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解放战争：傅作义答应和平谈判

试探虚实——通向和谈的第一步——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中央军委的谈判策略——第一次正式和谈——谈判搁浅——中断和谈之后——深沉忧虑中的傅作义——蒋介石的拉拢与胁迫——除夕之夜的密谈——我军重开和谈之门——又是一线希望

傅作义虽然思想上有了转变，但他还在彷徨之中，对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他还在试探我党我军的态度。

早在1948年11月中旬，傅作义就通过民主人士彭泽湘、符定一两人来到石家庄华北军区驻地，想直接探寻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态度。

彭泽湘是中共早期党员，后来自动脱党。辽沈战役后，彭泽湘来到北平，自称是李济深的代表，向傅作义进言，要傅作义独立树一帜，走第三条道路。既不追随蒋介石，又不能投向共产党，而是通过与共产党的谈判，把华北搞成一个独立区，成立联合政府。

符定一是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

彭泽湘、符定一来到石家庄后声称，傅作义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的是起义的时间和如何处置20多万中央军以及和中共联系的问题。

傅作义当时的基本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二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为此，他设想划华北平、津、保、察、绥地区为“和平区”，华北“剿总”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其实，傅作义的目的是想在军事上“保存实力”，谈判尚无诚意。

对于彭泽湘和符定一的到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傅作义托人带来口信，说明他跟随蒋介石的立场已发生动摇。他关于通电起义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华北“剿总”50多万军队中，傅作义所能控制的只有他的20多万嫡系部队，而将20多万的中央军，傅作义是控制不了的。傅作义嫡系部队大多分散在平张线上，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驻防在平、津、塘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要指挥和控制中央军一同起义根本不可能。若一旦他通电起义，蒋介石立即会下令镇压他，并将从海上接走中央军。而且，傅作义想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的企图，更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为实现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战略意图，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¹⁾因此，对傅作义愿意进行和平谈判表示欢迎的态度。

11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起草了一份电报：

林罗刘：

（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三）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四）我们已令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在阜平停止，并准备出张家口附近，协同杨成武阻止傅作义西退。徐向前、周士第已复电同意停攻太原。

（五）如何部署盼复。

军委

十八日十八时⁽²⁾

11月19日，毛泽东以聂荣臻名义致信彭泽湘和符定一两人，信中说“某先生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信中所提到的“某先生”就是傅作义。

11月26日，中央军委在致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详细阐述了与傅作义进行和谈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其主要精神是：与傅作义谈判是以解决蒋傅两系军队，夺取平津为目的。因为不解决傅作义嫡系部队，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在尚未解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前，假如傅作义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作义和蒋介石。首先解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不给傅作义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某种有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³⁾

傅作义的思想有所转变后，他第一步同意派出代表与我军进行和平谈判。12月中旬的一天，李腾九奉命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傅作义要他找个真正的共产党来，李腾九立即想到了李炳泉。

李腾九是华北“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他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与傅作义是前后同学。毕业后，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患难与共，甘苦同享，可谓挚友，是傅作义身边少数几个能说上话的人之一。他所领导的联络处，对外叫联谊处，直接受傅作义领导，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客人或会见普通客人，并代表傅作义出席城内非军事性的比较重要的会议。

李炳泉是李腾九的堂弟，中共地下党员，受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南系学委领导。他毕业于西南联大，1940年在联大期间就加入共产党，原为北平《益世报》外勤记者，后傅作义在北平筹办《平明日报》，遂经李腾九介绍，到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记者。他利用较好的职业掩护和合法身份，借工作之便，为党搜集情报。李炳泉开始以亲属关系与李腾九漫谈形势，讨论前途，阐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出只有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才有出路，逐步打通了李腾九的思想，再让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一天，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了华北“剿总”司令部的大门。车上坐着的就是李腾九和李炳泉。他俩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时，傅作义正背着手、低着头踱步，王克俊待在沙发上。看到李炳泉到来后，傅作义停止了踱步。

刚刚坐下，李炳泉就对傅作义明确地说：“我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来见傅将军。欢迎傅将军作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使北平问题获得和平解决。”

傅作义问道：“能否由崔载之代表我同你一起，到解放区见中共方面的领导？”

“可以！”李炳泉十分肯定地回答。

傅作义说：“那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我派崔载之作为我的代表，携带一部电台，由你陪同出城联系。与城外解放军方面的联系，也请你通过地下党负责办理。”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人们随即离去，傅作义一人独自留在屋里，似乎感到有一点轻松。

