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围歼平津塘之敌了——林彪提出先打天津——放弃攻打塘沽计划——“大天津堡垒化”的防御——我军集中22个师攻天津——林彪致函陈长捷劝降——刘亚楼接见出城谈判代表——天津外围战——发起总攻——天津解放——塘沽五万余敌从海上逃走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迅速歼灭，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至此，平绥线全部为我军控制，从而完全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这时，中央军委决定华北第2、第3兵团继续西进，解放绥远，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归还东北野战军建制。
这一情况表明，平张线上的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全歼傅作义嫡系主力后，平津战役的重心就转移至围歼平、津、塘地区蒋介石嫡系部队上来了。这一任务主要就由东北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来完成了。
围歼平、津、塘地区的蒋系国民党军队，又应该从哪儿先打起呢？按照中央军委提出的“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两头”的西头，是新保安、张家口，东头就是塘沽。中央军委的原定计划，是在西线华北第2、第3兵团攻击新保安、张家口后，东线东北野战军主力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于我手中，则全局胜算在望”(1)。这是因为，我军占领平绥全线后，虽然使傅作义集团西逃的希望变为泡影，但是，敌人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却在增大。为此，中央军委曾多次要求东北野战军，务必刻不容缓地攻克塘沽、天津，切断敌人南逃之路，把北平变成一座四面无援的孤城。
塘沽，位于渤海湾海河入海口北侧，西距天津45公里，是华北地区重要港口。塘沽自明代以来就成为海防要塞，它不仅是控制天津的沿海前沿，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解放战争时期，塘沽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的重要出海通道和海上补给线，一直以重兵把守。傅作义为确保津塘，将天津、塘沽两区合为一个防守区——津塘防守区，以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任防守区司令，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兼任副司令。他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为了加重侯镜如的责任，减轻陈长捷的负担，因为国民党驻津塘部队主力基本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陈长捷是难以指挥的。
傅作义深知塘沽的重要，他命侯镜如指挥第87军及独立第95师、第318师、交警第3旅、保安第5团及津塘水上保安队等部，防守塘沽。另有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壮率主力舰“重庆号”及其他舰船数十艘在渤海湾巡弋，支援陆军守备，并在必要时担负撤退运输任务。东北解放后，北平和天津的敌人都乱了套。北平的往天津跑，天津的往塘沽跑。很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偕带家眷都到塘沽等船南逃，码头上人流滚滚，拥挤不堪。
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左路大军隔断了津塘联系，并从北、西、南三面形成对塘沽和大沽的包围态势。同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心“先取塘沽，后攻天津”。随后又决定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共十个师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攻击时间预定在27日以后。
也就在这时，中央军委再一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以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并强调“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对侯镜如进行劝降。(2)
接到中央的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第二、第七、第九纵队积极进行攻击塘沽的准备，各纵、师领导人抓紧勘察地形，侦察敌情，拟定作战方案。
塘沽被围后，敌第87军军长段云及三个师长都建议侯镜如下令撤退。侯镜如决定以团为单位分配船只和渡口，预先将笨重物品和重要物资搬上舰船，并将其指挥所设在船上，随时准备在海军舰队掩护下撤逃。
经过我前线部队的实地侦察，塘沽附近的地形特点是，东南两面滨海，西面和北面直至海岸都是草地和积水的盐滩，冬季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的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同时，不能挖工事，大兵团作战比较困难。
邓华、吴富善等鉴于塘沽地形复杂和守敌有一攻即撤之势，于12月25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建议推迟攻击塘沽时间。在目前的情况下，打塘沽不如打天津，对我们更有利。
战场的情况变化很快。正当东北野战军准备进攻塘沽之敌时，出现了新的情况。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平津两地之敌有突围逃跑的征候。
