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看重临汾——徐向前亲临前线——精心准备——坚固的“卧牛城”——战役提前发起——东关激战——梁培璜的哀鸣——地下争夺——节外生枝——“土行者”显威——“卧牛”降服
运城失守，国民党军丢失了晋东南的半壁河山，临汾已成了整个晋南的一座孤城。
阎锡山对运城失守，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损失的只不过是那些杂七杂八由伪军改编的保安团队，并没有损伤主力部队的筋骨。
然而，运城失守，又不能不引起阎锡山的注意。他立即把他的高级将领和得力助手梁化之等，召集到太原。
跟随阎锡山几十年的将军们，群集一起，等待着他们的首领发话。
阎锡山说：“这次请大家来，不为他事，只想同各位商讨运城失守后的山西形势。”
商讨来商讨去，他们还是把眼光盯在了临汾城上。阎锡山说：“临汾城，可不是运城，自古以来就是襟带河（黄河）汾（汾河），翼蔽关（潼关）洛（洛阳）的军事要地。各位还记得吗？太原失陷后，绥署和省政府军政官员，一并撤退至临汾，不就是因为临汾是军事要地的缘故吗？临汾古城墙，各位也都登上眺望，看到了它的威风，可以想象得到，明末李自成攻临（汾）城不克，损兵折将，束手无策，只得撤兵而去的惨败情景。况且，我又有了日本顾问指导帮助下构筑的城防工事，临汾城铁壁铜墙啊！有哪位将军敢来碰一碰吗？其结果，还不是明末李自成的下场！”
临汾，确实是太重要了。它是晋中的桥头堡、太原的南大门。国民党军要想保住晋中和太原，并牵制我晋冀鲁豫部队对西北战场的支援，就不能没有临汾。阎锡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能再让临汾丢失了。于是，他作出了加强临汾防卫力量的决定，命令驻介休的第66师徐其昌率部从晋中赶来增援。同时，为统一调动指挥临汾驻军，命令已任临汾守备军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的梁培璜兼任晋南武装总司令。
“还得给临汾的梁将军发个电报！”阎锡山命令他的参谋长郭宗汾说：“要他根据运城失守教训，加修、改造城防工事。日本军事顾问三人，将同第66师徐将军一同进入临汾。”
这时候，阎锡山为什么要让徐其昌任师长的第66师前去临汾呢？因为，徐其昌原是驻临汾第6挺进纵队司令。一来，他对临汾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来，在阎锡山的眼中，徐其昌看起来虽是个笨头笨脑的大胖子，实际却是个精明强干、灵机应变的将军。
就在阎锡山把眼光放在临汾，并下令加强临汾防卫力量的时候，徐向前也看中了临汾。
还在运城作战期间，徐向前、滕代远就已在考虑夺取运城后下一个战役目标了。1947年12月29日，他们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今后作战我们提议两个方案：甲，二、八纵并独三旅及地方五个团攻取临汾；乙，如二纵需西返，则八纵开豫北，结合太行、冀南四个独立旅及独立师共八个旅兵力，攻取安阳、新乡、焦作等据点。”当天，中央军委就复电指出：“攻克临汾对各方面（特别是对支持西北战争）极为有利。”“但对临汾城防及陕州宜川两处敌人增援之可能性，我们尚无把握，望调查并考虑电告。”(1)
1948年初春，大地还没有解冻，徐向前就向晋南前线出发。他在临出发时对夫人黄杰说：“这次出去，打不下临汾不回来！”
途经阳城时，徐向前在这里召开了太岳区党政军联席会议，研究了攻打临汾的问题，并就这个战役的准备工作进行布置，成立了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军区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参战部队。
2月17日，徐向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们第一步作战计划，拟攻歼临汾之敌。”因未解冻，准备在作战开始前普遍进行以“土工作业，连续爆破，破坏外壕，坑道作业，攻击碉堡群、地堡，打开城墙突破口，竖梯登城，巩固突破口向两翼发展，纵深战斗及步炮工协同动作等项”为内容的攻坚训练。只有熟练掌握这一套攻坚战术，“才能代价小，收效大”。
18日，毛泽东给徐向前发来了回电，说：“（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荫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为不失时机地歼灭可能逃跑的敌人，徐向前考虑了攻打临汾的作战部署，决定：以第八纵队第20旅位于浮山、大阳以西地区；太岳军区部队一个旅位于洪洞、赵城以东地区，控制同蒲路东侧；以吕梁军区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独立第3、第7两旅隐蔽在汾西地区，控制同蒲路西侧。主力集结翼城、曲沃地区，如敌逃窜，即以东侧两旅占领要点，阻击敌于赵城以南地区，西侧两旅截击从汾河西岸北逃的敌人，并迟滞南下接援的敌人。为不过早暴露行动企图，在战役发起时，主力部队即以一天半行军北上投入战斗。19日，他把这一考虑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毛泽东在复电中说：“部署甚好。”为此，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相继来到了翼城进行整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第八纵队扩编为第22、第23、第24旅外，又成立了由徐子荣任政治委员、鲁瑞林任副司令员的第十三纵队，下辖第37、第38、第39旅。