崔载之是傅作义的亲信，追随傅作义多年。抗战初期，傅作义在绥远陕坝时，曾办过《奋斗日报》，崔载之是该报的负责人。之后，傅作义在北平创办《平明日报》，又委托崔载之为社长。崔载之工作出色，使《平明日报》成为傅作义集团的喉舌。

12月14日夜晚，傅作义秘密召见了崔载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崔载之、李炳泉同报务员、译电员和司机五人，携带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由王克俊把他们从广安门送出城。他们原准备去平山县西柏坡，希望见到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北平和平解决。但他们出城后，随即又折了回来，向傅作义报告说，路上一再受阻，解放军要他们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不久，王克俊又把他们从西直门送了出去，吉普车很快到了解放军的防区，解放军战士把他们送到了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麟接待了他们，并将这一情况电告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平津前线司令部接电后，一面转报中央军委，并提出“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⁴⁾一面电令第十一纵队派人将崔载之、李炳泉一行护送到距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孟家楼不远的蓟县八里庄。

中央军委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后，于16日16时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电报，明确指出与傅作义代表进行谈判的原则和主要内容。电报全文如下：

林、罗、刘：

十六日十时电及转来贺（晋年）、陈（仁麟）、杨（春甫）、何（廷一）十五日二十时电，均悉。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

（二）具体策略现在不做决定，等候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行考虑。

（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三十五军一个师、一〇一军两个师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军（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述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四）但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五）至于其他敌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后再说。

（六）李炳泉所说十四日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

（七）李炳泉并非傅作义亲信，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军委

十六日十六时⁽⁵⁾

根据中央军委的这些指示精神，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由东北野战军作战处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让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队列科副科长王朝纲担任苏静的助手，先与他们谈判，以摸清其真正意图和条件。

苏静选择了八里庄村周庆海家，作为接待和谈地址。这是一座两进院十几间房子的宅第，房子都是砖木结构。这原是本村地主的家产，解放后，分给了世代扛长工活儿的周庆海。

12月17日，崔载之起草了一份电报：“腾九兄：我们安全抵达平津前线司令部，解放军代表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热情接待了我们。谈判即将开始，进行情况另报。”

不久，双方代表开始交换意见。这一天天气很冷，苏静安排人生了火炉。三人坐在炕上或是围在火炉旁交谈，没有程序，没有确定议题，只是互相了解情况。

崔载之再三表白说：“傅先生派我们出城，与贵方和谈，是诚心诚意的。傅先生对和谈十分重视，早在一个月前，华北解放军尚未包围张家口，东北解放军还未入关时，傅先生就派了彭泽湘、符定一去石家庄，向中共领导转达傅先生的意见：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的是起义时间和如何处置20多万中央军的问题。接着，又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给毛泽东先生发了一封求和电报，请求毛泽东派代表来谈。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傅先生的和谈诚意。”

苏静说：“傅先生想和谈，以解决平津察绥问题，这恐怕没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但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傅先生所说的和平解决，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和条件？希望能明确一下。”

崔载之思考片刻，接着说：“出城的前一天晚上，傅先生在中南海居仁堂召见了我。当他要我作为他的代表出城与贵军谈判时，我即提出我方谈判的具体条件是什么的问题。傅先生当时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说：为了多搞到一些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请贵军放弃对南宛机场的控制，哪怕是火力控制，请贵军目前也暂不要实施；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系军队的力量，以制约蒋介石的中央军，以便和平解决问题，请贵军放出被包围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两个师，如贵军愿意，可以派一部分解放军随第三十五军一起进城；选择和确定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的时机；傅先生还提议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傅先生参加联合政府，其所统辖的部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大体上就是这几层意思，可暂且当做我方的条件吧。”

李炳泉补充说：“傅将军想和谈，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华北问题，以结束他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历史，这是比较明显的事实。傅将军早年从军，历尽艰险，苦心经营了自己的一支部队。这支队伍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打过不少胜仗，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因此，在今天的形势之下，傅将军总舍不得把这支军队交出来，也在情理之中。我想，崔社长所谈傅先生的意思，关键恐怕就在保全自己的军队上。”

第一次双方交换的意见，到此结束。苏静立即把与傅作义代表的会谈情况，特别是傅作义提出的三个条件，向平津前线司令部作了汇报。

12月19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进一步明确同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指出：你们可以利用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等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决不允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