情况也正是如此。12月18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凯、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乘飞机到达天津。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天津市长杜建时在陆军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且共事多年，于是，杜建时就把他们接到家中。这时，李及兰递给杜建时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写道要杜建时和李及兰等三人商量，将防守天津的部队集中到塘沽，从海上撤退，以加强华中的军事力量。李及兰见杜建时表示同意，就说：“给你一个军方名义把部队赶快带走。”当杜建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陈长捷、林伟俦、刘瀚云时，因林伟俦、刘瀚云是蒋系中央军，对固守天津早已失去了信心，都同意趁天津到塘沽口岸的公路、铁路、水路尚能通行时，立即行动。只是由于陈长捷是傅作义的嫡系将领，他不愿意撤才放弃这次突围之举。
林彪接到邓华、吴富善的电报后，又根据“平津之敌突围象征甚多”的情况，认为在我攻击塘沽时，平津守军有冒险向塘沽突围和增援企图。如我攻击塘沽不能迅速得手（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将陷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林彪于12月26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推迟攻击塘沽的时间。
同日22时，中央军委复电林彪，同意推迟攻击塘沽的时间，指出：“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全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3)
为了防止平津之敌冒险突围，中央军委于12月26、27日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林彪迅即作出防止平津之敌突围的整个作战计划并电告中央军委。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应加强包围平津两敌的兵力，严防平津两敌突围逃跑。如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归建后仍兵力不足，则可调华北第3兵团甚至第2兵团参加平津作战。可令华北第3兵团在张家口休整待命，第2兵团或者停止攻大同计划，准备东进。总之，“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的整个部署”。
（二）“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形势（这是从平津敌不会突围这一点出发而作的部署）。”
（三）迅速指挥卢沟桥、静海等处，防敌南逃。在目前情况下，平津敌向西突围可能性不大。北平敌向天津集中然后会合天津、两沽之敌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因我有充分的力量位于平津、两沽之间，故必不会成功。我们认为两沽之敌从海上逃跑，平津两处之敌则向南面突围会合于石家庄或德州，然后沿平汉路或津浦路南下可能性较大。由于永定河可能成为部署追击的障碍，而我们的南面又最空虚，敌向此方向突围的危险性就最大。同时，因杜聿明尚未歼灭，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不能部署堵击，此种危险性就更大了。因此，应速以必要兵力指挥卢沟桥、静海等处，并迅速在永定河上架设多座桥梁以利追歼逃敌。
（四）聂荣臻、薄一波应速部署华北军区部队和民兵，协同野战军主力歼灭平津突围之敌。周士第、陈漫远应即秘密准备在必要时，以一部指挥太原阵地，率华北第1兵团主力赶到石家庄地区堵击平津逃敌，以利东北野战军赶到后聚歼。(4)
中央军委的这一部署的重心是将打两沽之敌改为打平津突围之敌，将防敌从海上逃跑转为防敌从陆上南逃。
根据中央军委将重点放在打平津突围之敌的部署，因罗荣桓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林彪和刘亚楼开始调部队转围天津。
12月26日，林彪派刘亚楼亲自到塘沽前线，会同前线指挥员，再一次详细调查塘沽周围地形。他向林彪汇报说：“塘沽地形，北宁路与海河之间便于接近，但突破前沿后均系独立地物及建筑物，其坚固程度虽不大，但连续扩张困难。”其他方向均为一片平坦的盐田，无一村庄，无法通行，炮火亦无法封锁海口。刘亚楼估计：“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两沽之敌则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歼敌一部，大部逃窜，结果得失不合算。”塘沽前线的指战员们也说：“不怕敌人多，不怕敌人硬，就怕使不上劲。”
根据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和塘沽不利攻击的地形条件，林彪和刘亚楼果断决策：放弃攻击塘沽、大沽计划，先集中兵力夺取天津。12月29日11时，林彪、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
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宽广之盐田，且不能作战，涉之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因海潮起落关系），不便接近亦不便构筑工事。且敌主阵地在新港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断其退路。该处停有兵舰，敌随时可逃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西移到达天津附近。
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面准备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即批准这一建议，立即复电：“放弃攻打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5)