2月21日至23日，前线指挥部在翼城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徐向前特别指示工兵连排干部也参加。大会由王新亭总结报告运城攻坚战的经验，他指出：攻打运城的经验：一是注意攻击准备；二是强行坑道作业；三是采用小组连续爆破；四是在兵力使用上反对平均主义；五是坚决执行命令，不打滑头仗；六是要有忍劲，坚持最后五分钟。(2)
23日，徐向前在会上作了攻打临汾的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先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关于为了解放内线敌占区城市，要求培养专门攻坚兵团的指示，要求与会的全体干部，认真虚心学习运城攻坚经验。接着，徐向前指出：朱总司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本军区今后的作战任务，在本区说来，就是要肃清内线敌人及其残留的据点。在全国范围说来，要配合外线作战，同时要把晋冀鲁豫军区的野战军培养成为专门的攻坚部队。这样，各有专门的装备，各有专门的经验，作起战来非常便当而有力量。今后去收复国民党占领的许多大城市，需要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攻坚战斗。本军区春季攻势的第一个战役计划，主要的对象就是临汾。
在谈到攻打临汾的重要意义时，他说：“夺取临汾，不仅可使晋南全获解放，而且可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连成一片，并为下一步北上晋中，解放太原，全歼阎胡守敌，解放华北扫清障碍。”因此，这个战役，不仅影响本区，还将有力地配合西北和黄河以南的野战军作战。
能不能攻克临汾这样设防坚固的城市呢？徐向前分析敌我力量后，认为“是有胜利把握的”。就敌人方面而言：一是“已丧失了守城信心。敌人内部不团结不统一，临汾城的敌人，有胡宗南部队，有阎锡山部队，还有土顽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互相磨擦、抵消”。二是“敌人是孤立的，四周被我们解放区军民紧紧包围着。敌人要想来援，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北边是惟一可以来援的方向。如果敌人来援，正是我们欢迎的，我们就打援，在野外消灭他”。三是“临汾城内的敌人，总计不过二万五千来人，而且也受过我们的打击。临汾的工事，同运城差不多，可是临汾城的四周，比运城大得多，这也是便于我们突破的”。就我方来说，“内部是统一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有全边区三千万人民的支援，我们的兵力比敌强”。徐向前说，以上这些“只是解决问题的根据，要经过战斗才能解决问题。”(3)
徐向前强调指出，要在战斗中解决问题，现在必须加强部队的训练教育，要加强学习。学习的重点是攻坚的战术和技术。干部和战士学习各有重点，干部基本上学战术，但要懂得技术；战士基本上是学技术，但要与战术结合起来。勇敢和技术结合起来，勇敢与智慧结合起来。
针对阎锡山所说的临汾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徐向前指出：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没有什么不可攻破的“铜墙铁壁”。阎锡山一贯是“乌龟战术”，胆小如鼠，轻易不敢伸头，估计不敢在解放军围攻临汾时派兵南援，但仍要作好围城打援的准备，要把“老鼠”当做“老虎”打。一个指挥员，首先一条，要胆大心细。打以前要心细，一打开了，就要胆大，要有“打鼠如虎”的精神，把弱敌当强敌打，把强的敌人当更强的敌人打。军队的战斗作风应该是：谨慎、细致、迅速、果敢、沉着，不怕困难，不叫苦，胜不骄，败不馁。
2月25日，徐向前亲自率领参加会议的全体干部，观看了第八纵队组织的火力、坑道爆破、突击三结合的实兵演习，检查了模拟临汾城墙的目标被破坏的程度，并在现场对各部队领导作了指示。他还深入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了解敌人火力配置情况，深深感到攻打临汾这场攻坚战，看起来比原来预想的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
临汾，位于汾河下游的同蒲铁路线上，是晋南最大的城市和战略要地，相传为尧王建都之地，有尧庙宫、尧陵等古迹，历来是军事重镇。自从纵贯山西全省、沟通华北与西北交通的同蒲铁路建成后，这里是同蒲线南段的枢纽。临汾城依自然地形筑在汾河东岸一片冲积而成的黄土高坡上，城外地势比城内低。黄土垒砌的城墙，粘结得非常坚固。基部最厚处有30多米，墙面如牛背，倾斜向上，高达14米，顶上有10米宽，可并行三辆大车。城周长近10公里，城外的东南部又加修一座护卫城，高度与厚度略次于主城，周长3公里多。整座城，西傍汾河，南、东、北三面均为开阔地。从远处看，临汾城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头黄牛，故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
