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中央东移西柏坡——毛泽东来到晋察冀——和聂荣臻彻夜长谈——城南庄被炸真相——刘少奇的建议——五书记最后拍板——华北军区的建立——华北野战兵团的编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1948年的2、3月间,我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全国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我党中央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于3月21日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离开陕北,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显得格外的繁忙,他起草了一份长达4000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党中央准备东移华北同中央工委会合和战争形势。
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陕北,踏上了东移的征途。
离开陕北,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任弼时来说都是依依不舍的。在这里,他们生活和战斗了整整13年,和陕北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3月21日,他们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的行军,于23日中午到达了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准备从这里登船东渡。下午,河滩上、山坡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岸边停泊着当地政府早已准备好了的十几条船,船工们都是粗犷结实的小伙子。毛泽东登上了第一条船,随后,周恩来、任弼时登上了第二条船,……
一上了船,毛泽东就和船工们一一握手,说:“劳累你们了!”
船工们回答:“送毛主席过河,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说:“谢谢,谢谢了。”
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不断挥手致意。船已经离开岸边很远了,不停地摇晃起来,浪花拍打着木船,警卫战士劝毛泽东赶快坐下,他不为所动,望着浊浪滔滔的黄河,望着渐渐远离的西岸和岸上的人群,两眼流出了泪水。
正是凌汛时期,黄河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汹涌咆哮着、冲撞着,发出一片轰轰巨响。小木船忽而冲上浪尖,忽而沉落波谷;冰块撞击木船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啊!
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
船一靠东岸,便是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1)
踏上黄河东岸,毛泽东等就来到中央后方委员会的驻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接待了毛泽东一行。毛泽东同杨尚昆谈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2)
毛泽东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继续东行。
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了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4月1日和2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大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毛泽东等在蔡家崖停留了八天,又上路了。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一个风雪之夜登上五台山,游览了这里的著名寺庙。
这时,聂荣臻接到晋绥军区的电报,得知毛泽东要来晋察冀,当即和在河北阜平城南庄的刘澜涛、蔡树藩、黄敬、许建国等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人研究接待问题,并派请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等赶到五台山去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下了五台山,很快进入河北境内。数辆中型吉普车缓缓地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路面上结了冰,车轮经常打滑。车到山腰,毛泽东招呼司机停下了车,徒步在山路上行走。随后的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下了车,同毛泽东一起翻山越岭,边行走边谈天,不知不觉过了龙泉关。
