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齐下——争取傅作义走和谈之路——第一次试探——秘商“战”与“和”——刘厚同与傅作义——傅冬菊突然而至——致电毛泽东——举棋不定的痛苦——思想有了转变——策反傅作义的部属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调兵包围北平，立足于用武力手段解放北平的同时，又力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以保全北平，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利于来日在北平建都。于是，北平地下党在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武力解决北平的工作的同时，又在努力争取傅作义接受我党的和平谈判。
北平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早在1945年9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刘仁为书记。市委下设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平民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党的组织。随着形势的发展，撤销了北平市委，五个委员会全部改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直接领导，城工部设在河北沧县泊镇，对外挂的牌子是永茂公司，刘仁为城工部部长。北平地下党在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发展了大批的地下党员。
我们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早在1948年春就在中共中央和聂荣臻的领导下着手进行了，它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就是城工部。战斗在第一线的是北平地下党，主要是学生工作委员会。这就是我华北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随着我军兵临北平城下，张家口、新保安的相继丢失，傅作义内心矛盾重重。他想战，但他又感到取胜的希望已很渺茫；他想和，但他又不甘心这种结局；他想逃，但西去的道路已被切断。这重重的矛盾搅得他坐立不安，他在寻找一条出路。
事实上，傅作义的这种矛盾心理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正是根据傅作义的这种矛盾心理，我们党认为有把傅作义争取过来的可能。因此，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要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要通过傅作义的亲信、亲属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以争取傅作义走和谈的道路。
第一个向傅作义试探和平解放北平的人是杜任之。
那是在1948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华北“剿总”傅作义的办公室里，一位学者模样的人正在与傅作义交谈。
这个人就是杜任之。他和傅作义是同乡，关系可不一般。
1933年，杜任之从德国留学回国，任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讲师。1934年春，傅作义到太原办事，杜任之以公开身份与同乡关系和傅作义见了面，并畅谈了国内外形势，使傅作义很感兴趣。此后，傅作义每次到太原，都主动找杜任之谈话。当年，杜任之与周北峰在太原组织“中外语文学会”，介绍国际左派报刊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论著，聘请傅作义担任名誉副会长。不久，杜任之和周北峰又推荐他们的学生、傅作义的同乡阎又文给傅作义当了文书。
1936年冬，傅作义领导的绥东抗日连战皆捷，杜任之在太原发起支援抗日捐献运动，曾寄捐款2万元。接着，杜任之组织文工团，亲自率领赴绥东前线作慰问演出，与傅作义合影留念。1937年“七七”事变后，杜任之写信召回在日本学医的胞弟杜敬之，介绍他到傅作义那里工作。太原沦陷后，杜任之在临汾与傅作义见面，傅作义说他要打回绥远去，要杜任之向他介绍政工人员。杜任之先后介绍了十多名“抗大”学生、“民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到傅作义那儿做政工和文教工作。1946年傅作义侵占张家口后，曾通电全国，说什么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为其执鞭。杜任之得知后，立即写信给阎又文并转告傅作义：“该电措词狂妄，执鞭之说可能实现，且看战局的演变吧。”那时，傅作义自然是不予理睬的。
1948年7月，杜任之在山西大学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因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特借故从太原飞抵北平。
杜任之到北平后，住在胞弟杜敬之家中。杜敬之当时在傅作义部任卫生处处长、惠民医院院长兼傅作义的保健医生。杜任之让杜敬之和当时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工处副处长的阎又文一同去找傅作义，约定了与傅作义见面的时间。
老朋友见面后，杜任之直接告诉傅作义：“我是因有共党嫌疑在太原有被捕危险才来北平的，你这里能不能让我安全地住下去？要能，我就留下；如不能，我就走。”
傅作义说：“这里是我的势力范围，阎锡山不能加害你。再说，像你们做大学教授的，就是‘国统’要抓，也得先同我打招呼。你住杜敬之家很安全。”接着，傅作义以困惑的神情说：“我现在是一只倾斜的船，随时都可能葬身汪洋。近些日子我为北平城里发生的事很苦恼，学生游行、示威，与军警冲突，有的受了伤，社会舆论攻击我，你看有什么办法？”
