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北成了中心问题——先阎后傅的构想——“惊弓之鸟”惊魂不定——蒋、傅各打小算盘——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一个新的战略构想——“东北虎”入关了——毛泽东不同意先打唐山
1948年的冬天来到了，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为暗淡和伤心的季节。10、11两月，东北易手；11月到第二年1月上旬，徐蚌地区作战失利；几乎与此同时，北平、天津又在告危。
早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在构划战略决战的宏伟蓝图时，就提出了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的战略构想，即“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辽沈战役的胜利比预料的要快、要早，冬季不到一半，卫立煌集团就全部解决，东北全境基本解放了。因此，解决华北国民党军的问题也就提前成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中心问题。
解决华北，主要就是消灭国民党军的两个战略集团，一个是傅作义集团，另一个就是阎锡山集团，解放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城市。消灭了敌这两个集团，加上已在辽沈战役中消灭和正在消灭的卫立煌集团和刘峙集团，就吃掉了蒋介石六大战略集团中的四个，剩下的就只有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了。
为了实现华北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原来预想是，先阎后傅，即先取归绥，继取太原，消灭阎锡山集团，在绥远、山西解放以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和东北野战军主力，夺取北平、天津，消灭傅作义集团。
为此，毛泽东决定在华北打三个战役。
这一年秋天，命令杨成武以华北第3兵团为主组成西进兵团，为配合东北野战军消灭卫立煌集团，牵制傅作义集团不得出关东援，向绥远进军，解放了察哈尔和绥远的大片地区，兵临归绥城下。11月5日，毛泽东就攻绥作战指示杨成武等人，待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入关进至冀东后，发起攻击归绥作战，具体时间定在11月15日左右，并争取在十天左右攻克归绥城。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部署太原作战，命令徐向前、周士第的华北第1兵团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争取于12月15日以前攻克太原”。
第三个战役就是平津战役了。按照这一部署，在辽沈战役结束前两天，中央军委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要求东北野战军除派先遣兵团两个纵队即行南下，进至蓟县、遵化地区休整待机外，“其余在沈（阳）营（口）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1)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部署先遣兵团出动的同时，于10月30日提出了一个立即夺取北平、天津的方案：东北野战军主力“等营口、沈阳之战结束后，稍加补充动员，即向北平、天津前进，夺取平津”。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从先夺取归绥、太原后，再夺取北平、天津的总的战略构想出发，以及考虑到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之后部队要休整，没有同意东北野战军提出的这一方案。在10月31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东北局、华北局的电报中指出：
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2)
就在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的时候，南线我军打响了淮海战役，蒋介石与傅作义加紧了华北兵力是撤还是守的商讨。
对于辽沈战役后的华北战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一次会议上说：“傅作义不能抵挡共产党在华北所能集中的力量对他的进攻”。(3)蒋介石一方面承认，东北卫立煌集团被歼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大的教训和最大的挫折，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最严重时刻；另一方面又认为，“东北军事虽然失利，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党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东北战事虽告失利，但共党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直接威胁”。“华北国军战意战力均佳，且已有坚强部署，共党窜犯占不了便宜去”。(4)“傅总司令作战精神与战略之运用，均极勇敢周备”，只要“适时加强战力，整个战局无虞”。(5)
傅作义虽然意识到，“东北不保，华北亦难独存”。但他自恃还有相当强的实力，解放军一时对他还无可奈何。他说：“目前局势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华北的生存。”(6)
由于蒋介石与傅作义对华北战局处于半乐半忧的心理状态，加上蒋、傅之间的矛盾，在华北作战方针问题上，又陷于或撤或守的两难之中。
傅作义对北平、天津退守问题是早就有考虑的。他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不久，即偕河北省主席楚溪春“为平津战守等问题，乃联袂飞太原，就商于阎氏”。阎锡山作为傅作义的老上司，纵论华北形势后，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筑坚强碉堡1万个至2万个，密布于唐山至塘沽及天津一线，以阻止东北林彪部进关，或消耗歼灭向关内进攻的东北共军；中策——退守北平，守张家口至包头一线，与山西及黄河西马家军成犄角之势；下策——坚守北平。(7)
在东北问题未决之前，傅作义基于华北的兵力优势，采取了“以机动战术保北平”的方针，即以北平为中心，以平津保三角地区为作战重点，在北宁、平绥、平保各线往返机动作战。