考虑平、津、塘三地之敌可能同时动作，林彪提议华北第2、第3兵团全部东调参加平津会战。12月27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平津及两沽守敌共30个师，我军虽有胜利的充分把握，但难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故杨成武部，仍以开北平附近为好”。28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应有与平、津、塘敌三十个师同时作战的准备，要把它看作一仗，因敌很可能在我打一处时，其他两处同时动作，以孤注一掷之决心，以图侥幸之成功。为慎重起见，我两杨兵团皆开北平附近为好。这样能使力量有余裕，即令我军在作战过程中有某些差误，亦能有余裕力量补救。”
当天20时，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并告杨罗耿、杨李：“同意林之提议，杨李全部，杨罗耿主力均调平津参加会战，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
在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林彪即令华北第3兵团于29日向北平前进，在孙河镇附近地区集结。华北第2兵团向北平前进，在沙河镇一带集结。华北两兵团由西进改为东进北平地区，使得绥远的一部分国民党军得以暂时喘息。
东北野战军决定要先打天津。那么，摆在林彪面前的天津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拥有200万人口，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地处水陆要冲，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明清两朝北平定为都城后，天津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天津东临大海，地势低洼，河流纵横，整个市区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海河、白河、北运河、南运河等切成许多片段，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这些自然的地理条件，造成了天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天津防守司令兼警备司令陈长捷，早在1947年初便抓夫10万，征调大批财力，开始修筑“大天津堡垒化”的城防工事。天津很多地段过去没有城墙和护城河，为防御需要，环绕全城挖掘深3米、宽10米、长达50公里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的水，使护城河水位经常保持在1米半至2米半之间。护城河外侧建起了碉堡群，内侧修起5米高的土城墙，墙上设有铁丝网、电网。到解放军攻城前一个月，市区内外共有380多座大碉堡，小碉堡不计其数，构成了坚固的城防体系。东北野战军逼近天津时，陈长捷根据傅作义“加固既设工事，想尽一切办法，坚决将天津守住”的指示，采取各种应急措施，以“应付非常时期”。
国民党守军为扫清射界，日夜清除天津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木、房屋等，形成天津城外的10公里的“真空地带”，并在这一地带埋设近4万颗地雷。陈长捷凭借着这些堡垒化的工事，凭借着深沟高垒，河流纵横，试图固守顽抗。
天津的守城部队共有10个正规师，4个特种兵团，还有地方部队，计13万守备兵力。陈长捷调动兵马，部署防御。他利用海光寺、中原公司和警备司令部的高大建筑物，构成市区的防御中心阵地，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都在此处防守。城北部地势较高，也是防守重点；城南部多为水网区，有许多建筑物，工事构筑也坚固，兵力相对弱一些。天津警备司令部在海光寺附近。陈长捷对其部属说：这样坚强的碉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总司令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多少倍。“涿州的防守三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绩。我们现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定坚持胜利。”(6)
此时，陈长捷自恃力量还不弱，一方面可以主待客，以逸待劳，扭转局势；另一方面，即或不能取胜，也可实行依城设阵的收缩，等待来自海上的海军支援，还可收拾残部，从海上退到江南。
12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以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12个团，共34万人，参战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刘亚楼任天津前线司令员，负责统一指挥攻取天津的战斗。
天津前线指挥部设在杨柳青以东的桑园。时间很紧迫，攻歼天津守敌的准备工作必须在十天之内完成。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1949年来到了。1月初，刘亚楼在杨柳青召集参加攻打天津的各纵队的指挥员开会，详细地研究了天津守敌的情况、地形，同时，天津地下党也提供了有关天津守敌的各方面的情报。
天津市区狭长，南北长25里，东西宽10里。陈长捷把战斗力强的部队放在北部，战斗力弱的部队放在南部，在兵力部署上形成了“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的特点。