当时，防守临汾是阎锡山的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他是河南光山县人，保定军事学校第三期毕业，历任阎锡山部的旅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是阎锡山的“铁军组织”的28名骨干之一。驻守临汾的国民党军除胡宗南的第30旅和阎锡山的第66师两支正规军队外，还有逃到临汾的4个伪专员公署和14个流亡伪县政府所属的各种杂牌武装还乡团、保警队等，整编成的8个团，总兵力近3万人。
梁培璜深知用这3万人来固守临汾是难以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抗的。况且在这3万人中有一半是地方团队，战斗力很差。因此，梁培璜的如意算盘就是凭借工事固守，进行顽抗。于是，他搜刮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临汾原有工事的基础上，构筑了四道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第一道防线是外围警戒阵地，以城东、南、北各2．5公里，城西7．5公里内的较大村镇为据点构成。筑有高碉堡、明暗火力点和外壕、电网、地雷等障碍物，形成一个个独立支撑点，各点驻有一个连至一个营的兵力，配有重机枪、迫击炮、山炮，既可独立作战，又可相互支撑。
第二道防线是护城阵地，以环城周的31个碉堡构成，三碉一组作品字形布局，以水泥、片石构筑的主碉居中，距城50至80米不等，周围并有地堡、暗火力点和外壕、铁丝网、地雷等防御物，有的还有暗道通往城内。
第三道防线是外壕和城墙阵地，外壕在旧护城壕基础上挖成，深20米，宽30米，紧靠城墙，在城墙顶部四角和四个城门楼上修有火炮、各种枪和喷火器使用的据点工事，将城墙腰部挖空，修筑轻机枪、步枪和喷火器的发射掩体。
第四道防线是城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城墙内有一条深、宽各3至6米的内壕，壕内每隔15米修一伏堡，城内主要街道和高大建筑物上，共修了11个巷战据点，在城东偏南的东关，高度略低于主城，也构筑了完备的防御工事，与主城形成一个整体。
面对如此坚固的城防工事，梁培璜极为得意，说：“八路军作战，向来是以多胜少，我们把临汾城周工事筑成法国的‘马奇诺’，来个以少胜多。”
梁培璜自认为他的“马奇诺防线”万无一失了。几天以后，他给阎锡山发去一份电报，说：
（一）城防工事，在日本朋友帮助指导下，按计划全部加固改造。如果徐向前敢来进攻，他所指挥的土八路，定叫他死在我坚固阵地和各道防线之前沿。
（二）六十六师接防，三十旅交防，交接将毕，将设宴迎送。
（三）坚守临城，唯粮荒在即，难以持久。
阎锡山看过电报，甩在一边，向参谋长郭宗汾大发雷霆：梁培璜真是个糊涂虫，守成没有粮食，还守个甚？傅作义当年守涿州教训还不够吗？快给梁培璜发急电，趁共军大练兵尚无攻城之意，还不出城把粮食抢到手？
进攻临汾的时间原定在3月10日。
3月初，西北战场传来捷报：胡宗南派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4个旅驰援宜川。结果，连同守军一个旅被西北野战军全部歼灭，近3万人无一漏网，刘戡本人亦被击毙。胡宗南慌了手脚，再也顾不上与阎锡山协防临汾，急着要撤走整编第30旅返回西安，可是通路已断，只得靠飞机空运。
正在这时，徐向前得到情报：阎锡山的第66师的一个团及三个保安团，进到襄陵南的古城地区。当晚，徐向前即令第十三纵队提前出发，西渡汾河，配合吕梁部队作战，先奔袭歼灭这一敌人，并肃清汾河西岸外围之敌。尔后，再转河东，按原计划作战。
哪知，阎锡山早有预感和防备，他对第66师师长徐其昌说：“和共军打交道何止一日，对你来说，更有亲身体会，部队向临汾开进途中，一定要防止中埋伏！”
阎锡山的这几句话，真起了作用。徐其昌率第66师由介休出动，过灵石下韩信岭，便不再沿同蒲路向南开进，而急急忙忙涉过汾河，转道汾河西岸向南开进！而我军汾河西岸的部队却没有能阻击敌人，致使徐其昌率部由临汾大西门进入城里了。
徐向前对这次临汾城外一仗战机消失，感到遗憾。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阎锡山的“老奸巨猾”，要提防他打“猾头仗”。
3月6日一早，徐向前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攻临汾的部署：
（一）八、十三两纵及太岳部队，攻坚训练与三查、民主运动，最迟者可于八日以前全部结束，决按原定计划，灰（十）日开始行动。第一步，先扫清临汾外围之敌，作攻击城垣准备。此时如晋中阎敌南援，决先歼之于霍、赵间，再攻歼临汾敌。如晋中敌迟疑，一切攻城准备已完成，即拟一举攻克临汾，再向晋中发展。各级干部经过三查学习、改造，经过民主运动，再加攻坚技术战术训练，一般上下级与兵官之间团结加强，军事技能提高，政治情绪旺盛。对攻取临汾都有信心。
（二）昨日六十六师之一九六团，及三个保安团，进到襄陵南之古城地区。十三纵全部提前已于昨夜出发，西渡汾河，先歼灭此股敌人，并肃清汾河西岸外围之敌，即转河纱，按原计划作战。
中午时分，徐向前正坐在院子里草垛旁的躺椅上批阅文电。参谋送来情报：今天清晨，胡宗南偷偷派来一队大型运输机，在临汾城南尧庙宫机场降落，接运第30旅，已将旅长尹瀛舟及约一营人运走了，明天还要来飞机继续空运。徐向前看着，不禁皱起眉头，然后，拿铅笔在上面重重地写上四个字：“失之过迟！”同时，此时已接近春耕时节，考虑到部队作战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畜力运输物资，为避免过多地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徐向前当机立断，随即吩咐参谋处长梁军，马上给部队下达紧急命令，并向军委报告要提前攻打临汾。他在报告中说：