4月13日傍晚,红日西沉,天地间变成了银灰色。城南庄周围,乳白色的炊烟和银灰色的暮霭交融在一起,使得整个城南庄显得尤为美丽。这时,毛泽东一行到达了城南庄。这一天,城南庄戒严,老百姓不懂戒严的严肃含义,越是不让出门越好奇,他们跑到房子顶上去看,那些平房上差不多全都站满了人。毛泽东乘坐的是一辆中型吉普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聂荣臻迎到毛泽东的车队。他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迎进一座小院。
小院前门外是一条公路,后面依托着小山,出院后门便是防空洞。小院距城南庄还有一段距离,虽然简陋,但不失幽静清雅。它是晋察冀军区的驻地,聂荣臻也就住在这里。得知毛泽东到来,他把自己住的两间房子腾出来,作为毛泽东下榻之处,自己则搬到隔壁一间较小的房子里住。其他几排房子安排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人居住。
毛泽东在这座田园式的小院里住了下来。第三天,聂荣臻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吃了一顿饭,有蛋、有肉,还有本地土产枣酒。
聂荣臻和毛泽东住隔壁,当时聂荣臻患有气管炎,天微微亮时就咳嗽。毛泽东住进小院后,他知道毛泽东睡眠一向不好,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睡眠,每天一清早,他就爬起来,走到院子外边去度过这段时光。他还派了一个警卫战士用长竿子驱赶附近树上的麻雀,不让它们惊扰毛泽东的睡眠。
这几天,毛泽东和聂荣臻经常交谈。有一天已到深夜了,毛泽东谈兴犹浓,并叫聂荣臻搞点酒来。他们两个慢斟细酌,侃侃而谈。毛泽东谈到解放战争的想法时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越快越好。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军的力量,去年已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下一步拟让陈(毅)粟(裕)大军的一部打过长江去。再下一步,就是彻底解放全中国的问题。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则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后再解放华北剩下的城市。他们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东方出现曙色。
在城南庄,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张际春等共商军情大事。接着于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3)他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0个字。
聂荣臻希望毛泽东在城南庄把身体保养好。因为,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身体欠佳,加上转战陕北劳碌过度,没有恢复过来。当时的作战处长唐永健回忆说:那时,城南庄没有什么好吃的,毛泽东喜欢吃鱼,警卫排就到小河里去捞,河水没及脚面,鱼只有指头大小,把一个坑洼的水掏干,才能捉到一些。但是,炊事员将小鱼油煎红烧,香味扑鼻,毛泽东吃得很香。(4)
聂荣臻还向部属交待,一定要注意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一次敌机轰炸了城南庄。
聂荣臻当时的秘书范济生回忆说:一天早饭时,冀晋军区电话报告,有六架国民党飞机,沿阜平西大庄大道飞往阜平城上空,现拐向史家寨。我接完电话马上报告了聂总,聂总要我保持与冀晋军区的联系。我刚回到房间,冀晋军区又电告,六架飞机转向南飞。再报聂总后,时间不长,就听到敌机声。一架野马式战斗机飞临我们驻地城南庄上空,对着城南庄到易家庄之间几个驴驮扫射。聂总得知敌机转向我们驻地方向飞来,随即到院中观察。敌机一到,聂总就去动员毛主席进防空洞。毛主席工作了一夜,刚刚上床休息,不肯去。敌机对驴驮子一扫射,聂总急了,要我搬来行军床,要几个人用担架把毛主席抬到防空洞去。毛主席见此情景,说“自己走,自己走”。这时,先来的那架战斗机刚走,又来了一架B—25轻型轰炸机。聂总等人陪同毛主席刚到防空洞时,敌机就投下了第一枚炸弹。我到防空洞时,看到聂总、赵尔陆用身体挡着毛主席,毛主席从他们俩人之间向外看。听不到敌机声了,聂总要我向冀晋军区了解敌机活动情况,得知敌机确实全部飞走了,聂总才请毛主席回房休息。这次敌机共投了四枚杀伤弹,其中一枚落在聂总住房前面(毛主席曾在此住了几天),一枚落在营房门前没有爆炸,聂总曾要工兵来把炸弹拆走。饭后,毛主席出去散步,见到没响的炸弹,蹲在旁边观看。聂总在院中见此情况,急步跑到毛主席跟前,拉起毛主席就走,一边走,一边说“不能在这里看”。我从未见过聂总急成那个样子。聂总扯得快,毛主席也没争,但莫名其妙。毛主席走后,聂总要我再催工兵来拆走。炸弹拆走后,聂总才放心了。
对这段惊险的经历,聂荣臻自己也回忆道: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群机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走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俩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5)
敌机飞走以后,聂荣臻好生奇怪,十多年了,连日本鬼子的飞机都不到这里来,今天怎么啦?他神色严肃地思索着,向晋察冀军区保卫部许部长问道:“飞机轰炸时,有没有敌特活动?”