刘亚楼根据天津市区地形特点和敌人守备情况，决定将主攻方向置于中部，采取“东西并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部队的具体部署是：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配属特种兵部队地炮89门、高射炮15门、坦克20辆和2个工兵团，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273门，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从和平门附近南运河西岸地区突破。首先向金汤桥发起攻击，求得迅速与东集团会师；再会同南集团先歼南半部守军，尔后视情况向北半城发展。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第八纵队，配属火炮67门、高射炮8门、坦克10辆和2个工兵营，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169门，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从天津以东之王串场、民族门地区突破。第一步在金汤桥与西集团会师；第二步以第七纵队向南半城发展，第八纵队向北半城进攻。
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第34师，配属特种兵部队地炮24门、装甲车16辆，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96门，组成南集团，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统一指挥，为助攻方向，由南向北攻击，从天津以南尖山子地区突破，配合东、西两集团，围歼南半城守军。
第八纵队独立第4师主力、第二纵队独立第7师一部及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两个营，在城北民生门、丁字沽等处佯攻，迷惑牵制守军，以配合主要方向上的作战。
第六纵队第17师为总预备队，准备随时从城西加入第一主攻方向上作战。
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守军向塘沽突围。
东北野战军参加攻津作战的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天津外围各指定地点集结，很快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
东北野战军34万大军将天津围得水泄不通，傅作义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是战是和，思想动摇，举棋不定。12月30日，他打电报给阎锡山，征求对策。第二天，阎锡山回电说：“军事上能守才能攻，政治上能战方能和。不能守而谋攻是速败，不能战而和是投降。我们今日只有谋重事之所当为，尽重力之所能为。”阎锡山为傅作义撑腰打气，要他与人民顽抗到底。
担任天津警备司令还不到半年的陈长捷，犹如困兽被围在天津城内。傅作义与陈长捷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又都出身于晋军而脱离晋军。他们曾同在阎锡山部队共事，尤其涿州之战，困守孤城三个月之久，是两人一段难忘的经历。提起涿州之战，傅作义常引为自豪，情不自禁地说：“我和陈长捷均在青春年少、血气方刚之时，干得实在惬意！”陈长捷作为傅系将领，是傅作义特地把他从兰州调到天津任职的。天津是傅作义手中的一个砝码，陈长捷要对傅作义负责。
天津守敌为作垂死挣扎，企图利用水患来阻止解放军进攻。敌人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让南运河水流入护城河，使护城河水位经常保持3米深左右，而且每天派人在河上打冰，以防止河水冻结利于我军通过；又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了护城河通入海河的通道。护城河里的水有进无出，不断暴涨，河水很快向天津西南广大郊区倾泻，造成一片水淹区，使我军预定的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阵地也成了汪洋。面对这一情况，我军天津前线指挥部广泛发动当地群众打破了敌人的放水计划，但护城河水仍然很深，这必然会给攻城造成很大的障碍。
为确保攻津作战的胜利，参加天津作战的各部队，全力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在“攻下天津城，打好入关第一仗”的口号鼓舞下，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抓紧兵种战术协同演练，群情振奋，斗志高昂；发动群众，研究克服护城河障碍的办法，发明制作渡河工具，想出了扎苇桥、活页桥、翻梯桥、船桥等渡河办法。前线指挥部将大家提出的二十多种渡河方案统一印发部队，让各级指战员互相参照，最后由群众确定本单位的渡河方法。
天津是华北的工商业大都市，经济、教育、文化发达。当时，天津有4760余家工厂企业，占全国工业比重的十分之一；有28500多家商号，有13所大学和几十所中等学校。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要求攻津部队，最大限度地保护天津的工商业和文化基础设施。1949年1月3日，中央军委电告林彪：“请令刘亚楼研究在攻击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1月6日，又两次致电林彪：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和学校。如果敌人占据工厂、学校顽抗，自应采取战斗手段，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和学校的敌军，“则应试图采用劝降的方法，以便减少破坏”。(7)前线指挥部经过深入的战前动员，人人表示严格执行政策纪律，争做军政双全的模范。
东北野战军各攻津部队进入集结地域后，在加紧攻城准备的同时，从1月3日起先后开始扫清天津外围作战。天津外围守敌的重要据点很多，但攻克后能置敌于死地的有三处：杨村、白塘口、军粮库。
杨村位于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平津铁路、公路干线上，是连接北平和天津的一个枢纽。杨村的守敌是新编第105军的一个师及两个团。在这之前，他们对这个要塞一直死守不放。当我第八纵队的一个师赶到杨村时，他们竟不战自退，运载敌兵的列车很快就要开动。在敌人想逃跑之际，我军战士很快包围列车，攻击摧毁。敌人纷纷跑出瘫痪的列车，仿佛才清醒过来，进行反击。一时间，杨村车站上的激战白热化了。敌人由于熟悉杨村，容易找到反击的有利地形，双方打得都艰苦。经过整整三小时的激战，杨村守敌才全部被歼，少将师长宋海潮被生擒。