临汾敌三十旅，今鱼（6日）辰（7时）已开始向西安空运（我们只发现两架大运输机）。我决提前出动，以八纵全部明虞（7日）拂晓前控制飞机场，肃清临汾以南外围之敌。太岳一个旅，肃清城北之敌，十三纵肃清城西及西南之敌，尔后即开始攻城。
命令也立即传达到了各部队：第八纵全部立即出发，以急行军于第二天早晨天亮前赶到临汾城南抢占机场；太岳部队全部出动，以急行军于明晨到达临汾城北，与第八纵队以向心合围的态势逼近城郊；第十三纵完成河西歼敌任务后，迅速移河东向临汾城郊压缩包围；吕梁部队控制汾河以西，监视敌人和打援。
临汾战役发起时间，比原定的提前了三天。命令下达后，不少部队正在练兵，许多人仓促忙乱了起来，开始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卧牛”又搬不走，是“瓮中之鳖”，何必要提前三天呢？还有人说：就让敌第30旅跑掉了，临汾城不是更好打吗？
徐向前考虑的正相反。他认为：如果放走敌第30旅，等于加强了胡宗南在西北战场的力量，就达不到预定的牵制敌人、配合我西北野战军作战的目的；当面之敌，只有第30旅较强，让它逃走而轻易地攻下临汾，就不能取得真正的“攻坚”经验，完不成培养过硬的“攻坚”兵团的任务。
眼下，徐向前最关心是第八纵队。3月7日下午3点多钟，徐向前命令接通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的电话，但联络不上，估计王新亭已经上路了。他随即写了一张手令：“不能让敌人跑掉！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到敌人的飞机前边，不能叫敌人逃走，最好是在敌机降落以后发起攻击，缴获它几架飞机。”
两名年轻的参谋，乘上惟一的一辆中型吉普车去追赶第八纵队的部队，徐向前大声向正在登车的参谋说：“必须在部队宿营以前把命令送到，亲自交给王司令员！”话音刚落，他随即坐进也是惟一的一辆十轮卡车驾驶室，率领前线指挥部干部朝临汾方向进发。
王新亭接到命令后，一面率领部队加快行军的速度，一面命令已集结在浮山、大阳镇以西的第24旅，利用距离飞机场比较近的有利条件，首先打响抢占机场的战斗。当时，十架飞机已经降落，敌军正列队等候上机。埋伏在机场南面的我第24旅，在信号弹的闪光中猛烈开火，两架敌机被击中，其余八架飞机没等停稳，又慌忙滑行上跑道起飞。几个敌军官，爬上吉普车朝城里逃跑，后边跟着几百名夺命逃奔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机场迅即为我军占领，胡宗南空运第30旅回西安的计划破产了。
初春的晋南地区，连续数日雨雪交加。梁培璜为引诱我军于临汾坚城之下，命令外围各据点守军边打边撤，逐次向城周各据点集中，并随即调整部署：以整编第66师守东关及外壕外沿各据点，以杂牌部队填补空隙及次要据点。
3月8日，刚刚到达目的地的第八纵队第23、第22旅，立即按照预定的目标展开攻击，分别攻占柴村、张吴、尧庙宫、乔家庄、东西赵村、义园等外围据点，并打垮敌人多次反冲击而巩固了阵地。战至11日，攻城部队推进到距离城墙3000米处，对临汾构成合围，并加紧作全线攻击的准备。
3月16日，我各部队攻击临汾城外围和城东关外壕外围的主要据点，以掩盖交通壕攻击推进，紧缩包围圈。由于城北地形较高，对登城有利，第八纵队除留下第22旅仍在城南担任助攻任务外，主力第23、第24旅迅速转移到城北新的攻击方向上，准备先夺取兴隆殿，再依托该阵地攻城。
3月22日，在准备攻击兴隆殿阵地前夕，第24旅旅长王庸不顾安危，冒着敌人火力封锁，亲自登上制高点，观察兴隆殿地形、敌情，不幸头部中了敌人冷枪，光荣牺牲，年仅33岁。
王庸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徐向前沉思怀念很久。他在给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次攻临尚未进入决定作战，八纵因干部看地形不隐蔽，亡营长一，副营长一，伤营长一，挖交通壕因土质松，连日阴雨天又解冻，又挖得大与宽，致土塌下，压死者数十人，我已下了一个训令纠正这一现象，但昨天24旅旅长王墉同志又到前方地堡看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而牺牲，真正令人不胜悲愤！”(4)
从22日夜开始，我攻城部队全线发起攻击，重点攻击临汾东关和南北外围据点。
临汾这座古城，说来有点奇怪，它不像别的中国古城设有东西南北四关，而只筑有一座东关，亦筑有城墙。整个东关，相当于主城的三分之一，与主城紧紧相连，就像“卧牛”的头伸至城的东南部。在我军攻打东关之前，守敌为发挥他们的火力，把东关紧靠城墙的房屋全部拆除，形成了一片开阔地带，以防止我军利用。
可见，要宰掉“卧牛”的头，实在不易。但是，要攻克临汾又首先必须攻占东关。这是一场硬仗！
前线指挥部把攻取东关的艰巨任务，先交给了新成立的第十三纵队。接受任务后，第十三纵队第38旅第113团冒着倾盆大雨，从河西开到东关的制高点黄土包下，向黄土包之敌发起了攻击。经过三次攻击和反攻击，占领了该高地，并摧毁了敌人的暗道。
接着，第38旅又以两个团的兵力，于3月23日、27日两次进攻东关，但由于我炮兵火力弱，射击技术不熟练，口子轰开得晚，把城墙轰开一个10米宽的口子后，步炮协同不好；外壕内沿只爆炸一次，突击部队通过不便，第38旅主力未能突入，我军两次攻东关都遭失利。但是，这一仗，我军干部战士都非常英勇、顽强。突击连有个战士叫李海水，战斗中负伤，晕倒在掩体里，部队刚撤离阵地，敌人又开始反扑了过来。他醒过来爬出土坑，把别的连队的十几名伤员组织起来，连续打退了敌人六次反扑，一直坚持到第二天的上午。最后，他奋不顾身把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投向敌群，掩护战士们安全撤回阵地。