辽沈决战开始后，傅作义感到华北战局已面临危机了，北平、天津退守问题务必尽快定夺，即指示华北“剿总”参谋部速拟行动方案。于是，参谋部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案，适时放弃热、察、冀，将全军转至绥远省境附近，以便控制西北，休养生息，便于尔后作战；第二案，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各大城市，以一部兵力暂时控制北平，将主力集中于天津、塘沽而坚固守备之，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尔后行动自如；第三案，必要时将原来察、绥军转退绥远，将中央军集中于天津、塘沽，分别守备各该地区，以便尔后运动。(8)傅作义认为第三案分割兵力，影响整体，不便公开提出，遂将第一、第二案分别征求各兵团司令官和军长们的意见，他们比较倾向于第二案。实际上，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有第二案了：是守还是撤。撤，又分西撤绥远还是南撤江南。
南撤江南，这是傅作义极其不愿意的。因为，傅作义的根据地在绥远，其嫡系部队如第35军等部绝大部分是绥远一带人，故土难离，很难将这些部队带往江南。同时，傅作义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蒋的为人与秉性，虽然蒋介石器重他的才干，赞赏他的“剿共”业绩，并将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权托付与他，但他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如若离开自己起家的地盘，寄于蒋氏篱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排挤，以至最后被吞并。再说，从整个局势来看，跟着蒋介石走到底也未必能有好的结果。
经过再三的权衡，傅作义认为，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西退绥远老巢是比较可行的有利的方案，既可以带走自己的基本部队，保住基本的根据地，又可以摆脱蒋介石的肘制，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但退守绥远也有不少的困难，“一是只能带走他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他带不走；二是西北有马鸿逵，傅作义不能与马鸿逵合作”(9)；另外，“绥远省境物资缺乏，地广人稀，运输补给困难，不便运用大军”。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时，傅作义不想不战而放弃北平、天津去保守绥远一隅。
傅作义顾虑最大的是东北野战军入关。在他看来，过去应付华北解放军已感非常吃力了，若再加上一个东北野战军，实在难以支撑。但是，他错误地认为，辽沈战役以后，我东北野战军最少要休整半年的时间，而且，正值隆冬严寒，部队难作远征，预料最早明年春天解冻时，东北野战军才能入关，到那时，结局未必变坏。因而，总的说来，是守，是撤？是西撤，还是南撤？傅作义仍处于举棋不定的困境之中。最后，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暂守平津，扩充实力，争取美国的援助，以观时局的变化。
傅作义企图争取美国的援助，并不是空想。因为，当时，美国政府虽然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心，但要继续维护美国在华的利益，它又不得不找新的代理人，从而由扶蒋反共转而扶植其他地方反共实力派，这样，傅作义就成了美国政府着意扶植的人选之一。美国“国会中有人认为掌握华北兵权的傅作义是一位第一流的军人”(10)，“以为傅氏颇有可为，征诸过去事迹，为欲阻遏共党，径与傅氏签订援助契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作出了直接给予傅作义军事援助的决定。美国的这一举措无疑给傅作义以不小的刺激，增强了他固守平、津的信心。
蒋介石则另有打算。东北决战之前，他提出的目标是“于东北在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东北决战开始后，他意识到，稳定东北已不可能，巩固华北的愿望也有可能落空。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改变了在华北的原定目标，决定集中兵力，缩短战线，“放弃承德及若干不必要之点线，集中五个军机动，必要时尚可配合华中作战”(11)。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国民党军已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攻击，撤、守华北的决策，对于蒋介石来说，已是不可或缓的严重问题。11月3日，即在沈阳失守的第二天，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国防部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紧急商讨华北作战方针。何应钦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乘华东解放军正集中兵力举行淮海战役、济南地区防守兵力较少的有利时机，傅作义部南下袭取济南，以后即在山东作战。此案的好处是既可撤出华北部队，又可以牵制华东解放军，使其不能全力进行淮海战役，从而减轻徐州“剿总”刘峙集团的压力。其不利因素是从平津地区南下济南，要经过近千里的解放区，沿途必遭重大损失。因此，又提出第二方案，即将傅作义全军南撤，第一步海运青岛，第二步再海运江南。
蒋介石基本同意将华北部队南撤。但基于“华北作战，一直由傅宜生（作义）全权主持，伊之作战指导，事前并不报告本部”(12)，对傅作义的意向心里没有数，遂于11月4日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共商华北行动。
蒋介石试图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傅作义南撤。他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傅作义。当晚，蒋介石在官邸会见傅作义，并共进晚餐。第二天，何应钦又出面做傅作义的工作。之后，蒋介石又邀请傅作义到他的官邸参加高级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对傅作义抚慰有加，并亲口许诺只要他放弃华北，把军队带过长江，可以把江南所有的部队都交他指挥，由他出任东南军政长官。
但傅作义不为所动，微笑着面对蒋介石，他深知其为人狡狯，封官许愿是迫于形势，不过是一时利用而已，完全是蒋介石投出的诱饵，决不能上他的圈套。但是，傅作义又不能公然拒绝，便以积极主战的姿态提出“固守平津塘沽依海作战”的主张，并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应南撤。并表示，在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前，他可以再扩充20万至50万军队，加固津塘60公里弧形阵地，以完善平津防御系统。