杜任之说：“学生请愿，可以同学生领导人洽谈，在可能情况下，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还可以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疏通情况和思想，也是个办法。”
杜任之在北平安顿下来后，很快被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聘为该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接着，他又通过吴晗与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崔月犁取得联系。崔月犁代表地下党组织对杜任之说：“你与傅作义将军有几十年的交往，希望你在北平秘密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
崔月犁向杜任之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策反傅作义的精神。崔月犁说：“傅将军过去在抗日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受到中国人民和我党的肯定和赞扬。1933年初，日军继侵吞我东北三省后，又进犯我长城各口。傅将军率部驰平郊，在怀柔、顺义间的牛栏山一带与敌激战两昼夜，使敌不能得逞。1936年，傅将军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毅然进行‘绥远抗战’，取得驰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为此，毛泽东从山城堡向傅将军发出贺电。‘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后，傅将军率部参加平绥路东段各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守城。这一时期，与我八路军并肩作战，携手抗日，不愧为抗日将领称号。由于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斥异己，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的今天，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但是，近两年来，他追随蒋介石戡乱反共，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会轻易转向人民。因此，又必须立足于打，在打中争取和。”
今天，杜任之就是根据北平地下党的指示，来与傅作义谈形势，策动他走和平道路的。杜任之说：“人民解放军打下济南以后，已经全面开始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解放，吴化文与解放军的合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宜生兄，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义说：“共军智勇双全，用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在山东战场取得很大胜利。的确，吴化文的投降，在济南战役中是起了作用的，那是共产党对吴化文做了策反工作的结果。但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
傅作义是一只倾斜的船，船在倾斜，倾向何方？当时还看不清楚，杜任之只是觉得双方对战争发展形势的看法差距很大，没有办法提出让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问题，看来时机还不成熟，只得终止了这次谈话。当杜任之告别时，傅作义送他到门口，杜任之握着傅作义的手说：“请留步，秋后再见。”(1)
在这之后，傅作义仍令参谋长李世杰策划华北作战方案，作最后的挣扎。但是，傅作义在私下经常和他的亲信谈论是“战”还是“和”的问题。
在徐州会战以前，傅作义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华北“剿总”副参谋长梁述哉随往。会后回到北平，傅作义说：“国防部提出的意见与我们的计划差不多，也没作决定，再没谈别的问题。”李世杰向梁述哉询问情况，梁述哉说他只参加了一次国防部的汇报会，汇报中最突出的事，就是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对准备徐州会战的兵团集中配置提出深刻的批评，最后结论是，如果这一集中配置得不到适时的修正，恐怕徐州会战是最后的一次了，如再有一次会战那将是南京附近的会战了。主持汇报的何应钦，问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些提出修正案呢？”刘斐说：“谁听我们的话！”何应钦又说：“不管他们听不听，该讲的你们还是要讲，这是责任问题。”许朗轩说：“讲过多少次了，没人理。”
李世杰问梁述哉：“现在江南有多少军队？台湾训练的新军有多少？”梁述哉回答说：“据会议与同学们闲谈，现时江南只有五六十万人，分布在各省，大部分是新成立的部队，在台湾只训练成一个军。”此时，国民党中央的指挥机构已濒临瓦解，军队实际上已无作战力量。东北兵团已失败，如徐蚌兵团、华北兵团再失败，江南即再无力组织会战。(2)
在锦州会战之前，蒋介石带着许多中央军事要员亲临沈阳视察。1948年9月30日又飞抵北平，指挥东北援锦兵团和华北援锦兵团的作战，傅作义每天在蒋介石那里研究增援锦州的问题。布置就绪以后，又到葫芦岛视察。蒋介石由葫芦岛返回北平后，曾在华北“剿总”召集了驻北平师长以上的官员作了一次讲话，首先对东北高级将领作了一些批评，然后对傅作义表扬了一番，说：“华北形势决然不同于东北，傅作义总司令指挥有方，屡建战功，不愧为‘华北长城’。”接着，蒋介石讲了一些打气的话。他说：