在第38旅攻打东关的同时，第39旅又向电灯公司发起了进攻。电灯公司位于临汾城东、东关北侧的三角地带，南侧紧靠东关北面敌人的外壕，是一个复杂的集团工事。敌人在这个据点设了三道外壕，内外沿有大小碉堡和明暗火力点，组成了星罗棋布的碉堡群和密集的火力网，各碉堡群环绕以交通沟堑，由暗道相互贯通，守敌达千余人。
23日夜，第39旅第115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第117团从东北方向分三路向电灯公司发动攻击，另以部分兵力包围电灯公司东北侧翼之敌。
夜晚，炮火把天空映红。在炮火的掩护下，我第115团以连续爆破的手段炸毁了敌人的两道铁丝网和一道电网，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外壕。但在通过第二道外壕时，部队受到了阻碍。一个小时以后，第115团又一次猛攻电灯公司守敌，控制了敌占据的几处房屋。但由于我第38旅第一次攻东关失利，使东关守敌得以拼凑成一个团的兵力，在三个小时内，连续向我第39旅已得阵地发动了七次猛烈的反扑，最后我攻占部队被迫放弃已占领的几处房屋，撤回到原出发阵地。经再次组织反击，于25日晨3时，又夺回了这一阵地。第二日晚，第39旅又向敌核心阵地进攻。第1连班长毛德兴带领七名突击队员，在炮火的掩护下，以迅猛之势，顺利通过第三道敌外壕，猛攻敌人外壕内沿碉堡群，迅速占领了敌人两个碉堡，猛插敌之纵深，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围墙。但是，正当我军向敌人纵深发展时，东关守敌从暗道绕至我突击队背后，切断了我军后续部队。这时，东关守敌的炮火重点转向了电灯公司，使我部队伤亡重大，被迫撤至围墙以外，坚守已占阵地，与敌对峙。
与第十三纵队猛攻东关、电灯公司同时，我第八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城北攻打“日本坟”、兴隆殿两高地。他们连续爆炸三道又深又宽的外壕与障碍物，攻上去占领一群碉堡，歼敌一个排。但因敌人炮火与反扑，又退到外壕。苦战一天一夜，我军消耗弹药甚多而未获成功。
我军一次次的攻击，一次次的失利。这可乐坏了太原城里的阎锡山。他马上给临汾守敌发去贺电，给梁培璜打气，说他指挥有方，说徐其昌守东关应该受到嘉奖，要给守东关的将士每人赏二块银元。同时向蒋介石报功，说：“我守临汾将士，血洒城头，临城稳如泰山。”还说：“从共军首领徐向前临汾城下的失败，足以证明山西城镇据点工事结构的坚固，火力配备的得当，徐向前连临汾都攻不动，休想打下太原！”
我军并没有因攻击东关失利而气馁。为及时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晋冀鲁豫军区前线指挥部于3月31日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作了《关于攻临汾外围作战检讨及今后作战等问题》的报告。他指出：“阎锡山花样多，一贯主张防守战法，当我开始包围临汾时，敌远距离外围据点，不战而退；但近距离城壕外围据点则拼命固守，土顽换为正规军。”由于“守敌待援无望，突围有被歼之危险，只有死守一条路”。接着，徐向前自我批评说：在战役指导上，开始对敌人工事特点估计不足，想在短时间内，以小的伤亡解决战斗。战斗部署改变几次，企图打东关同时准备登城，没有集中最大火力，兵力有些分散。他指出，东关外围争夺战，正好锻炼了部队，也摸到一些敌人防御工事的底；敌人有五个正规军，已经被我军消灭2500至3000人。“我们人力物力消耗亦很大，也只有坚决打下临汾的一条路。”最后，他说：“坑道是我军当前攻坚的主要手段，我们要实行土行孙的战法，钻到地下去，用坑道破城。”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前线指挥部于4月1日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集中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主力，从东北、东南两面，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手段，第三次攻打东关。
第八纵队第23旅，是一支具有坑道爆破攻坚丰富经验的部队。他们接受任务后，在旅长黄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的带领下，在地面与敌展开争夺外壕的激烈战斗的同时，在地下进行了紧张的坑道作业。
守敌作垂死的挣扎，他们一面以炮火拦阻，用步兵连续向外反扑；一面在外壕底部修地堡，挖“T”字形深沟，阻我坑道接近。然而，在我军的抗击下，都一一失败了。敌人没有办法了，就用水管往外壕里泄水，妄图淹没我军在外壕里筑起的碉堡。可是，外壕原来是条护城河，泄下来的水就顺着水沟流走了，形成了一条潺潺的小溪。战士们幽默地把自己筑的碉堡称为“近水楼台”，有一个碉堡还命名为“得月楼”。
4月9日拂晓，我第23旅先后完成了四条通向东关的坑道和药室，第十三纵队也完成了两条坑道。这样，临汾城外围就布满了掩盖的交通壕，四通八达，犹如蛛网。为了不致迷失方向，战士们给各交通壕起了名字，如“胜利大街”、“英雄胡同”等等，在交叉路口还插了路标，这就使我军完全控制了突击地段的外壕。夜晚，黄定基组织了240人的两个运输队，一夜之间从十几里路外将8700公斤炸药运送进了坑道，并填装好了三条坑道的药室。与此同时，副旅长邓士俊集中了全旅92门八二迫击炮以上火炮和重机关枪成立火力队，以支援步兵冲击。担任突击任务的第68、第69团也进入了攻击阵地。