这时，蒋介石从全国战局考虑，对放弃北平、天津，还是固守北平、天津，还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徐州“剿总”刘峙集团面对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联合打击，前途凶多吉少，倘若徐州、蚌埠丢失，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即暴露于解放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因而急需增加徐蚌战场兵力，及时加紧布置长江防线，华北傅作义集团则是惟一能够调动的兵力。因此，蒋介石极想将傅作义集团南撤。另一方面，若撤出傅作义集团，就等于放弃平、津，放弃华北，在政治上必将产生极其严重影响。而且能否安全撤出这支庞大军队也成问题，如从陆上南撤，要经过辽阔的解放区和黄河天险，成功的希望很小；如从海上南撤，一是运输力不够，二是渤海湾冰冻期将到，时间上也来不及。又由于傅作义力主守平、津。因此，蒋介石决定傅作义集团暂守平、津，牵制东北、华北解放军一个时期，以便争取时间组织长江防御。
据此，蒋介石最后决定，在华北地区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16字方针。并特别指示傅作义：“以一部兵力守备北平，以主力确保津沽”。(13)以便“在华北不能支持时，就经海上南撤”。直至12月上、中旬，蒋介石还两次派军政要员赴北平，向傅作义传达作战意旨，令其“以主力保守塘沽、大沽、天津”，“确实控制一个海口”。
傅作义为确保北平、天津地区，除在这一地区加强工事构筑、扩充兵力以外，重新调整了部署，缩短战线。在兵力部署上，他并没有完全按蒋介石和南京国防部提出的以一部兵力守北平，将主力集中于津、塘、唐地区的一再要求，而是将他自己的嫡系部队17个师（旅）置于平绥路东段和北平以西地区，以确保其西撤绥远的退路；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25个师配置于北宁线平津唐段和北平以东地区，以阻东北解放军入关，并保持海上通道，以便形势不利时就各奔西东。
这时，傅作义集团还有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旅），共50余万人，他把这些兵力收缩在东起北宁路的滦县，西至平绥路的张家口，长达1200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张家口为重点，形成了一条兼顾东西撤逃的“一字长蛇阵”。其具体部署是：
北平地区2个兵团部（第4、第9兵团）、6个军（第13、第16、第31、第35、第101、第104军）共18个师，重点防守北平及南口、密云、通县、涿县地区。
津塘地区1个兵团部（第17兵团）、5个军（第62、第86、第87、第92、第94军），共16个师，重点防守天津、廊坊、塘沽、唐山地区。
张家口地区1个兵团部（第11兵团）、1个军（第105军）共8个师（旅），重点防守张家口、柴沟堡、宣化、怀来地区。
从傅作义的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来看，他并没有放弃西撤绥远或南撤江南的打算。
对于傅作义的战略意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也在不停地分析。11月6日，我军发起淮海战役，7日，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傅作义集团有可能采取三项方针：固守平津；放弃平津，傅作义嫡系部队撤回绥远，蒋介石嫡系部队撤至南京一带；放弃平津，蒋介石和傅作义的部队都向南撤。毛泽东考虑，如果傅作义采取固守平津的方针对我是有利的；如果采取撤退的方针，对我是利害各半，我虽可不战而得平津，但对今后作战不利，因为平津敌人保存了下来，以后还得打。这样，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把指挥重心放到防止敌人撤退上，并开始考虑改变原定计划，适时发起平津战役问题。
夜深了，大地在沉睡，一切都是静静的。然而，在西柏坡一间普通的平房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还没有睡下。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他的目光盯在地图上的北平、天津处，说：东北一解放，华北的傅作义就要变成惊弓之鸟了。鸟呢，大概要飞了。如果不抓紧时机，把北平、天津的敌人就地歼灭，他们随时都可能跑掉。华北的蒋、傅军队共有60多万，不管窜到哪里，对我们迅速解放全中国都极为不利。看来，为了加速敌人在全国的总崩溃，提前发动平津战役，已成为当前华北战场上最紧迫的任务了。
听完毛泽东的话，周恩来说：“傅作义集团处于我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的夹击之中，是坚守还是撤退，举棋不定。我们乘此机会，就地包围歼灭最好。”
通过权衡利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抑留傅匪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的总方针，并着重强调“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逃跑”。
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毛泽东开始考虑华北第3兵团撤围归绥，首先集中华北第1、第2、第3兵团迅速攻取太原。
对于攻太原，徐向前、周士第曾于11月8日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增加兵力的建议。电报说：为争取早日打下太原，避免旷日持久，增大消耗，特提议在可能条件下增加两个纵队的兵力至太原前线，以便迅速解决战斗。
中央军委在收到徐向前、周士第建议增兵太原的电报后，认真地分析了华北战场形势，反复考虑了华北三个兵团的使用问题，认为：“华北局势在我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尚似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作义集团其嫡系三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而我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因无打援把握，亦有被迫撤围南退可能。阎匪则因空运未断，阵地坚固，我攻城兵力尚非优势，仍在负隅挣扎，企图在旷日持久中，增大我之消耗。”(14)若要打破僵局，惟有增加太原前线的兵力。这样，“可助徐、周攻下太原，并使徐、周早日南下接替刘（伯承）邓（小平）在中原的任务，以利刘、邓明年渡江”。(15)毛泽东还估计，由于太原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在我攻太原时，傅作义“可能按兵不动”，也有可能乘我华北第2兵团西出太原、平保线兵力较空虚之际，“再度进扰石家庄”。果真如此，对我攻克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保地区是有利的。
然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总意图，对增兵太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停止攻击归绥是抑留傅作义集团的一个重大步骤，但仅此还不够。11月15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
