见当然可以考虑，我可以向领导反映，但留给傅先生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
第二次交谈时间很短，谈完后临出门时，邓宝珊说：“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送你一段路吧。”
邓宝珊用汽车把崔月犁送到了景山东街。
第三次见面还是在王之相家里。这一天，看起来邓宝珊心情很好。他这个人比较稳重，不轻易喜形于色。但这一次，他一见面就面带微笑地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心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5)
原来，在这一时期，邓宝珊与傅作义又进行过几次深入的谈话。正是在邓宝珊的多次劝说下，傅作义终于从犹豫的迷雾中走了出来，下定决心，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时间过得很快，1月14日已经到了，午夜前一定要与平津前线司令部取得联系。这一天上午，傅作义把邓宝珊和周北峰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叫他们两人当天立即起程，再赴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
周北峰立即发出电报：“我偕邓宝珊将军今日前往，请指定路线、地点及接头办法。”我平津前线司令部马上复电说：“欢迎你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6)
这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由蓟县孟家楼转移到通县宋庄。苏静所领导的有关谈判人员和在第二次谈判后一直留在八里庄的李炳泉以及傅方的电台、电务人员一同来到了通县五里桥，选择在张永和家为第三次和谈的地点。
这是一座四合大院，朱红色的大门，引人注目。
1月14日午后1时，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带着参谋刁可成和自己的副官王焕文，一行四人由王克俊护送，经德胜门出城。邓宝珊对随行人员说：“傅总司令是一位好胜心强的人，这是一次带根本性的转变，确实是不容易的。”
过了土城子，到了前沿战壕，护送的人回去了。邓宝珊等人向前望去，好像有八匹马拴在树下，也有人走动，可能是接应人员。越过战壕步行向前，走了二三百米，就有人来招呼。接谈后，果然是接应人员，其中就有王朝纲科长。于是，一同骑马到了清河镇。稍事休息，改乘两辆吉普车前进。
车，风驰电掣般行进在晚霞的余辉中。一小时后，开进了五里桥村，在张永和家的大门前停了下来。
这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已在大门口迎候。邓宝珊急忙下车，与快步迎上来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一握手。林彪说：“欢迎，欢迎！邓将军一路辛苦了。”
走进屋里，只见宽敞的房间中央，摆着由四张方桌对在一起的大桌，上面覆盖着白布，显得大方朴素。
大家坐下以后，罗荣桓说：“路上辛苦了，先喝点茶，休息一下吧，等一会儿再谈。”
周北峰说：“我们不累，是不是现在可以先说说情况？”
这时，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还是非常自信的，认为在短时间内，解放军是打不下天津的。因此，他以自信的口气说：“天津嘛，最好不要打！”转而，他以一种询问的口气又说：“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
“打天津三天就够了！”林彪回答得很干脆。
“三天？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邓宝珊不以为然地说。
聂荣臻听邓宝珊这么一说，有点儿生气了：“30天打不下来就打三个月，打半年，半年还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双方都不讲话了。一阵沉默之后，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回去，将这个情况报告总司令，请他指示。”
北平，傅作义很快接到了周北峰的电报。他马上复电：“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和平阴谋，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最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7)
1月15日上午，第三次和谈正式开始，但已不包括天津了。
参加这次和谈的我方代表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傅方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苏静与刁可成分别担任记录。
双方围绕着关于国民党军队改编的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归纳整理出具体条款十余条。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
正在这时，我军攻克了天津。傅作义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得不指示邓宝珊加紧谈判，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1月16日清晨4点多钟，李炳泉到周北峰床前说：“天津已经解放了。”不一会，苏静也来了。他说：“天津战事已进入尾声，国民党部队全部瓦解，城防司令陈长捷被俘，侯镜如在天津打响之前，就率其部队由塘沽出海南逃了。”
一个小时后，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发来了一份电报：
林、罗、聂：
（一）你们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应于本日面交傅方代表。
（二）请告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决中央军（三项中无论哪一项均可由傅方选择，通牒中未提第三项是为了保守机密），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如果傅方决心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们。吴化文那样的人我们也没有亏待他。因此，傅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他们准备发表的通电必须事先送我们看过，取得我们同意。
（三）你们应向邓（宝珊）、周（北峰）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
（四）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榆林方面，接邓八日电，要派人寻见毛主席的消息，毛主席已知道了，此点你们亦可告他。
（五）你们应迅即准备派出适当代表带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懂得我们的全部策略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
军委
十六日五时(8)
下午，继续会谈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就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的时间、地点，进行改编的原则和具体办法等问题，达成了基本协议，初步形成了《北平和平解决十四条》：
为消除此间部队机关心理上之疑异，需要由傅适时对部队及城内各机关明及准备的要点。经拟定：
（一）部队开动后，由双方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办理过渡期间一切军政事宜。
（二）部队开动时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可集中一部于德胜门及西直门附近，与守城部队密切取得联系，以应时机需要时动作。
（三）为维持城内秩序，除留警察及看守仓库部队外，可酌留察绥部队及一部临时充任警卫部队，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先生仍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四）开动出城之部队可携一星期之补给粮，以后由联合机构负责继续补给。
（五）部队出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整编。
（六）整编后兵团以下（含兵团）部队暂仍用原来番号，其管理、约束、补给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办理。
（七）部队整编后为人民解放军，要按制度整编。该项制度主要包括设置政治组织、官兵平等、废除打骂教育、执行命令政策、服从群众纪律。其人事方面按下述原则：