摸清情况后，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由刘亚楼参谋长与傅作义的代表举行正式谈判。

19日上午，一辆吉普车由孟家楼驶出，沿着平榆公路向西疾驶而去，很快在八里庄周庆海家门口停了下来，王朝纲闻声跑了出来，把刘亚楼引入后院，苏静对双方作了介绍。

两张八仙桌对起来，蒙上草绿色的军毯，成了简陋的谈判桌。双方代表，分坐在两侧，第一次正式和谈就这样开始了。

崔载之首先发了言。他再次说明了傅作义对和谈的诚意，又重申了傅作义的三个条件。

接着刘亚楼在谈了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华北的战局后，针对傅作义提出的三个条件，也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平、津、张、绥战事，通过谈判一起解决的方法，我们是十分欢迎和赞同的。但傅作义先生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这是和谈的前提。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先生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第二，傅先生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目的在于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不能接受。

第三，鉴于平津地区主要是中央系军队，而傅先生又难以下令其缴械，我们可以允许傅先生留下两个军，把蒋系中央军中师长以上的头目统统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者由傅部让路给解放军进城以解决中央军。

崔载之将上述谈判情况向傅作义报告后，傅作义只答复：北平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他的部队多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除此之外，傅作义对其他问题则置之未答。很显然，他有保存军事实力的想法。

很显然，双方所提出的和平条件相距太远，分歧的焦点是一方要保留军队，一方要解除其武装，显然达不成协议。因此，第一次和谈就此搁浅，没有任何结果。不过，经过这一次和谈，双方条件已经明确，意图清楚，达到了相互了解的目的。

时间已到中午了，刘亚楼宣布休会，并设宴款待傅作义的代表。

席间，刘亚楼说：“傅将军是一位抗日名将。他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和1936年的绥远抗战中，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卓越功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长城抗战时传诵的傅将军一首诗：‘塘沽协定事堪伤，自折樊篱引虎狼；死战怀柔坚不退，放到最后一声枪！’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刘亚楼接着说：“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傅将军一直和我党合作得很好。他看到我军政治工作是提高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要求我党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傅部去，我们派了；他根据毛泽东为我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傅部制订了‘十项纪律’；他在军事上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法，把《论持久战》中的战略战术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共产党所提出的一些抗日主张，他都能主动接受。从傅将军当时所走的道路来看，不愧为一位有政治眼光、能征善战的爱国将领。遗憾的是，抗战胜利结束后，他竟追随蒋‘戡乱反共’，充当起打内战的急先锋。现在，让我们重新携起手来，希望历史的悲剧早日结束。”

这番话，说得崔载之、李炳泉连连点头。

和谈暂时中断了。苏静、崔载之、李炳泉等仍留在八里庄。

这时，北平的傅作义又怎样呢？

12月下旬，我军对傅作义集团又发起了凌厉的攻势。22日傍晚，传来新保安之战，以第35军两个师全部覆灭，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而宣告结束，人民解放军正在围歼张家口守军的消息。这无异于给心绪不定的傅作义当头一棒，傅作义在为他心爱的战将自杀身亡而痛哭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而担忧。

经过深思熟虑，傅作义于12月23日又给毛泽东发出一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十二月二十三日⁽⁶⁾

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又传来张家口突围部队第105军被全歼的消息。至此，傅作义赖以起家发迹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了。

又熬过了一天，25日拂晓，傅作义的新闻秘书收听到新华社的广播，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列在第31位。新华社在播发43名战犯名单的同一天，还发表了另一则新闻，其中写道：傅作义要想不作战争罪犯，避免人民的惩处那是不可能的，但略为减轻这一惩处则现在还有可能，那就是命令全军缴械，并保障不再杀害革命人民。

傅作义听到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大惊失色。“战争罪犯”这顶帽子，使傅作义在刚刚遭受沉重的军事打击之后，又遭受到巨大的政治打击。他最担心的是，平津问题若和平解决后，仍得不到共产党的理解。

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傅作义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他外受解放军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软硬要挟胁迫，思想斗争激烈。他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为蒋介石殉葬，又不想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背“叛将”之名；既不想战到最后做俘虏，又想尽快按他自己的想法和平解决平津地区战事。(www.xing528.com)

傅作义在城内闭门谢客，精神恍惚，经常一个人独坐，不思饮食，自言自语，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完了。傅作义身边的人为他担心，王克俊甚至把周围的手枪都收了起来，以防傅作义自杀，但跟随他的人都无法解除他心中的郁闷。