他们认为，淮海战役发起后，徐州国民党军已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在我刘（伯承）陈（毅）大军的进攻下，该处敌人已有迅速被歼和瓦解的可能。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必更加企图将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调至南方增防和避免在平津地域遭受歼灭。而傅作义则为了保存自己，可能企图向西逃回绥远，使东北我军入关将会扑空，不能发挥歼敌作用。”为避免这种可能情况的发生，建议除华北第3兵团暂不攻归绥外，华北第1、第2兵团目前“亦可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除留一部监视太原外），在这两处中何处敌人较多可能达到包围的目的，则包围何处，切断其与北平的联络。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既不能撒手南下，亦不能撤退绥远，亦不能集中兵力守天津（这一可能也是存在的，他可控制我军行动，而又随时可能从海上安全撤退）或守北平”。等到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与华北部队合力发动攻势，全歼傅作义集团。至于太原，已成死城，“在我军歼灭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后，届时可随时轻易拿下。故太原之敌横直可歼灭的，并可有意留在打了平津之后作为无仗可打时的目标”。(16)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这一建议立即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采纳。16日，毛泽东致电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征询推迟攻击太原的意见：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17)
17日，徐向前、周士第复电中央军委，表示完全同意暂不攻太原的方针。因此，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2兵团“即在阜平待命，并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动，协同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阻止敌人逃跑”。
但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这一系列欲擒故纵，以退求进的做法，只能在心理上减轻傅作义迅速决定逃跑的作用，如果傅作义要放弃平津，华北我军的部队仍难以阻止其逃跑，而这正是毛泽东最不放心之处。毛泽东认为，华北的第2、第3兵团集结在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嫡系部队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蒋、傅两系部队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也不能达此目的。因为“敌共有三十五个步兵师、四个骑兵师，敌如决心从海上撤退，可以集中十几个师将张家口之敌接出来，集中于津沽逐步船运”。停攻太原，要华北第1兵团放弃已攻占的阵地，开至张家口去担负包围任务，“一则阎匪将出城滥扰；二则部队情绪上转不过来；三则我军未到张家口，而张家口之敌势将惧歼先逃”。(18)
这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让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了。对于这一决定，朱德表示同意。他说：“我华北40万野战军，要包围阻拦60万蒋傅军队逃跑，并就地歼灭他们，恐怕会有一定困难。有一步棋很重要，东北野战军必须提早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共同发动平津战役。”
主意拿定，11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了一份电报，请他们考虑东北野战军主力是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19)。(www.xing528.com)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的第二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回电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一是辽沈战役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由于入关思想动员按计划安排在休整中、后期，目前尚未进行。要大力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二是新兵补充还未就绪，俘虏战士的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三是部队冬衣、棉帽、棉鞋均未发下，后勤准备工作尚未开展。
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许多具体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中央军委也是清楚明了的。但是，11月中旬，淮海战役已进入紧张时刻，华北国民党军又有撤退的可能，为了抓住战机，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必须克服各种困难，迅速入关。17日，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东北局、华北局发出了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并经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阅后发出。电报的主要内容有：
蒋介石的惟一的机动力量只有华北的傅作义集团。预计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解放军可能达到歼敌18到19个师的胜利，在我胜利的威胁下，蒋介石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要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惟一可以使用的兵力只有华北“剿总”内的蒋系24个师，从别的战场是无兵可调的。华中白崇禧要防御长江中游地区，西安绥署胡宗南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另一种可能是蒋介石为争取时间，在南方重建军力，不惜牺牲平津等处兵力，只求挡住你们三四个月。这一种可能也是有的，并且在今天以前他就是这样部署的。“但是我们的计划应当放在他可能调动一点上”。