白塘口是天津东南的一个交通要道。攻取白塘口，就把天津守敌逃向大沽口的退路给堵死了。第八纵队的另一路部队执行此项外围战的任务。傍晚，部队从武清出发，一夜急行军，次日清晨占领白滩寺大桥。接着，某团抵进津西镇杨柳青，俘敌500多人。当日中午，又进攻韩家墅之敌，激战三小时，毙伤俘敌1800多人。当晚，部队急行军直插白塘口，全歼龟缩在这一带的敌人。白塘口街上的俘虏队伍，三人一行排了里把长，静海县县长也在俘虏队伍之中。
军粮城是天津守敌向塘沽突围的必经之地。林彪说：我们改变了先打塘沽的计划，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塘沽之敌东逃以及天津之敌向塘沽逃窜的可能。塘沽方面仍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一个重点。第八纵队奉命占领军粮城后，又沿着津塘公路两侧构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陈长捷向塘沽突围的希望也宣告破灭了。
接着，西集团第一纵队先后攻占张八坟碉堡群、西营门西南碉堡群、王顶堤、大堤等据点；第二纵队先后攻占安徽义地、鲁西义地、三元村、丁字沽、霍家嘴等据点。义地，是旧时埋葬穷人的公共墓地，也指由私人或团体购置，专为埋葬一般同乡、团体会员及其亲属的墓地。天津郊外这样的义地很多，敌人在各地义地设立了外围据点，以加强防御力量。(www.xing528.com)
东集团第七纵队先后攻占曾家窑、义顺窑、东局子、广东义地、浙江义地、姜家窑等据点；第八纵队先后攻占范家堡、刘家场坊、四合窑等据点。第七纵队攻击东局子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东局子离天津城垣约2公里，是遮蔽津东主阵地的一个外围核心据点，陈长捷令第86军派一个加强团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死守。1月7日，第七纵队以第19、第21师各一个团从南北两面夹击东局子。守军拼死反抗，并得到该军主阵地的猛烈炮火支援。经两次攻击，第七纵队攻克东局子，歼守军1100余人。陈长捷后来说：“第八十六军举其精粹力量用在东局子支点上，只经解放军一日夜的猛攻强袭，即被突陷，炮火的日夜支援，也没起作用，一个大团干净灭亡。这使得原来软弱的第八十六军就全部丧胆了。”(8)
南集团的第九纵队和第34师分别攻占造纸厂、大河庄、灰堆及赵家坝、李七庄、纪家庄等据点。其中，灰堆（今辉德镇）位于天津东南角上，距城垣不到1公里，是天津守军屏障津南的一个核心据点。1月5日，第九纵队第26、第27师共四个团对灰堆发起攻击，经六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克灰堆，全歼津南第1、第2支队等部3500余人，活捉第1支队少将司令白英杰。
至1月12日，天津外围作战结束，共歼国民党军近5000人，基本上扫清了天津外围防御地带的大小据点，缩紧了对天津城垣的包围，整个天津城防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火力之下。
总攻天津城的战斗还没有开始，但大大小小的战斗每天都有发生。陈长捷困守在天津城内，企图凭借深沟高垒，想尽一切办法负隅顽抗。但他的内心却是惶恐不安的，他感到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仿佛都在抖动，好像天也要塌下来，眼前一片黑暗，似乎自己马上就要被黑暗所吞没。
我军扎营城外，与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
天津属平原城市，郊外地势平坦开阔，加上敌人在城防工事区内外制造大片无人区，拆毁民房村落，砍伐树木，扫清射界等，使我军难以隐蔽接敌。为确保突击胜利，减少伤亡，各师都集中一定的兵力进行近迫作业，改造地形，在自己的进攻正面挖数条长达几公里的交通壕。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指战员们不顾天寒地冻，冷风刺骨，一刻不停地坚持挖掘着冻土。这些交通壕纵横交叉，如同蛛网一样遍布整个前沿阵地上。
为了天津的工商业免遭破坏，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炮火之灾，平津前线指挥部仍然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第62军军长林伟俦、第68军军长刘云瀚发出亲笔信。信中写道：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国洞将军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林伟俦看完信，找到刘云瀚，然后一同去找陈长捷。陈长捷看过信后，又让警备副司令秋宗鼎通知杜建时一起前来商量，想出了一个主意。
陈长捷为拖延时间，探听我军虚实，摸清我攻城准备，决定施用缓兵之计，派出国民党天津市“参议会”丁作韶、杨云青、胡景熏、康相九四名代表，穿着长袍、戴着大礼帽，打着白旗，于1月8日、10日、11日三次出城与我方谈判。他们转达了陈长捷提出的只放下重武器，要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由海上南撤的无理要求。刘亚楼当即予以驳回，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明确提出四条意见：第一，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第二，天津守敌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第三，人民解放军保障一切愿自动放下武器的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第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坚持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主要反动首领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俘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处罚，并限令陈长捷在12日18时前答复。(9)