12月26日，傅作义一个人躺在卧室内，他女儿傅冬菊坐在床边，面带愁容，不知所措。这时，王克俊和刘厚同推门进来，看到此情景，傅冬菊忙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示意请刘厚同劝说开导傅作义。此时，傅作义孤独的心田正需要人来安抚。

刘厚同来后，傅作义从床上起来，坐在沙发上。他情绪很低，喃喃地说：“我现在是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只剩下坠落，埋葬自己了。”

刘厚同对他说：“宜生，不要悲观！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依我看，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和谈道路走下去，旧的生命的完结，标志着新的生命的开始。”

傅作义说：“我是想走和谈的道路，可对方条件太高，难以接受呀……”其实从内心深处讲，当时他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由于思想上有“五怕”的顾虑：一怕控制不了国民党中央军；二怕得不到共产党的理解；三怕蒋介石轰炸北平；四怕对不起中央军；五怕被人看做叛逆。

刘厚同说：“不就是要你逮捕中央军的军、师长吗？你如办不到，可以说明情况，重新再谈嘛！”

傅作义说：“那不是条件，是让我缴械投降，是让人们把我当叛逆看，落个千古骂名！”

“宜生，此念差矣！商汤、周武是桀、纣的臣，反而讨伐桀、纣，后人不仅不骂他们是叛逆，而赞美他们是圣贤。《左传》所谓忠者，忠于民事也，非忠一人之谓耳。现在，国事败坏至此，家室仳离，民生涂炭，人民都迫切希望和平，政治需要改造，你若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是叛逆呢？”刘厚同最后劝道：“你要当机立断，顺应人心，抓紧和谈，前途是无限光明的。”⁽⁷⁾

傅作义紧闭着嘴，陷入沉思，他今天的话特别少。

代表傅作义出城与中共谈判的崔载之得知新保安、张家口相继被攻克，连续给傅作义发电，劝他不要发通电，要慎重考虑中共方面的条件，军队放下武器，守城没有出路。电报发出后均未得到回音。直至12月26日下午，李腾九急电崔载之称：“总座为国家、为人民及保全平津文物与工商业基础，毫无任何政治企图，其意也即帮助成功者速成功，而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因之，如果缴械亦先从傅身缴起，吾兄迭次来电意见均好，希望即返平面谈。”崔载之接到电报后即返北平，由王克俊到德胜门外接他回城，并立即到中南海向傅作义详细汇报了会谈结果。李炳泉及译电员、报务员带着电台仍留守在八里庄。

崔载之回北平后不久，傅作义有一天忽然对参谋长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

李世杰一听此话，知道崔载之出城和谈遇到障碍，就说：“我们是军人，在没有实现和平之前，当然准备随时打仗，但实际上并不是一说打就能立即打起来。可见和谈这一问题，也不是一谈就可和的。你不要动感情，随便放弃和平。你要很理智地考虑好。”

停了片刻，李世杰接着说：“我认为纵然打几个胜仗，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是政治腐化、经济崩溃、军事瓦解的总结果。如果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我们离开北平，可以到绥远再打，绥远失败可到宁夏再打，宁夏失败再走。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是政治、经济、军事总崩溃的时候到了，我们有什么办法挽救呢？你常说，‘一切为人民，一切为士兵。’再打下去，只是牺牲人民和士兵，与你向来的主张不合。但是，我们当然一方面准备打，一方面要去创造条件去谈和，实际上和比打更难。”

傅作义对李世杰的这个意见，表示同意。李世杰继续说：“如果要打仗，我鼓起勇气，准备着牺牲，下达作战命令，就可以打起来，大家原来都习惯这一套，那是比较容易办的事。但谈和则是革命的行动，需要更大的勇气、耐心和智慧。”

李世杰分析说：“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并不熟悉和谈工作。这首先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方面不熟悉，不经过几次接触，相互了解和谅解，是很难谈成的；二是为了使部队人员了解，必须事先进行说服工作，由上而下地在精神上作好准备，才不致感到突然，引起骚动。我认为只是目前要办的主要工作，怎样准备，何人负责，请你考虑一下。我打算先由本部起与各高级军官谈谈，应当早行决定，以免将来来不及。”⁽⁸⁾

傅作义赞成李世杰的这一建议，并令他先在华北“剿总”人员中进行。

接着，傅作义就和谈问题，分别与亲信梁述哉、郭宗汾、郑晓岚、安春山、刘春方等人谈话，征求意见。

梁述哉说：准备守城是临时的办法，准备和谈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的；但单独讲和很不容易，得不到好处，应当及早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取得一致主张，一致行动才好。