当年，国民革命军由广州出发北伐时，兵力很少，武器很坏，对优势装备的军阀部队作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完成了北伐大业。为纪念在北伐中平定了全国政局，我们把北京改为北平。现在对共军作战，虽然各部分有不少挫折，这只是说明各部队指挥官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目前我们的全部兵力比共产党的军队还是优势，武器装备更处绝对优势，只要大家努力作战，同心同德，胜利是不成问题的。现在，美国决定以大力援我，已无问题。“戡乱必胜”的关键在于以美苏为主要对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美苏必战，苏俄必败，美国必胜，美国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各将领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要继承总理遗志，要为三民主义而奋斗而牺牲，不应有所顾虑。
蒋介石的这个训话本想鼓舞人心，结果却适得其反。第92军军长黄翔说：“我听了之后，并没有受到鼓舞，相反只是感到他好像是在哄小孩子。”(3)会后举行会餐时，每个人的神情没有一个流露出兴奋或愉快的情绪；相反，每个人都显得心情更加沉重。
傅作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番话后，心里也不平静。夜深人静之时，傅作义问李世杰对蒋介石的讲话怎样看？李世杰讲了自己的看法：
北伐时期由广州出发的部队是革命军，是新生的力量，而现在的国民党部队，是封建军阀的打手，是没落的力量，这是不可比拟的。如说革命军必胜，那就是说解放军必胜，而国民党军必败。况且蒋介石的党与政府都已成了革命的对象，怎么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情况呢？
就美国来说，美国势力到中国后，引起了各大城市许多工商业的倒闭，枪杀人民，强奸妇女，已激起社会上的普遍愤恨；不要说它是欺骗性的援助，即使是诚心诚意地派上几十万兵来援助，时间上也来不及。再说，外国兵到了中国“又瞎又聋”，怎么能打仗呢？至于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事情并不那么容易。纵然很快爆发，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处的地位怎样，尚且于胜利之后，搞得众叛亲离，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把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扶起来吗？稍微明白一些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望梅止渴”，实际上得了梅也止不了渴。
蒋介石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准备实行三民主义，相反地都是违反三民主义的。政治上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经济上是行将崩溃，民不聊生。到了这样危急存亡的时候，又拿三民主义当符号用，那有什么效果呢？(4)
傅作义静静地听着他的部下在说，没有插一句话，听完后也没有表示可否。傅作义是一个性格内向、对上级向来不乱议论的人。现在，他既然问李世杰的意见，就是说明他也有意见；他既不反对李世杰的意见，就是默认其意见是对的。实际上，傅作义此时看到蒋介石日暮途穷，已开始与其亲信酝酿罢战议和的问题了。但是，此时，他还在犹豫，还在观望。
10月25日夜12时许，傅作义又把他的贴身卫士、勤务一一借故支开。他对其勤务兵说：“你倒好一杯茶，就去叫王克俊来，然后就没有你的事了，不必在屋内候命。”王克俊知道有要事，急忙来到傅作义的住处。
王克俊是傅作义的同乡、心腹，山西第一师范毕业，1932年投奔到傅作义的手下。开始任译电员、绥远丰镇五区区长，后继任译电室主任、译电处处长、政工处长、副秘书长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王克俊通过电波的传向和时间，推断对方电台位置，破译对方电台密码，为傅作义截取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使傅作义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因此，傅作义对王克俊十分器重，加之王克俊办事机智、干练，慢慢地就成为傅作义身边的一位重要的智囊人物。
傅作义让王克俊坐了下来，说，咱们谈谈。王克俊问谈什么，傅作义却反问道：“你说要谈什么呢？”王克俊想了想，便说：“是否要谈自张家口以来，咱们屡次谈及但没有谈透，而今需要作出决定的一件事情？”傅作义点点头说：“对。现在左右没有别人，你有什么看法都可以直说。”
原来，自张家口失守后，王克俊已同傅作义多次商谈过战还是和的问题。那时，傅作义对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还不愿意。今天，傅作义又要谈这个问题，王克俊说：“还是先谈谈你的想法吧。”
傅作义想了一想说，现在，南京政府已腐败透顶，蒋介石为人奸诈，排斥异己，独裁专横，许多很有才干的进步人士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接着，傅作义又对战争的前途，人心向背以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不同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谈话中，傅作义还谈到1945年蒋介石要缩编他的部队，而近来又慷慨予以扩编；蒋介石一再要傅作义以福建为安置干部家属的后方基地，还封官许愿；又从蒋介石对待张学良和卫立煌的毒辣，说到必须走自己的路，等等。谈话自然集中在一个老问题上：“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独立统一复兴的人？”
既然傅作义和盘道出了自己的想法，王克俊心中也没有什么顾虑了。他说：“从目前局势发展来看，‘戡乱’是无前途的，是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的。现在，人心都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再打下去将以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而告终。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之所在。眼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回到人民的道路上去才是惟一的出路。”