谈判中他们毫无诚意，刘亚楼看出敌人的花招，将计就计，故意在城北接见他们，让他们产生我军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北的错觉。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事后又使用重炮向天津北部试射，以野司警卫团从北面进行火力侦察。这一妙计果然奏效，陈长捷误认为我军攻城指挥所在城北，主攻方向也在城北面，就急急忙忙把战斗力最强的主力第151师从城核心区金汤桥调至城北面，以加强防御。这就更便于我军从城市中心拦腰斩断。
此时，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傅作义代表进行和平解决平津的谈判已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但傅作义仍未下定决心。1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10)同日，平津前线司令部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军必须于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解放军14日即开始攻城。
陈长捷又连忙召集天津市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天津市长杜建时、第62军军长林伟俦、第86军军长刘云瀚商讨对策，结果都表示“放下武器有为难处”。此时，天津已陷入解放军重围之中，天津各界群众强烈要求和平解决，傅作义本可下令天津守军停止抵抗，离城改编。但是，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向天津发出的指示，仍然是“坚定守下去，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决心“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拒绝放下武器。
最后，由陈长捷口授，秋宗鼎执笔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为了天津免于糜烂，可以商谈和平，请解放军派代表进城商谈。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这等于是拒绝了解放军发出的最后通牒。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至今仍缺乏诚意，旨在借和谈拖延时间，遂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以打促谈的方针，即：一方面欢迎傅作义再派代表来谈判；另一方面，第三次谈判不再包括天津。
1月12日、13日，陈长捷拒不答复和平条件。13日12时，我军限定时间已到，天津守敌没有丝毫要放下武器的表示。林彪当即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未遵令向外开出，本日此刻止，亦无新的消息，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的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击天津。接着，又致电刘亚楼：“一、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仅在拖延时间。二、各部应按计划于明（14）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11)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下达了1月14日总攻天津的命令。
13日夜晚，在夜幕的掩护下，我步兵各突击部队，冒着呼啸的寒风，通过早已筑好的交通壕，分头进入各处的攻击阵地；炮兵各连队，也都按照预先指定的路线，进入发射阵地。一夜之间，在天津的外围，按照火炮的种类、射程，布满了密密麻麻四层炮兵。
这时，刘亚楼顶着寒风，朝主攻方向和平门走去，几个警卫员紧紧跟随着他。借着暗淡夜色，隐约可见敌人的城垣、碉堡、护城河和一道道障碍。几天来，他和纵队指挥员、各主攻师师长们把敌人的防御体系和火力系统都琢磨透了。但是，在大战前夜，他还是忍不住要来前沿阵地看一看。13日午夜过去了，敌人没有任何放下武器的表示，刘亚楼发出了攻击命令。一时间，从各指挥部到各前沿，从各前沿到各指挥部，一条条预设的电话线传递着战斗命令。
1月14日凌晨，整个阵地上一片宁静，总攻前夕的气氛使人烦躁不安。乘这一时机，陈长捷给他的部下发了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并规定“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出乎预料的是，寒冷的天津上空却是浓雾弥漫，白茫茫一片。敌人阵地上的工事和重要目标被大雾笼罩着，模糊不清。原定的总攻时间，不得不暂时改变。10时左右，数发红、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打破了宁静的气氛。
总攻开始了！
东北野战军的五百多门大炮一齐怒吼，在一小时的炮火准备内，数千发炮弹呼啸着划空飞过，倾泻在敌人的明碉暗堡上。预定的突破口，烟尘滚滚，砖头、泥土飞上半空，并在城墙上炸开数道豁口。敌人炮火被我军炮火压制住，发挥不出威力。两架敌机刚出现在天津东南方向我阵地上空，配置在津保公路两旁的我高炮团1营，随着指挥所“全营集中射击”的命令，就被猛烈的炮火击中，先后坠落下来。
紧接着，我军各路突击部队，在硝烟弥漫的田野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突破口发起冲击。工兵部队在炮火、坦克掩护下，迅速排除了护城河外各种残留障碍物。护城河，这个曾经为它日夜操心的一道前进的障碍，竟因我军跟敌人展开放水斗争，使它出现了奇迹：敌人放一次水，我们堵一次水，结果，流进一层水结一层冰，河面上的冰越结越厚。人可以从冰上通过。至于原来大家想出的苇子桥、木船桥以及坦克沉在河中心等渡河方法，现在都不必使用了。护城河的冰面虽然被炮弹炸开大大小小的窟窿，却冻得很结实，战士们绕过或跳过去。他们有的失脚落在冰窟窿里，有的陷在雪堆烂泥里，但是仍不顾浑身湿淋冰冻，爬起来又飞奔向前。