一切都准备好了。4月10日下午4时，炮火越打越紧。徐向前在炮兵开始火力准备的隆隆声中，来到了离东关不远的一处房屋制高点观察和指挥。只见我军的榴炮、野炮一起向东关门楼及城内敌人的炮兵阵地进行压制射击，摧毁了东关门楼及东关城南角突出部。
10日下午6时，黄昏的天空中，高高地升起了两颗红色信号弹。只听黄定基旅长用电话大声传达着前线指挥部的命令：“突击部队，准备好，爆破声一响，立即登城。”(www.xing528.com)
话音刚落，“轰！轰！”两声巨响，大地随着摇晃了一下，东关城墙上卷起了两股冲天的土柱，裂开了50多米和20多米宽的两个大缺口。
“爆破成功了，同志们冲啊！”第69、第68团的两个突击营应声而起，乘尘烟腾起，像离弦之箭冲进烟雾，顶着落下来的砖块，发起了冲击，不到一分钟就登上城头，迅即向纵深发展。
第十三纵队第37旅因坑道爆破经验不足，两条坑道一条爆破处距城墙尚有8米，另一条的点火装置因发生故障而没有起爆。徐向前立即命令第37旅突击队循着第23旅的突破口跟进。两旅突入，据守各要点的敌人迅速被歼。
当我攻入纵深的部队打到东关十字街口敌人的一个师指挥所时，敌第66师师长徐其昌，率少数残兵败将从地道里仓皇逃进主城大东门，紧紧关上城门闸。东关被我军占领了。
这一夜，整个东关都被枪炮声笼罩着，有几处燃烧起了熊熊大火，把夜空照得通红。
东关失守，使阎锡山惶惶不可终日，忧心如焚。4月3日，他派出第61军副军长娄福生，乘坐小飞机降于临汾城内传达他的命令：死守临汾不动摇，愿梁将军与全体将士与城共存亡，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并告诉梁培璜“不要希望援兵”。
梁培璜还真的给阎锡山发了个回电：“本人愿与全体将士死守临城，与城共存亡！”又在他的床底下放了一些干柴，旁边放了一桶汽油，对娄福生说：望兄弟回去回报阎长官，这便是我梁某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事实上，梁培璜在3月9日就已发出“参战字第114号代电”，说：“临汾之保卫战，已入严重阶段，本官已下定决心与临汾共存亡，如中途战死，即以徐师长其昌为本官之第一代理人，谢副旅长锡昌为第二代理人，继续执行保卫临汾之任务。”这时，临汾城内守敌，仅剩第30旅还有一些战斗力，兵员已明显不足，而且士气沮丧。但是，残暴成性的梁培璜仍不甘心失败，一面重申他规定的“八杀”命令：奉命进攻不进者杀；奉命赴援不进者杀；未奉命令放弃阵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滥用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官不挺身而代行职者杀，图以此种恐怖手段胁迫部属为其卖命。一面将第30旅调至城外，争夺地面阵地，并大肆搜捕城内青壮年和学生补充兵员，强迫居民加修工事，增筑碉堡，决心死守。
东关失守，也使当时出席南京伪国民大会的山西省议员们，乱成一团。他们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望他当面答应立即派飞机助战，挽救临汾危机。蒋介石为给阎锡山、梁培璜打气，在伪“国民大会”上宣称“决心保卫临汾”，并令国防部次长林蔚请求陈纳德派飞机助战，疯狂轰炸临汾城外我军阵地，并向城内投送面粉、大米、罐头以示援应，还说：“只要临汾城内机场修好，就空运部队增援。”其实，临汾城内机场早已修好，但始终并无一兵一卒增援。
我军攻取东关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更增强了徐向前攻下临汾城的信心。他总结了东关使用坑道爆破的成功经验，决定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战法，攻克临汾城，首先从城东、城南两面控制外壕，完成破城坑道，尔后发起总攻。于是，部队开始夺取登城阵地，掩护坑道作业。
我军一步步向临汾主城逼近。这时敌人如同输红了眼的赌徒，妄作垂死的挣扎。他们除加强了防守和不断进行反扑外，竟向我军阵地施放了毒气，并立即从太原、天津、西安派出轰炸机对东关日夜狂轰滥炸，一时间，东关大部分的房屋都被炸毁。争夺登城阵地的战斗异常激烈，形成了空中、地面和地下的立体争夺战。
临汾攻坚战，的确是一场恶仗。
自4月15日以后，全线展开了激烈的登城阵地争夺战。我军每攻占一阵地，敌人必拼命疯狂反扑。
20日，我第八纵队第23旅第67团奉命夺取敌人的“火车头”阵地。“火车头”阵地位于东关以北170米处，距城墙80余米，敌人在铁路上集中了一部分机车和车厢，构成火力点，与“老鸹嘴”1、2号护城据点相呼应，构成敌人从东北侧至城东北角的前沿阵地。“火车头”阵地正对着城墙的两个突出部，是我第23旅必须夺取的攻城依托，也是第23旅挖掘破城坑道的理想开口地区。利用夜晚，我第67团将交通沟挖至“火车头”阵地前沿，在我军炮火的掩护下，夺取了“火车头”阵地。
在第23旅夺取“火车头”阵地的同时，太岳军区部队也分别占领了“火车头”阵地以北的“老鸹嘴”阵地和1号护城据点。从而，我军控制了从段家窑到卢氏庄约200米的铁路路基。第23旅和太岳部队各三条坑道即由路基后侧开口挖掘。
临汾守敌梁培璜见我军逼近外壕，非常恐慌，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回“火车头”和1号据点阵地。
22日下午，敌人向1号据点和“火车头”阵地坑道口反扑了过来。情况十分紧急。我第67团一部在火力的掩护下，坚决实施阵地反冲击，用刺刀和手榴弹将敌人全部消灭。第二天，敌人又反扑过来了，又被我军击退。我军终于保住了阵地。
就这样，我军的几条破城的大坑道，正在激烈的战斗中紧张地挖掘着……