傅作义问王克俊：“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沉思了片刻，傅作义决然地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要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王克俊说：“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去完成此事。”
傅作义再三嘱咐说：“与中共准备和谈之事，联络、送人、接人，我都托给你了。你的行动一定要保密，万不可走漏一点风声。”王克俊回答：“我相信，无论是军统中统或其他反对此事的人，不会有愿舍其命而为蒋介石效力的。只要无私，就可以无畏。我会相机行事的，请总司令放心。”(5)
最后，傅作义又问王克俊：“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没有？”傅作义授意王克俊与刘厚同深谈一次。
刘厚同已年近七旬，山西虞乡县人。他幼时就喜读诗书，知识渊博，头脑清楚，很开朗健谈，是个有才学的文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进步思想，是傅作义十分敬重的老师和多年的契友。他曾担任过甘肃省陆军部长兼总招讨使，后返回故里任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军士学校校长，又当过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抗战期间，他多次上书蒋介石，反对不抵抗政策，指出“攘外才能安内”。傅作义与刘厚同在政治上关系很深，又有师生关系，每当关键时刻，他总能给傅作义出谋划策。傅作义以前在天津任警备司令时，与刘厚同过从甚密。日军入侵华北后，傅作义给刘厚同专门留下一部电台及一些人员。在以后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时期，刘厚同常用这部电台向傅作义提供日、伪军情或提出参谋意见。现在，刘厚同仍然是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头衔是华北“剿总”中将总参议。
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这一次刘厚同特地从天津来到了北平。
刘厚同一到北平，傅作义当做上宾迎进了他的联谊处，和他的胞兄傅作仁一处下榻。
在这段时间里，崔月犁多次同刘厚同接触。北平地下党正是通过刘厚同，对傅作义做了许多工作。
王克俊和傅作义密谈后第二天，便来到了联谊处与刘厚同商谈。
刘厚同与王克俊的意见没有原则分歧，但在具体做法上未获一致。刘厚同主张发一个和平通电，停止内战就行了。王克俊说这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比以前要复杂得多。这样做不可能达到使北平千年文物古迹不受毁坏，人民生命财产不致涂炭的目的，甚至连傅作义的生命安全也难保障。
王克俊对刘厚同说：在发通电令前，先给毛泽东发个电报，请中共方面派人来谈判，以试探一下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你看如何？
刘厚同想了一下，缓慢地低声说：给毛先生发个求和电报，表明宜生（傅作义）的态度，并让毛先生派人来谈判，这倒是一个好办法。通过共产党领导稳住共军，特别是稳住东北共军，我们就可以赢得时间，从容不迫地使华北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得到解决。
于是，他们商讨了电文的内容，由王克俊草拟了电文。电文不长，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中共派南汉宸来谈判，并报告了傅作义在北平能控制的陆、空军数量。电文郑重表示：过去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已经认识到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6)
王克俊把拟好的电文，交给了傅作义。(www.xing528.com)
11月17日清晨，一夜都没能睡好的傅作义，强打精神，拖着沉重的步子，正在室内踱步。按照他平常的习惯，起床后，他要到室外活动。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心情不好，也就懒得出去了，只是在室内独自活动活动。今天早晨，他又没有出去，是想等大女儿来给他送药时，找她谈一件要事。
傅作义的大女儿叫傅冬菊，长得文文静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就读，表现进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毕业后，分配在天津《大公报》社当记者，表现一直很好，后来，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中共地下党的一些宣传品，常常由她拿到北平傅作义华北“剿总”的印刷厂印刷。有关负责人印也不是，不印也不是。印吧，怕傅作义怪罪吃不消；不印吧，又怕傅大小姐到总司令那里告状也同样吃不消。所以，傅冬菊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有一天，北平地下党组织联系人佘涤清对傅冬菊说：“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傅冬菊从天津调到了北平，名义上是照顾傅作义的身体，实际上是要利用父女关系来做傅作义的工作，掌握傅作义的情况，并将她所能了解的情况，隔一天向崔月犁汇报一次。对于这一切，傅作义当然是不知道的。
但是，当女儿突然来到自己身边时，傅作义还是有些惊疑。
当傅冬菊向傅作义转达我们党的意图时，傅作义害怕是“军统”特务通过她的女儿套他上钩，就问他女儿：