争夺突破口的恶战展开了！城西两个纵队，城东两个纵队，像四只铁拳，两面夹击，城南一个纵队也在积极向城垣发起攻击，使敌人无法招架，首尾难顾。
在城西第一主攻方向上，第二纵队第6师、第一纵队第2、第1师在南运河以南，第二纵队第4师在南运河以北，并肩突击。11时30分左右，各主攻师相继突破城防。在和平门城垣两侧的几个突破口上，原来被我炮兵震昏了的敌人，一清醒过来，又从残碉破堡中钻出来，向刚刚攻入突破口的我军反击。无比英勇的我军指战员有进无退，在突破口与顽抗的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第一纵队第2师的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压倒了敌人，巩固住突破口，把鲜艳的红旗插在天津城防线上。位于第一纵队左侧的第二纵队第6师，与第一纵队并肩突破。战士们在向城垣冲击中，四名旗手先后牺牲。第17团第1营又从和平门南突破城垣，与残敌展开激战。各突击部队在击退守军多次反扑后，勇猛向纵深发展。16时左右，我攻击天津的总预备队第六纵队第17师从第一纵队右翼投入战斗。随即，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第17师向金汤桥、海光寺、中原公司突击。与此同时，第二纵队突破城垣后，沿忠庙大街、金华桥向金汤桥突击。
在城东面，东集团的主攻方向为突破民权门以及包括民族门、中正门在内的地段。民权门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由敌第26师四个营防守，另有四个营位于两侧作机动支援部队。敌人在民权门前构筑了各种坚固工事、碉堡、副防御，纵深配备达400米左右，并密布地雷。我第七纵队第21师第61团在炮火刚向纵深转移时，突击连战士就勇敢敏捷地冲过敌人的数道附设防御设施；爆破组的战士越过铁丝网，扫清突破口正面的全部障碍物，炸开一条通道。担负突破民权门的是第八纵队第24师第70团尖刀1连，这个连的爆破组利用炮火射击烟幕进至敌前沿开辟通道，突破组的勇士像猛虎一般扑向敌阵，直至将“杀开民权门”的大旗插在城楼上。
标志着杀开民权门的大旗在城头飘起来了。这红旗像一把雪亮的利剑，直插在敌人的心上。红旗招来了敌人无数的炮弹，英雄旗手钟银根勇敢地护卫着红旗，伫立在炮火硝烟之中。一发炮弹在他脚边爆炸，他的双脚被炸断。他伏在红旗下，一次又一次地竖起炸倒的红旗。当这面红旗第三次竖立起来时，又飞来一发炮弹，旗杆被炸成两截，钟银根又一次负伤而昏迷过去。红旗倒下了，钟银根的鲜血浸透了这面弹痕累累的红旗。然而，红旗只倒下了一刹那，激烈的枪炮声和杀声使钟银根又苏醒了。他忍着剧烈的疼痛，咬紧牙关，爬到红旗旁，双手抓住旗杆，两肘撑在地上，又把红旗竖了起来，用自己的脸颊紧紧地保护着这面红旗，直至壮烈牺牲。战友们看见了这面红旗，在红旗的激励下与敌人拼死厮杀。
市区敌人出动了坦克，被我军的反坦克炮顶了回去。攻克突破口的先头部队，在连续击退敌人的反击后，以迂回、包围的动作，顺大街小巷向纵深发展。所有的街头巷口，都被敌人用麻袋垒起了工事，较大的建筑物的门窗，也大多被改造成枪巢射孔。敌人顽强地抵抗，不断组织反冲击。我军发扬小部队孤胆作战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大胆灵活地运用分割穿插战术，先头部队遇到坚固的据点，只用小部队监视起来，主力绕过去继续前进，分段穿墙越户，直插猛进，快速发展。后续部队发现前面部队受阻，立即另行打开道路前进。
战至下午1时，我围攻天津的各路大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9个突破口，大部队如狂潮怒涛般地涌进天津城内，展开激烈的纵深战斗。敌人分兵据守负隅顽抗，我军各路出击且战且进。巷战、街垒战、白刃战，在天津的每一个角落展开。
天渐渐黑了，到处都是枪炮声。陈长捷用电话召集了天津防守区副司令兼第62军军长林伟俦、第86军军长刘云瀚及天津市长杜建时开会。陈长捷说：“目前天津局势，无法维持下去，我们准备放下武器。”大家都表示同意。但是，当陈长捷打电话给北平华北“剿匪”总部参谋长李世杰时，他要陈长捷“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气得陈长捷一下子把电话摔在桌子上。
我军按照预定计划，东西两路突击部队的会合处是金汤桥。金汤桥横跨海河，钢身铁架，东对着旧城东门，西对着鼓楼大街，桥头两侧各有一个大型碉堡，是敌人在城区接近市中心处的一道重点防御阵地。
第一纵队第1师第2团8连在向金汤桥猛插时还剩下70多人，连长赵芳玉和指导员卢锡勤曾考虑，全连人数减员过半，又远离营团，长驱直扑会不会吃亏？但他们还是毅然决定按战前计划坚决打到金汤桥，争取与东面的兄弟部队会师。他们坚信，在我军已经深入市区的情况下，即使是一支小部队插入敌人的心脏，也会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他们找到一位老乡，了解通往金汤桥的道路和沿途街口的工事情况，经僻静小巷在敌人间隙中穿行，于14日夜11点到达横跨海河的金汤桥边。他们首先闯进了天津市警察局的办公室，当许多枪口对着失魂落魄的警察局长李汉元时，他战战兢兢地读着战士扔给他的“约法八章”，喃喃地说：“贵军神速，神速，没想到，没想到……”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李汉元拿起话筒，在解放军战士的逼迫下，对着查询情况的陈长捷，只好撒谎说：“平安，平安，无事，无事。”
就在这时，第1排排长赵相林带人摸过桥去，在碉堡旁吹起哨子喊“集合”，一枪没放就活捉敌人一个排。刚把俘虏押进警察局大院，忽听东马路上吵吵嚷嚷过来一伙敌人。他们在桥头埋伏好，赵芳玉连长喝问：“哪一部分的？”敌人答：“第26师炮兵营的，奉长官命令到河东去！”话音刚落，敌人的联络员走了过来，当他发现情况不对，正欲止步时，战士们上前把他扭进了碉堡。赵连长接着喊：“弟兄们，请过桥吧。”敌人毫无戒备地走来，我第8连一枪未放又活捉了敌60余人。后面跟进的敌人另一个连，听见前面被捉了，连忙撒腿逃了回去。这时，坦克轰鸣声大作，河东敌人开始夺桥反扑。
正打得紧张之时，从东城突入的我第八纵队部队也到了金汤桥边。第八纵队第2师部队在10华里宽的天津市区穿行了8华里，从东鼓楼大街涌了出来。第7连的爆破手们前仆后继，终于爆破桥头碉堡成功，首先登上金汤桥头。与此同时，第二纵队第5师、第一纵队第2师先头部队攻至金汤桥，完成了第一步战役分割任务。这样，两支主攻部队于15日凌晨2时胜利会师在金汤桥头。