郭宗汾认为：现在只有坚守北平一条路，可惜北平事前准备得不够，但是按太原守城的办法去做，赶快做工事也还是可以的。我们军人只有这一个主张。为了集思广益，找些地方上、行政上的人谈谈也好。

郑晓岚主张，过去没有采用向津沽转进的方案是失策的，目前只有坚守，和谈是不赞成的。

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都同意和平谈判。⁽⁹⁾

亲信们各抒己见，傅作义莫衷一是。

傅作义召回崔载之，似乎要把已经开始的谈判中断下来，但中共方面并未因此放弃努力。12月27日晚，中央军委致林彪的电报中，对与傅作义和谈的政策问题再次作出三点指示：

林：

感（二十七日）九时电悉。

（一）傅作义代表既已回北平，其译电员、报务员及李炳泉尚留下，他可能有电报发来或者本人会再出来，因此你们仍可不断与傅作义的电台联系，以利侦察傅之动向。

（二）为打击国民党的和谈欺骗，为澄清中间派别中的混乱思想，我们已用非正式方法（权威人士发言），宣布头等战犯名单四十三名。另在一个新闻报导中说到傅作义要想不作战争罪犯，避免人民的惩处，那是不可能的，但略为减轻这一惩处则现在还有可能，这即是命令全军缴械投诚，并保障不再杀害革命人民，不再破坏公私财产及武器。这即是你们曾向傅作义代表说过的，假如他能这样做，可以保障其本人及部属的生命安全及私人财产。

（三）蒋介石以徐永昌为国防部长，鼓励傅阎对我抵抗，但在我采取上述政策（即保存其个人的生命财产）下，在攻城紧急一切绝望之时，仍有缴械投降的某些可能，但你们不应依靠这一点，而应依靠强攻。

军委

二十七日二十时⁽¹⁰⁾

在傅作义同解放军进行磋商和平解决办法之际，蒋介石有所察觉，先后四次派人来加紧拉拢傅作义。

第一次，约在李炳泉出城未回之际，蒋介石派其前军令部长徐永昌从南京飞到北平劝说傅作义，大意是要求傅作义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到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尔后再候命南撤。傅作义以实际形势不可能做到为由，予以回绝。

第二次，徐永昌去后不久（隔了一两天）蒋介石又派国防部次长、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来到北平，继续策动南撤。郑介民除谈了徐永昌所谈的内容外，还表示在北平的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南撤，说什么“我的所属人员听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和听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傅作义以形势不可能作答。

第三次，不久，蒋介石又派其次子蒋纬国持亲笔信来北平。信的内容大致是：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党再次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蒋纬国“面陈”的，和徐永昌大致相同，说只要傅作义经海陆两路撤至青岛，则有美军援助南撤；还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蒋介石要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并发给傅作义一等“卿云”勋章，以拉拢傅作义南逃。傅作义亦婉言拒绝。

第四次，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来北平，对傅作义表示：今后美国要抛开蒋介石完全支持傅，美海军将沿海援助南撤。傅作义说：我们是一个国家，你们要给援助可以到南京政府去说，我是个地方负责人，不能直接接受。白吉尔一再强调今后将抛开蒋介石直接支持傅作义。最后，傅作义严正地回答道：我是个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能解决好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毋需外人来干涉。白吉尔讨了个没趣，只好败兴而去。⁽¹¹⁾

这期间，傅作义就和谈中断之后，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与王克俊、阎又文、刘厚同商议了好几天，也没有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1948年的除夕之夜，傅作义又把李世杰找来谈话，当时王克俊也在座。

傅作义对李世杰说：“我们研究了几天，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我自己决定了三条：一是近日准备发一个和平通电，呼吁平津问题和平解决，为人民请命；二是我自行解除兵权，交由第4兵团司令李文代理；三是我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请罪，听候处理。这样做法，北平可以免去兵灾，又可以倡导全面和平。我想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你觉得怎样？”

傅作义把问题这样提出来，李世杰当时愣住了。他毫不隐讳地说：“我们和谈的路还没有走绝，为何要出此下策？”