抑留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对全局最为有利。“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利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
为着抑留平津之敌，我必须增加兵力。“欲抑留蒋傅匪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蒋匪集中其24个师于津、沽一线掩护海运，我们集中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两兵团无法破坏其计划。如果使用杨罗耿于察绥方面，亦没有充分把握阻止傅部西退，因傅部可在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前，乃至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后利用其骑兵、汽车及地方熟悉等条件，经大青山北麓冲过去，我军只能截歼一部，难于截歼其主力，“傅部一退，蒋系必同时南撤，使我两头失塌”。
电报最后要求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郑重考虑两个方案：一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州、义县地区的部队，下月10日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抑留该敌。二是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伯承）、陈（毅）会攻京沪。(20)
中央军委这一电报的态度很明确：华北敌人有向西或南撤退的可能，而抑留华北之敌在平津地区对全局最为有利；而要抑留华北敌人，必须增加华北战场上我军的兵力；而要增兵力，惟一可行的就是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
已再没有时间商量了。11月18日，毛泽东下了最后决心，断然命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21)
问题是这样尖锐地摆在东北野战军面前。19日9时30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当天，他们就紧急行动起来。罗荣桓在沈阳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将会议原来布置整训工作的议题，改为紧急动员入关作战。罗荣桓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立刻入关！一两天后部队就开动，去拿下天津、北平，必须紧急的动员起来。现在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再有一个月的休整。全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想撤退华北，要部队南下，傅作义却想西跑和‘二马’会合。徐州已经歼灭敌人十九个师，现在敌人已经更加混乱，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进关去。”
为隐蔽入关，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分南北两路，夜行晓宿，分别从喜峰口、冷口入关。
时间实在来不及，许多战士的冬装还没有来得及换上，入关的时间只好往后推迟了一天。从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进军。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纵队70余万人，火炮1000门，坦克100辆，装甲车130辆，随军民工15万人告别战斗过的黑山白水，踏上了800公里的征程。
浩浩荡荡、绵延不断的炮车人马，在黄尘滚滚中一路开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平津。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的刘西元在回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时说：“夕阳西下，晚霞如火。我和纵队几位领导同志站在大路旁，深情地注视着眼前那动人的场面。只见通往关内的一条条山路上，到处是满载物资的汽车、马车，威风凛凛的火炮，全副武装、步伐矫健的战士，赶着大车、挑着担子的民工，一眼望不到头。那川流不息的行军队伍，似滚滚铁流向前奔腾。”(22)当这支大军的先头已在平古线上打响的时候，它的后尾还在沈阳。
为迷惑敌人，不使蒋介石、傅作义过早发现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行动，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伪装措施。他要求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夜行晓宿，不走山海关，走热河境内经冷口、喜峰口出冀东。他还要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他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纸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彪还在沈阳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考虑到沈阳有敌特电台，他令沈阳附近的部队推迟出发时间，否则，部队一出动，敌必察觉。这一系列的战略伪装，还真的欺骗了敌人。
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指挥所乘火车由沈阳出发，到锦州后改乘汽车，经义县、朝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12月7日到达了蓟县以南10公里的孟家楼。
11月底12月初，敌人的飞机终于发现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的行动，部队已无密可保，夜行晓宿已失去了意义，林彪当机立断改变原来计划，命令各部队改为白天急行军，日夜兼程，由沈阳地区出发的三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东以排山倒海之势猛进。对于这件事，事先林彪没有来得及向中央军委报告，事后他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由于山海关以北地区及平泉至遵化这条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部队已经长途行军南下，每日每夜均有敌机侦察轰炸，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后三个纵队经山海关入关。