“他们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冬菊毫不含糊地说。
“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作义又问。
“是毛泽东派我来的。”傅冬菊回答道。
“派你来干什么？”
“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还比我小四岁，叫我向他们投降？”(7)
这是父女俩第一次单刀直入的谈话。后来，傅冬菊便和父亲一起住在中南海。傅作义不在家里，傅冬菊一进家门，就感到空荡荡的一阵寂寞；而当傅冬菊不在家里时，傅作义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她以特殊的父女之情，使傅作义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中，获得很多安慰，排解不少忧虑。她经常走到父亲的桌前，把几份解放区刚刚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在桌子中间醒目的地方，以起到调剂父亲“口味”的作用。傅作义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及时准确地报告北平地下党组织，每天再通过地下电台，转告平津前线指挥部。这为人民解放军作出正确的判断，适时制定正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开门的声音，把傅作义从梦境般的昏昏迷迷的回想中拉了回来。进来的不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而是勤务兵，给他送来了洗脸水。傅作义洗漱完毕，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王克俊和刘厚同一起商讨后起草的电文，又认真地看了几遍。
“爸爸！”女儿傅冬菊来了。傅作义抬起了头。傅冬菊看到父亲一脸倦态，以关切地口气问：“爸爸，昨晚又没有睡好觉吧？”
傅作义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说：“我问你一件事，通过你最近以来的接触和观察，你的那位同学究竟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有没有值得你生疑的地方？”
“没有啊！”傅冬菊说，“爸爸，上次不是对你讲过了吗？”
傅作义站起身来，来到了女儿的面前，十分郑重地说：“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通过你的那位同学办一办？”傅作义说后，两眼直盯着傅冬菊，等待着她的回答。
傅冬菊连忙说：“行，当然行！我与他都能做到守口如瓶，请爸爸放心好了。”
傅作义与女儿并排坐在沙发上，说：“我想让你的那位同学，替我给毛泽东发一个电报。”
就这样，傅作义准备议和的电报发了出去。
但是，傅作义这时还是处于是战还是和的矛盾之中，他在彷徨，在观望。大半辈子从事军事的傅作义，眼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心情很沉重，他实在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当跟傅作义多年的总参议张濯清来安慰他时，傅作义若有所思地说：“军队的被消灭，我和你们同感沉重。但从全局看，向未来看，这未始不是一种战场上的移交。车到山前必有路，也未始不是我们新的政治生活的开始。”他转而安慰起其部属来了。
这一个时期，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整天走来走去，见了人也似乎没有看见的样子。他时常向李世杰提出问题，当李世杰答复时他并不认真地听，不久又来问。他所提的问题，有时是新的，但大半是把谈过的问题又提出来，一个问题三番五次地提出来。他所提出的问题不外是：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李世杰当时能答复的就答复了，当时不能答复的就说考虑考虑后再答复。对以上三个问题，李世杰的答复大意是：一、和谈是革命，绝不等于投降；二、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况且汤放桀，武王伐纣，自古即称道之，不认为有伤道德；三、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8)
也就在这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了《约法八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以及对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供职人员提出警告和劝告。同时，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发动与组织下，北平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各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千所的文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的生灵涂炭”的呼声更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凛冽寒风中上街游行高呼“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等口号，要求国民党军顺从民意，实现和平。
在北平地下党的多次工作下，傅作义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同意与我们党和平谈判。
北平地下党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的同时，又对傅作义的下属部队开展了工作。