1．能力称职愿继续者，留原职继续服务。
2．能力优异者且可提升。
3．不能适用者予以调整。
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
5．不能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之安全，如愿返籍予以便利。
（八）为避免军权不一，北平军管会应纳于前述联合机构。
（九）平市行政机构、公营公用企业及银行等原则上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
（十）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损失，或合并或结束，另商办理。
（十一）对傅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仍由傅部分别妥为办理，双方协助。
（十二）邮政电讯暂时尽量保持对外联系，各种报纸仍继续出刊。
（十三）对于中统、军统情报组织，除别有企图、继续有破坏行为、证据确凿者，依法处理外，一律坦白自新，既往不咎。
（十四）以上适用于临时过渡期间，有否意见请示。(9)
双方还确定1月17日由邓宝珊、刁可成、王焕文同苏静、王朝纲进城，周北峰仍然留在通县五里桥，以便联系。
会谈结束前，邓宝珊说了这样一段话：“有句古训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想，一个人如果不怀千岁忧，总有一天会遭到后人耻笑甚至责骂的。我也这样劝过傅先生。傅先生以及我本人，还有在座的诸位，总有一天要黄土覆面的。在我们化了灰后，后人写历史时总会是公正的。”
谈判终于胜利结束了。邓宝珊为能圆满完成这一任务而高兴。晚饭后，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说完便走了。(www.xing528.com)
这封信就是中央军委电报中所说的“书面通牒”，这是毛泽东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一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取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向着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丘、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平、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芦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名城重镇县城及广大乡村。贵部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曾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焚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万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示下列诸点：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
（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
市参议会代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开始总攻，至十五日下午三时即解决战斗。贵军十余万人全被缴械，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睹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
北平被围，业已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作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持抵抗到底，则本军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
司令员 林 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10)
林彪走后，邓宝珊打开信一看，感到这封信措词严厉，与其说是一封公开信，莫如说是一份最后通牒。他估计傅作义一时是接受不了的。他更担心又有什么节外生枝，影响北平的和平解放，于是，便向苏静谈了自己的想法。
苏静听后，觉得事关重要，因他不知道信的内容，又不便索阅，未做任何表态。但他认为邓宝珊的这种想法是出于好意。于是，他连夜从五里桥乘车来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宋庄向林彪报告这件事。
林彪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措辞是有些严厉，要么暂时不交也可以。”1月17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关于与邓宝珊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情况：
军委：
甲、邓宝珊初来时，我正布置攻津，故聂第一次接见时，采取强硬态度，以说明因傅一再拖延，我始攻津，故傅应负全责。昨晚林、罗、聂同去，则采取和缓诚恳态度（不盛气凌人）。林首先从整个形势均对我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仍甚望和平解决，惟不可再拖时间。并提出如下条件：
（一）限本月二十一日，首先开出一个军至北平城外三十里至六十里间地区（除宛平、通县两方面外，任何方面均可），以后再陆续开出。
（二）为指挥军队开出行动，可在德胜门外设两方面参加的指挥所。
（三）这一行动实现后，我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
邓表示完全可以照办。以后邓提出几点：
一、要求我派代表同其入城，我乃同意派东总野司一处长苏静与之同去。二、提出和平解决后，傅以去何地为宜，以试探我对傅之处理。我答傅之位置有二：一去台湾，一留北平。并以吴化文为例说明只要傅真能站到人民方面来以赎前罪，我们不会亏他的。
乙、因此次与邓谈话态度和空气与通牒中之口气不大协调，我们曾对是否递出通牒踌躇，但最后考虑，因时间所限，乃机械的递出。我们后告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与傅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邓去后周北峰仍留此。
丙、彭、叶今抵此，我们共同研究，认为军管会不宜要傅方人员参加。但在军管会下各机构，可由适当的旧人参加，以利接收。
林 罗 聂
十七日二十一时(11)
在回城的路上，邓宝珊对苏静说：“关于那封信，我考虑，为避免发生意外，以暂不交给傅先生为好。”
苏静回答说：“交与不交，何时交，我看就由邓先生自己定夺吧，不过，只要有利于实现协议，暂时不交给也可以。”
邓宝珊、苏静一行到了北平城后，住在华北“剿总”联谊处，工作和生活由崔载之负责联络和照应。
就在这天的深夜，傅作义接到了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大意是说：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并催傅即复。
傅作义一面复电“遵照办理”，一面发电通知平津前线司令部说明蒋介石来电的内容，并要求城外解放军部队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蒋军飞机着陆。1月18日，飞机果然来了，接着，城外解放军对天坛上空的炮击也开始了。猛烈的炮火使飞机始终未能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最后企图用飞机运走他的嫡系“精锐”及其装备的梦想。
邓宝珊、苏静一行回到北平城的第二天，傅作义在王克俊、崔载之、阎又文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联谊处看望苏静。见面后，傅作义即表示十分感谢，并向苏静表示慰问。最后，傅作义对在场的人说：你们可以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要有利于北平的和平解决，怎样都行。
当天，苏静和王克俊、阎又文、崔载之等人，以通县五里桥第三次谈判时所达成的14项条件为基础，草拟出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协议书分正文和附件两部分。正文内容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织与人选详附件。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一月后实行整编。
四、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