挖掘破城坑道是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十分艰苦的斗争。临汾守敌在东关已尝过坑道爆破的厉害，也在绞尽脑汁，采取反坑道战的种种措施。他们挖掘大量的T字形反坑道，在坑道内，遍设听音缸，发现动静即实施对挖，临近时炸毁对方坑道。在地面上，则以各种手段侦察我军坑道口的位置，窥得迹象则以飞机、炮火猛烈轰击，还派敢死队袭扰坑道。
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坑道战术，徐向前命令部队与敌展开对挖、对听、对炸的斗争。但是，困难一天比一天多了。坑道通过城下外壕，进入了非常艰苦的阶段。由于坑道长严重缺氧，掘进速度缓慢。为加强坑道掘进的保密，战士们挖土改用三股齿、小铁铲，脚缠破布棉絮走路。敌人的反坑道又多又密，攻城部队主坑道得不断拐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正当我军在临汾与敌人打得难分难解之时，却突然节外生枝。
原来，傅作义见我军在攻临汾，急忙赶到太原去与阎锡山商量，企图纠合阎锡山部趁机出兵，偷袭石家庄。中央军委得到这一消息后，于4月30日致电徐向前，指出“我必须保卫石家庄，除从应县急调六纵三个旅南下位于阳泉外，难以再抽兵力，临汾攻克是否有把握？并是否能于短期内攻克？是否可以抽调两至三个旅北上，位于太谷附近威胁阎锡山军？如阎攻击阳泉则向阳泉会合六纵歼灭之。盼复。你部无论临汾攻克与否，第二步全力对阎作战，各个歼灭阎军，保卫石家庄。”
徐向前冷静分析了形势，认为坚决攻下临汾即保卫了石家庄，乃于当晚电复中央军委：敌以炸药、毒气破坏攻城部队土工作业，故进展甚缓，肃清城东与城南外壕前面及坑道内之敌，尚须三至五天。只要坑道成功，攻下临汾不成问题，预计尚须15天。
为防敌乘隙东犯，徐向前建议中央军委是否先将驻赵城准备阻援之晋绥独立第3、第7两旅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东移太谷以南，协同太行地区牵制阎敌；若敌东进，即移阳泉，协同我第六纵队歼东进之敌，待兵团攻下临汾、北出晋中时，再西返协同作战。
电报发出后，徐向前连夜调整部署。翌日清晨，中央军委来电称：阎锡山已集结一部兵力，有于日内向娘子关方向攻击的模样。在阳泉附近仅有两个小团，无防御能力，六纵在应县向阳泉走需要12天时间。要徐向前即派两至三个旅兼程开至太谷附近，有力攻击太谷一带敌军，牵制敌人，同时主力继续攻击临汾不变。
情况如此紧急，徐向前当即报告军委，除吕梁军区彭、罗两旅外，再抽出太岳一个旅，统归彭绍辉、罗贵波指挥，北上晋中策应。下令免除太岳部队攻城任务，以第八纵队接替其攻城地区及攻城坑道，以第十三纵队接替第八纵队东城外以南原攻城地区及攻城坑道。
这一部署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并命令徐向前北上部队均应立即由驻地出发。徐向前当即将彭、罗等可争取于8、9日赶到太谷以南，以及该部作战行动计划等详报中央军委。次日，中央军委复电，认为甚好，同时指出：“你处攻打临汾行动仍按原计划进行，不宜性急，为能更有把握地攻下临汾，如必要可照预定日期再延长若干时日。”
5月7日，徐向前给朱德、刘少奇、滕代远、薄一波写了《克临东关以来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报告说：现战斗之关键在夺取外壕，战斗正在地上地下同时进行。双方争夺已半月，60天作战，我伤亡约9000至1万人（内有4000人归队），但部队情绪仍极高涨，普遍反映说，我们是打强了，不是打弱了，信心更打高了。新部队说，经过这样锻炼，也成主力了。
但是，攻坚战对于长期习惯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毕竟是从未经历过的。临汾已经攻了60多天，如此旷日持久地再打下去，弹药实在难以为继。现在，敌人又派兵威胁石家庄。在这种情况下，“莫如放弃临汾，回师东向，集中力量保卫石家庄”的议论，在一部分人中提了出来。
朱德在赴濮阳视察华东野战军的途中得悉这些议论后，当即于5月11日晚写信给晋冀鲁豫军区薄一波、滕代远：“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此损失更大，又毫无价值。”朱德嘱薄一波、滕代远全力给徐向前一切支持，“撑他的腰”，一定可以攻下临汾。朱德还告诉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
情况再复杂，也没有动摇徐向前要攻下临汾城的决心。他对王新亭说：就是胡子打白了，也要把临汾打下来，打不下来，我和你到五台山当和尚去！这说的虽是笑话，但确实表明了他的坚定决心。(5)
情况正是如此，我军加强了对临汾的攻击，从而使阎锡山既不敢南援，也不敢东进。傅作义见阎锡山因一个师被我军第六纵队歼灭，已无胆量与其配合行动，又见冀中的我军严阵以待，他那攻打石家庄的计划便破产了。
这一节外生枝，并没有影响我军攻打临汾城。到4月底，我军挖的三条主坑道都已掘进到60余米，距外壕只有10多米了。然而越是靠近城墙，斗争也越尖锐。5月3日，2号坑道突然被敌人轰炸，经过外壕内的紧张争夺，保证了坑道作业的安全。又经过近十天的紧张坑道作业，5月12日，我军三条主坑道通过了外壕。在这事关成败的关键时刻，战士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一点一点地坚持挖掘。挖至14日，坑道进入城墙的基部。当天夜里，敌人又向外壕投放了大型炸药包命中了1号坑道，顶部被炸塌了一个大洞，如果不在天亮前修补好，被敌人发现坑道位置，后果不堪设想。工兵张贵云立即带领几个战士紧急抢修，由于土质很松，修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在这紧急关头，战士刘增练急中生智，想出了先用门板堆湿土堵洞口，再将门板固定的办法，几个人奋战了五个小时，抢在天亮以前终于堵塞了漏洞。