未等傅作义开口，李世杰接着说：“恕我直言，这样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办法，任何方面都对不起。对军队，对人民，都对不起。你把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集中到北平城郊，既不战，又不和，说了几句空话就跑了，这些队伍叫李文怎样办？领导着和吧，李文是蒋介石的嫡系，势不可能，一定会出大乱子；领导着战吧，兵燹结果必然毁灭了北平。如此，你首先对不起北平居民，也对不起这几十万军队。再就蒋介石说罢，你既不愿走革命的路子，你就得走效忠蒋介石的路子，陪伴他殉葬。但你又不愿走打的路子，发一个和平通电就走，蒋介石一定认为你是临阵脱逃，也不会原谅你的。再就共产党方面说，你的和平通电是会得到同情的，但你不起来执行和平，而放一个空炮就走了，我想也会认为你这个做法是有始无终的，是既怕打仗又怕和平的一种行为。再就对自己说，也对不起自己，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一定不客气地交军法处理，到那时又怎样说理呢？这个做法，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我都找不出赞成的理由。”

当时傅作义的态度很窘，对李世杰的话似乎没有法子来否定，只是说：“我们既然为着全国的和平而这样做，牺牲也是有意义的。我要召集师长以上的官员来给他们说一说。”李说：“只召集察绥以上官员谈，影响不大，和他们谈了再说。”傅作义当即告王克俊通知察绥高级官员来总部开会，李世杰随即离开傅作义的办公室。傅作义提出和平通电及到南京请罪的意见后，安春山表示赞成，刘春方提出反对意见。商谈后没有得到结论而散。⁽¹²⁾

1949年1月1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业已就歼在即，北平将告解放，为着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持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即日起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军事管制范围为北平城郊，东至通州，西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一俟北平解放，军事管制区域即加入北平全市。

毛泽东洞悉傅作义的心理。傅作义召回崔载之后，毛泽东仍指示平津前线司令部转北平地下党告知傅作义，中共对他并未放弃宽大政策。

元旦刚过不久，1月2日李炳泉回到北平，并在李腾九、崔载之的引见下，来到中南海。他是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示，来向傅作义当面传达中央军委1月1日给林彪的电报中所提出的《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的。电文如下：

林：

十二月三十一日各电均悉。

（一）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我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二）你们应通过平市之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的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见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己、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三）上列六点最好由平市再派一个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出城谈判之崔某如何）的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傅保守机密。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军委

一月一日二时⁽¹³⁾

李炳泉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强调说，目前不要发通电，因为通电一发，他就失去了“合法地位”，并有可能为蒋介石嫡系部队所解决；因他反共甚久，我党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等一同列为战犯，而这样便加强了他在蒋介石面前的地位，以掩护其与我和谈的行动。

以上意见，不仅表明中共中央对北平和谈的原则立场和政策，又表现了相当的灵活性。傅作义在听了以上诸点意见后，如释重负，茅塞顿开，情绪大为好转。他看到自己面前并不是一条绝路，和谈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解放军已包围平津多日，随时可发起进攻，但平津前线司令部遵循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一直耐心等待着傅作义在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上有明确表示。傅作义在抵制住蒋介石的数次拉拢与胁迫后，终于在我党政策的启发与感召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决定再派代表与中共继续和谈。

这时，从傅作义的内心来说，他是想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地位，作为今后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资本，而不愿意接受投降或缴械的方法。为此，崔载之一再向李炳泉表示，傅作义可以放弃军权，但要求中共方面给予政治地位与荣誉。

傅作义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与当时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1948年12月下旬，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派，利用蒋介石在东北、中原战场上的失败和美国当局对蒋介石失去信心的机会，向蒋介石挑战。12月24日，白崇禧以华中“剿总”总司令的名义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要求相机将真正谋求和平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白崇禧发和平通电的本意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介石下野，由桂系取而代之。这时，经过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打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而桂系部队尚未受到严重打击。

12月25日，李宗仁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分别发出通电，倡议与中共和谈。李宗仁提出五项和谈主张：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民主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发出通电，逼蒋介石下野。同日，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和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四省参议会议长也发出通电，敦请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继任。与此同时，司徒雷登方面也作出了让蒋介石下野的表露。

蒋介石在重重压力下被迫作出“引退”决定。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在官邸邀请国民党中执监委员聚餐，宣读了第二天将要发表的新年文告。文告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

李宗仁、白崇禧以呼吁和平名义迫蒋下野，使“和谈”之声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一方面要拖延时日等待时局发展，一方面要为自己将来的政治地位作打算。

傅作义在作第二次和谈的打算。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2)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页。

(4)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5)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6)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7)　刘厚同：《故都八十三天和平史略》。

(8)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9)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0)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11)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载《回忆傅作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1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3)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