五、华北总部成立联合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其结束之时间俟以上工作已逐步移交于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止。
六、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先生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七、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失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八、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九、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十、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企图，从事破坏行为有确凿证据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咎既往。
十一、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十二、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十三、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管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十四、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得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为处理。
十五、邮政电讯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派军事代表检查）。
十六、各种新闻报纸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 苏 静
华北总部代表 王克俊
崔载之
附件的内容是：
一、联合办事机构以七人组成之，解放军方面四人，华北总部方面三人；解放军方面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为副主任；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人员由傅先生指定之。
二、部队移驻城外后即着手整编为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制度包括下列各点：
（1）建立政治组织及工作；
（2）实行官兵平等；
（3）废除打骂教育；
（4）执行命令政策；
（5）服从群众纪律等。
人事方面概由解放军同意任命，其原则如下：（1）能力称职愿继续服务者留原职继续服务；（2）能力优异者可提升；（3）不适任者予以调整；（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5）不愿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之安全；如愿返籍亦可予以便利。
三、联合办事机构系临时性质，接收完毕后则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在交接期中联合办事机构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均直接归前线司令部指挥，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移前线司令部接受，转交军事委员会管理之。
四、前述正文附件各项，除正文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系双方代表分别请示东北野战军林司令、罗政委及华北总部傅部司令同意修正后议定者。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 苏 静
华北总部代表 王克俊
崔载之(12)
崔载之在协议书上签字后，对苏静说：“我们草拟协议之处，就是当年袁世凯派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21条的地方。21条签订的消息传开后，全国民怨沸腾，一片抗议声。今天，我们签署的这18条公布于众后，人民一定会欢呼喜庆的。”
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召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布《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条文，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协议》条文，只有少数中央系将领石觉、李文等不愿意留下来执行《协议》，请求南去。但石觉、李文当时并不表态，却狡猾地说：“我们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王克俊笑道：“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两人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你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有意见。”他俩以此作梗，以为得计。
这时，正好到了开饭时间，傅作义应机说：“先吃饭吧，饭后再议。”王克俊乘他们用饭的间隙，立即让人分头电话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15分钟内必须到勤政殿集合。有关人员按时到齐后，王克俊即宣读了《协议》条文，问有何意见，大家绝大多数赞同，但不出所料，只有石觉、李文两兵团的政工处长提出意见，要求放他们走。王克俊当即作了处理，严肃地答复说：“不愿留下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把工作做好，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协议》的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傅总司令把你们送走，保证你们的安全。”两人再也无话可说了。
这边安排好后，王克俊找到了傅作义，这时各人用饭已毕。傅作义见王克俊进来，问：“是否继续开会？”王克俊笑了笑，傅作义便对众人说：“好吧，继续开会吧。”石觉、李文还是坚持饭前的话。王克俊笑着说：“没有问题，各处长均赞同。”随即让卫士要石觉、李文两兵团的政工处长的电话，两人不知何意，王克俊说：“请二位直接问各自的政工处长。”两人表示诧异，王克俊便将在他们吃饭间的事在会上复述了一遍。傅作义说：“对嘛，好嘛。”石觉、李文说：“既如此，也就不必接电话了。”傅作义再次问李文、石觉有何意见，两人才回答说：“同意条文，但要求能走。”傅作义当即说：“可以，可以走，我给你们作保证，但条件一样，要把事情办妥。”
1月21日，《协议》正式下达到各部队执行。22日，北平《平明日报》等刊出了《协议》要点。傅作义提出，拟于日内在双方前哨中间地区适当地点会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傅作义终于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走出这一步又是多么得不容易啊！
《协议》公布后，广大北平市民欣喜万分，奔走相告，各界群众以喜悦的心情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日子。
(1) 《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
(2) 《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3) 王焕文：《邓宝珊先生与北平和谈》。
(4) 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的经历与见闻》。
(5) 《文史资料选编》第20辑。
(6) 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9)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10)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11)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12)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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