在傅作义华北“剿总”直属部队中，有个铁甲车总队，下属1、2、4三个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于维哲，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八期，1935年任东北军何柱国的第57军第109师通信连连长。直罗镇战役被红军俘虏，送到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被派回东北军进行秘密工作。后来同我们党失去了联系，平津战役期间，到处寻找党的关系，经过许多周折辗转找到了学委会的魏焉。于是，崔月犁就让一位姓王的北平地下党员和魏焉一起出面，跟于维哲联系。他们商谈的结果是，一旦我军攻城，铁甲车第1大队就从前门攻向永定门，接应我军进城；同时，以火力封锁东单的临时机场，防止达官贵人们逃走。于维哲还答应联系第4大队及第2大队各一个中队，一起参加起义。此外，还谈好把北平地下党员马骥安插在铁甲车第1大队工作，以便联络。
不久，崔月犁又给这位姓王的地下党员一项任务，要他去接触一位国民党军的师长。这位师长的亲戚是一位中校军需官，这位军需官的侄子是清华大学学生、民主青年同盟盟员。王的工作首先是从这位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做起的，最后，又由军需官出面，要求见地下党的负责人。军需官约好王在王府井一家广东饭馆会面。两人相见，几句客套话说过，军需官就提出：
“我们师长委托我和地下党联系，如果起义，能否保证生命财产安全？”
“能！”王果断地回答。
“愿意见见我们的师长吗？”
“当然可以。”
军需官打了个电话，那位师长便派车将他们俩接到了沙滩附近师长的公馆。
“你打算怎么办？”这一次是王开门见山地问师长。
“我是蒋先生的学生，不能对不起他；但我也不想抵抗。你们能保证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吗？”
王郑重表示：“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只要投诚起义，可以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
最后议定，我军发起总攻时，他把全师军官召集到一起开会，使我军和平通过他的防区进入北平城。
北平市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跟刘厚同及傅作义的一些高级将领是同乡，又是知己之交。杜任之来北平后，冯杰宸与杜任之在刘厚同的住处相遇，二人政治见解颇为一致，一见如故。以后，冯杰宸便直接协助杜任之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有一天，杜任之对冯杰宸说，是和是战是逃，傅作义还举棋不定，我们得有所准备。接着便问冯杰宸，能不能冒险同丁宗宪联系一下？
丁宗宪何许人也？他是傅作义于新保安战斗后新编成的第35军副军长，是冯杰宸的好朋友，当时率部防守北平的德胜门和西直门。对于和平解放北平，丁宗宪是赞同的。于是，冯杰宸特地邀请丁宗宪在前门外山东饭庄吃饭，并由杜任之领导下的北平地下工作人员吴晨、刘学周二人作陪。吃饭中，四人还当场结拜为兄弟。经过做工作，丁宗宪答应，如果和谈不成，丁宗宪就率部起义，打开城门迎接我军进入北平城。
在国民党军第92军军部里，有一位人称“光拿饷不干事”的军官，名叫李介人，他原来任第92军军长，现在，他虽然没有具体职务，但由于他是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的外甥，所以谁也不敢得罪他。有一天，李介人突然通知第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说韩子立的一位好朋友，邀请张伯权到前园恩寺侯镜如家里见面。外人对于这里面的真相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张伯权心里明白得很。原来，张伯权和侯镜如是连襟，他不仅知道李介人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而且知道前些时间，安子文曾给侯镜如写过一封信，送信的人就是韩子立。因而，张伯权按时来到了侯镜如的家里，见到的正是我们党的一位地下党员卞立中。卞立中首先向他分析了战局，然后指明了国民党军的出路，张伯权决定举行起义。随后，李介人又偕同张伯权来到了王府井梯子胡同第92军军长黄翔的家中。
“现在北平已经被围，形势这样危急，军长有什么打算？”李介人首先问道。
“除了当俘虏或者战死以外，还能有什么打算？”黄翔接着反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打算？”
这时，李介人说明了来意，黄翔表示同意。因为黄翔知道李介人、张伯权同侯镜如的关系；而黄翔得以接任第92军军长之职正是侯镜如力举的结果，侯镜如对黄翔有知遇之恩，更不用说黄翔对国共两党战争的结局早有看法了。
为了能控制这支部队，北平地下党又派卞立中来到张伯权的第21师司令部任参谋，黄翔、张伯权派自己的心腹、主任参谋宋铨夏，同卞立中一起，以侦察敌情为名，通过警戒线，去马驹桥，与我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取得了联系。
在北平地下党的努力下，傅作义的思想有了转变，对傅作义的下属部队又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要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路还很长。
(1) 文剑等著：《平津决战中的傅作义将军》第1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5)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6)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专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8)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载《回忆傅作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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