东北野战军像洪流一样涌进了山海关。整个华北都听到了东北野战军咄咄逼人的脚步声。
国统区惊呼：“东北虎”入关了！
为阻挠东北野战军入关，国民党军不断派飞机轰炸我行军队伍。林彪的车队在遵化也遭到了袭击。车队扬起满天尘土，被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敌机几次在上空盘旋扫射。在遵化附近，林彪的吉普车曾被敌机枪子弹打中，罗荣桓的车就在后面，车队不能前进了，只好停了下来，他们和大家一起下车，疏散卧倒，几米外的地上被子弹打得溅起一撮撮尘土。还好，大家都没有受伤。
至12月8日，东北野战军已有5个纵队越过长城入关，另五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正在加紧入关途中。
对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从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开始，即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认真磋商。
11月18日，中央军委在下达的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命令中规定，第一步作战目标是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重点是防止津、塘、唐地区的国民党军逃跑。当时，在津、塘、唐地区布防的是蒋介石嫡系5个军16个师。中央军委认为，只要抓住了这一地区的敌人，就达成了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的主要目的。
19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估计国民党军发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冀东前进时，秦皇岛的守敌可能向海上撤退，唐山守敌可能退塘沽或天津。从就近用兵和便利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考虑，建议以位于冀东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志勇兵团）于24日左右全力包围可能退塘沽或天津的唐山守敌，并以主力位于唐山以南进行顽强防御，阻止唐山守敌南退，待东北野战军主力陆续赶到接替包围。届时程黄兵团或插至北平以东阻止北平守敌东退，或直接包围天津，依当时情况再定。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从傅作义西到张家口东到唐山、天津的一字长蛇阵的布局来看，蛇头在唐山、天津，蛇腹是北平，蛇尾在宣化、张家口。林彪主张先打蛇头唐山，阻敌南退，这是不妥的。因为在没有将傅作义集团的退路尤其是海上退路切断，在东北野战军主力距离唐山、天津尚远的情况下，先以一部兵力去打唐山，无异于打草惊蛇，会促使“以中央系在北平附近各军，甚至加傅军一部或大部进至津、塘、唐线，而以主力位于塘沽，则可以接出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我军入关很难歼灭该敌”。所以，11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程、黄可以准备在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之间包围唐山，切断唐敌退路，但实行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没完全否决林彪要先打唐山的意见，只不过时机值得考虑的话，那么，到了26日，毛泽东已更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先打唐山了。他说：“唐山是平津的煤源，在你们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陆路跑掉的危险。如你们同意这点，望电告程、黄目前不要去包围唐山，但如唐山之敌有撤退的确实消息，则应迅速包围之。”因此，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了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第一个作战任务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切断平津联系，并以一部包围唐山。在完成这一任务后，第二任务还不是打唐山，而是歼灭天津、唐山间敌第62军三个师及独立第95师等部。第三个作战任务才是歼灭唐山之敌，然后是夺取天津，歼灭北平周围之敌，最后夺取北平。
27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表示：“平津行动均依军委命令实施”；“东北主力南下后，拟在平津间歼敌，时间与具体部署，须依当时情况作出方案，经军委批准实施”。
东北野战军主力突然入关，出乎傅作义的意外，他大为震惊，然而为时已晚，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震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57页。
(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4) 《大公报》1948年11月4日。
(5) 《中央日报》1948年11月2日。
(6) 《平民日报》1948年11月14日。
(7) 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
(8)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9) 杜建时在平津战役座谈会上的发言。
(10) 《顾维均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9日。
(1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4日。
(13) 《戡乱战史》。
(14) 《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5) 《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6) 《从延安到北京》。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0) 柯仲平著：《从延安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年版。
(2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22) 《合围北平 准备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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