许部长回答说:“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不过,今天飞机来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主席他们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了,敌人肯定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
解放后,我军从大同接收的敌人档案里,才查清了这次敌人飞机轰炸城南庄的真相:
当时,晋察冀军区后勤部所属大丰烟厂的副经理孟宪德是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他得知我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住在城南庄的消息后,就急急忙忙来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家里。刘从文早已被孟宪德拉入了特务组织。经过密谋,他们把情报送到了保定特务机关,又向蒋介石的保密局作了详细汇报。保定的特务机关转向北平的特务机关作了报告,于是,国民党军队便派出了飞机前来轰炸城南庄。轰炸未达到目的,敌人的特务机关又叫刘从文往毛泽东的饭里放毒。但聂荣臻早做了布置,配专人为毛泽东做饭,外人不得参与。唐永健回忆说:“当时没有对毒物的化验手段,聂帅就叫用银筷子先试食品有没有毒。而且,毛泽东、聂荣臻吃的是一种饭菜,聂荣臻先吃,毛泽东后吃,即使有毒,这道关也挡住了。”刘从文无从下手,只好作罢。
查清了事情的真相以后,特务分子孟宪德、刘从文经法院审讯后受到了应得的惩处。(6)
敌机轰炸以后,聂荣臻感到城南庄不安全,几天后,他劝毛泽东转移到相距几里远的花山村。花山村夹在两个相邻的山峰之间,这里山清水秀,环境清幽隐蔽,敌人的飞机难以轰炸。
毛泽东在花山村没有住多久,便去西柏坡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会合了。从此,西柏坡便成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司令部。周恩来说:“我们这个司令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不发武器,不发弹药,就是天天发电报,指挥着世界上少有的大决战,叫前线天天打胜利仗。”
在4月30日到5月7日城南庄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华北、中原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这一建议五位书记一致同意。
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成立统一的华北领导和指挥机构,刘少奇早在2月16日就有所考虑,他在给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的分界线,原系被敌人封锁分割。故我们亦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来划分我们的行政与工作区域,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分界线两边虽同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却各自为政,军事指挥不统一,政策执行的先后与分量不同,财政负担轻重不一,货币不流通,贸易往来困难等弊害不胜枚举。“自正太、德石两路及石家庄、元氏之敌完全消灭以后,两区分界线的客观原因与必要,即已全不存在。”
为此,刘少奇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与五台局(即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晋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将来或者再与华东局商量合并渤海区,共辖七个区党委。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学校、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野战军仍分南北两个兵团,但指挥与建制统一,若干军分区亦实行合并统一。”(7)两个解放区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既可以抽出大批高级与中级干部到黄河以南去工作,又可以发动几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
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电报后,即在2月20日复电:“我提议由中工委于寅(三月)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你两区合并的提议,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8)
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指出: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无害。时机亦已成熟,拖下去无必要。我们意见即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成为北方局,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经过几个月,待党务及财经两方面工作在统一之后有了头绪,再将军事机构合并。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将两区政府合并。”(9)(www.xing528.com)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将统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事,通报全党:“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10)
这样,毛泽东到达城南庄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
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此问题向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发出通知:“(一)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原隶属晋冀鲁豫解放区之豫皖苏解放区改隶于中原解放区。原属太岳区沿同蒲路自赵城、洪洞(均含)以南直至蒲州以及路西各县,均划归晋绥解放区管辖;原属晋绥之太原附近各县,则划归华北解放区管辖。”“(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林(峰)十七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八同志为常委。(三)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以徐向前兼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及政委,调王建安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未到职);以杨得志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四)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林(峰)为副主席,宋劭文为秘书长。(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并以刘澜涛为党校校长;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萧克兼副校长,朱良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磐石为华北日报社长;范文澜为华北大学校长。”
经过这次调整,华北解放区包括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西和以东的部分地区,同蒲铁路以东、平绥铁路以南和以北的部分地区,拥有4370多万人口,1.63亿亩耕地。
5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正式合并,成立华北军区。
华北军区成立后,所属野战部队编为第1、第2两个兵团:
第1兵团由原晋冀鲁豫军区留在内线的野战部队编成。徐向前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漫远为参谋长,下辖三个纵队:
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副政治委员周仲英、政治部主任桂绍彬,下辖:第22旅,旅长胡正平、政治委员王焕如;第23旅,旅长黄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第24旅,旅长邓仕俊、政治委员王观潮。
第十三纵队,司令员曾绍山(未到职)、政治委员徐子荣、副司令员鲁瑞林兼、副政治委员袁子钦、参谋长白天、政治部主任郭林祥,下辖:第37旅,旅长王诚汉、政治委员张春森;第38旅,旅长安中原、政治委员杨绍曾;第39旅,旅长钟发生、政治委员王贵得。
第十四纵队,司令员韦杰、政治委员甘渭汉、副司令员石志本、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思和、参谋长高厚良,下辖:第41旅,旅长曹玉清、政治委员丁先国;第42旅旅长黄光霞、政治委员张希才。
第2兵团由原晋察冀野战军编成,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下辖四个纵队: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韩伟、参谋长赵冠英、政治部主任刘国梁,下辖:第4旅,旅长萧应棠、政治委员龙道权;第5旅,旅长马龙、政治委员李水清;第6旅,旅长盛治华、政治委员钟华农。
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胡耀邦、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道邦、政治部主任陆平,下辖:第7旅,旅长易耀彩、政治委员蔡顺礼;第8旅,旅长宋玉林、政治委员黄文明;第9旅,旅长陈仿仁、政治委员蔡长元。
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副政治委员王宗槐、参谋长唐子安、政治部主任李昌,下辖:第10旅,旅长邱蔚、政治委员傅崇碧;第11旅,旅长李湘、政治委员陈宜贵;第12旅,旅长曾保堂、政治委员李亚光。
第六纵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副司令员萧新槐、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旷伏兆、副参谋长张挺,下辖:第16旅,旅长廖鼎祥、政治委员李斌;第17旅,旅长徐德操、政治委员李志远;第18旅,旅长罗文坊、政治委员严庆堤。
第一纵队,仍属北岳军区建制,司令员唐延杰兼、政治委员王平兼、副司令员萧文玖兼、参谋长张开荆兼、政治部主任张连奎兼,下辖:第1旅,旅长曾美、政治委员丁莱夫;第2旅,旅长成少甫、政治委员钟炳昌;第3旅,旅长马辉、政治委员黄连秋。
第七纵队,仍属冀中军区建制,司令员孙毅兼、政治委员林铁兼、副司令员周彪兼、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漆远渥、参谋长李波兼,下辖:第19旅,旅长杜文达、政治委员谢继友;第20旅,旅长刘秉彦,政治委员马泽迎;第21旅,旅长黎光、政治委员邓可运。
晋冀鲁豫军区炮兵旅组成华北军区炮兵第1旅,旅长赵章成;晋察冀军区炮兵旅组成华北军区炮兵第2旅,旅长高存信、政治委员李呈祥。两旅均归华北军区直接领导,分别配属给第1、第2兵团指挥作战。
华北军区成立后,对所属各地方军区也进行了调整:
北岳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赵振声、王平,下辖第1、第2、第3、第5、第6军分区。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下辖第8、第9、第10、第11军分区。
太行军区,司令员鲁瑞林,政治委员赖若愚,下辖第1、第2、第4、第5军分区。
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王鹤峰,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军分区。
冀南军区,司令员徐深吉,政治委员王从吾,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军分区。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委员潘复生,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军分区及独立第1、第3旅。
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副政治委员解学恭,下辖第1、第2、第3军分区。
5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北岳军区第2军分区、太行军区第2军分区、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吕梁军区第8军分区各一部合并成立太原军区,司令员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归华北军区建制;因王建安改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决定周士第任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8月,中央军委又对华北野战军重新调整,将华北军区两个兵团编组为三个兵团:
第1兵团除原有的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外,又将太岳军区各军分区所属的十个团编组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袁子钦,副司令员方升普,参谋长熊奎,下辖第43旅、第44旅、第45旅。原属第1兵团的第十四纵队改为直属华北军区。
第2兵团由原第2兵团所属的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4旅组成。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11月初,又将第4旅和冀东军区的独立第1、第2旅编组为第八纵队,司令员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应棠,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蔡顺礼。
第3兵团由原第2兵团所属的第二纵队、第六纵队,北岳军区的第一纵队组成,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参谋长易耀彩。
至此,华北军区野战军三个兵团共九个纵队。直属军区的部队有第七纵队和第十四纵队。特种兵有炮兵第1、第2旅。地方部队为北岳、冀中、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和晋中七个军区。此外还有军政大学和补训团,全区总兵力约42万人。
华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的建立,使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便于统一组织和调动华北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对加强华北解放区建设和提高华北军区部队的战斗力,加速华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都有重大意义。
(1)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引自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谈话。
(3) 中共中央会议纪录,1948年5月3日。
(4)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5)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6) 北京军区关于刘从文等特务案的全宗档案。
(7)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48年6月12日。
(8)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6月20日。
(9)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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