金汤桥会师，将敌人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全线敌人发生了动摇。随后，我各路纵队的战士按照既定的目标，乘势穿插追击敌人，席卷全城。
15日清晨5时，灰蒙蒙的浓雾还笼罩着正在酣战的天津城。经过一夜的激战，我军包围了敌人核心区西南屏障和最顽固的支撑点之一海光寺。过去这里曾是日本人的兵营，工事坚固，驻有敌第93军、第94军留守部队。我军几个团主动协调动作，共同向这个据点发起攻击，不到两小时，全歼据点内敌人。
第一纵队第1师第2团副团长刘海清带领前卫营打到了敌防守司令部的西北角，这个连的副排长邢春福带领战士很快冲进了敌防守司令部，从楼下打到楼上，抓到大批俘虏。战士们正在清点俘虏人数，排长跑来，指着一个庙堂喊道：“快到那边抓大头子！”邢春福带领战士飞跑到忠烈祠，冲进一间摆着十几张办公桌的地下室，活捉了一群军官。再深入地下室的另一套间，只见一个矮矮胖胖的军官正在打电话，他就是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
当时，陈长捷正向傅作义报告天津市的防御体系被攻破的情况，说“解放军离指挥部不远了，正和警卫部队激战中……”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的战士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大喝一声：“不许动！”这个妄图顽抗的“司令官”这时才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通知部队不要再打了。”从俘虏中找来电报员和电话员，让这位“司令官”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陈长捷以“投降”二字结束了他所指挥的天津守卫战。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等都一一成了俘虏。
陈长捷被俘后说，对平津战役他有四个没想到：一没有想到，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关那么快；二没有想到，毛泽东挥师张家口出奇制胜，使傅作义部被动；三没有想到，天津工事那样坚固，却被解放军一夜间大部突破；四没有想到，解放军攻城的第二天，他自己就当了俘虏。
1月15日下午3时，天终于放晴了，天津战役胜利结束。整个天津战役只经过了29个小时，我军全歼守敌2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的神话。当傅作义在北平得知这一消息后，无力地放下了手中的电话，“就瘫痪在座椅上”。(12)
我军攻歼天津守敌后，即令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迅速逼近塘沽，塘沽守敌第17兵团率第87军等部5个师共5万余人，因慑于被歼，于1月16日拂晓开始乘船从海上南逃，我第十二纵队追歼其后尾3400余人，于17日解放了塘沽。
天津解放后，黄克诚、黄火青带领接管天津的干部，随攻城部队一起冒着战斗硝烟进入了天津市区，宣告成立了以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钟伟、袁升平、王世英等为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军管会为天津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同日，以黄敬为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的天津市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
平津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在向新华社记者谈天津战役的特点时，指出：“第一，这次天津战役我军以雄厚的兵力首先截断和包围了天津、塘沽两地的守敌十八万余人，在这一水网地区打烂了敌津塘守备区的防御体系，随即在扫除天津外围和完成周密的准备工作后，于一月十四、十五两日，以二十九小时的激战，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华北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全歼守敌十三万余。”“第二，这次战役的特点，又表现在我军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更加熟练，这说明我军正规化作战的战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第三，人民群众热烈地支援前线和华北、东北两支兄弟野战军胜利会师配合作战，是这次战役迅速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第四，这次战役的另一特点，表现在我军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群众纪律。”(13)
天津战役作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一次重要的攻坚战，在平津战役中有着它举足轻重的分量。天津在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后而获得解放，这是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和解放全华北的关键。“天津方式”教训了傅作义，也教训了其他国民党残余力量。天津13万守军在29小时之内全部被解决之后，才使傅作义真正认识到人民军队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北平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8)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11)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2)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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