5月15日，我第23旅挖掘的117米和115米两条破城坑道到了城墙底部，第二天，又完成了爆破药室的挖掘。为了争取时间，前方指挥部命令每条坑道以两个排传递炸药。天刚擦黑，突然下起雨来，旅政治部主任张向善带领部队从炸药库到坑道口，排起了一条300来人的长队，冒雨往坑道里传递炸药。为了防止炸药被雨淋湿影响效力，干部战士们都脱去了上衣盖在炸药上传递。
漆黑的夜晚，雨还在下个不停。经过一夜工夫，1号坑道装黑色炸药6200公斤，2号坑道装黄色炸药2500公斤、硝氨炸药500公斤。
这时，临汾守敌经过我军的不断打击和长期围困，伤亡惨重，兵源枯竭，而且物资困难也与日俱增。敌人不仅吃不到油盐蔬菜，粮食也不够吃，弹药也极缺乏。梁培璜不得不发出：“粮弹殆尽，若不空投接济，实无法坚持”的哀鸣。结果又怎样呢？5月16日晚，梁培璜收到阎锡山的电报：“胡（宗南）部已空运抵太原，日内即协同高倬之、沈瑞两军南下，临汾之围指日可解。”看了这一电报后，梁培璜心里似乎高兴了一下。然而，17日中午，他又接到阎锡山的一份电报：“晋中局势已变，南下部队暂缓赴临，短期内仍须苦力支撑。”看了这一电报，梁培璜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提不起神来了。他只能苦苦地支撑着。
破城坑道完成后，我前线指挥部决定5月18日对临汾城发起总攻。
离发起总攻还有30多个小时。这时，整个临汾前线，表面上显得更加平静。实际上我军各兵种在前线的活动，更加频繁和紧张了。炮兵作攻击前的射击准备。工兵把炸药装填完毕，攻城部队开始进入阵地。一切准备就绪，各级指挥员都进入各自的指挥位置。整个前线上上下下，都在等待着总攻的号令。
就在这时，我坑道部队忽然听到敌人向我坑道药室对挖的声音越来越近，情况万分紧急。我前线指挥部很快得到了这一报告，决定将总攻的时间提前到17日19时30分。
5月17日，太阳渐渐地西沉，夜幕慢慢地降临，对临汾城发起总攻的时间到了，随着“砰、砰、砰”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引出了两声巨大的轰响，震得大地不住地抖动，浓烟冲天。
坑道大爆破成功了！城墙上出现了两个各宽30米的大缺口子。接着，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我突击部队顶着劈头落下的砖头土块，踏着爆破后的废墟登上突破口。
此时，徐向前正站在城东的一块麦地里，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战况。天气并不热，他却敞开着军服的衣襟，全无半点病容。
不一会，王新亭打来了电话：
“报告司令员，突击队乘烟雾弥漫之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登上了城头，突入城里。”
“你在什么位置？”徐向前立即追问。
“我现在突破口，正准备跟部队进……”
“天这么黑，你进去干什么？还不赶快给我下来！”徐向前给两眼高度近视的爱将，下了这样一个既严厉又关切的命令。
“那……好吧！”王新亭回答道。
我军部队正迅猛地向纵深冲击。第69团遇到了雷区，踏响了地雷，又遭到内壕里的守敌火力点的拦阻，部队伤亡很大，一度受阻。但是，他们不顾残敌的阻扰，采取正面牵制、两翼迂回的手段，经过40分钟的激战，歼灭了顽抗之敌。车元路单身冲进了设在过去镇守使衙门的梁培璜的总指挥部，看到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来，他机智地从敌人尸体的头上摘下钢盔戴上，又从敌人手中夺过一挺轻机枪，调过头逼着敌人一个排缴枪投降。紧接着，团长张国斌带着部队跟了上来，占领了敌人的总指挥部。
紧接着，我第24、第37旅又分别占领了徐其昌的第66师指挥所和谢锡昌的第30旅指挥所，歼灭了守敌。
5月18日，经过72昼夜的奋战，我军终于降伏了“卧牛”，“卧牛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然而，敌防守临汾城的三个主要人物——梁培璜、徐其昌、谢锡昌这时还没有捉到手。
梁培璜虽然多次向阎锡山发誓要“与临城共存亡”，“城存成功”，“城亡成仁”。但是，当5月17日晚我军对临汾城发起总攻时，梁培璜感到自己的末日已到了，于是带了六个随从人员，仓皇出西门逃命去了。逃到汾河边，我军的枪声急速地从后面飞来，他们来不及脱下鞋袜，就跳下水去。过了汾河，枪声仍然从四面八方传来，并且到处隐隐约约传来我堵溃部队“缴枪不杀”的喊声，他又惊又急，走了一个通宵才到了汾河西岸姑射山下的麦地里。他们真是又饥又饿又困，便躺在麦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后，他们从麦地里爬出来晒衣服时，被我军俘虏了。(6)
徐其昌和谢锡昌也是在5月17日晚逃出临汾城的。徐其昌从西城门的一个小门缝里钻了出来，一路跑到汾河岸边，连鞋带袜就跳下了河，鞋子也陷落了，只好光着脚爬上了岸。听说有人给了他一双鞋穿，但是他肥胖如猪，鞋根本穿不上，加上心里吓得作慌，那里还走得动。于是，就在汾河西岸下圪垛村躲藏了起来。到了5月30日，还是被我军活捉了。谢锡昌逃出临汾城后，就拼命向西跑，沿途遭到我军堵击部队的不断打击，被打得精疲力竭了，逃到乡宁牛王庙东西南沟村时，再也不能继续逃跑了，结果，他率领130多名残兵败将做了俘虏。
5月18日，我军举行了入城仪式，王新亭陪同徐向前进入临汾城。傍晚，被俘的梁培璜低垂着脑袋站在徐向前面前。
徐向前见他还光着脚，就叫人拿了一双鞋子给梁培璜穿上，接着问他：“你是保定军校第几期的？”
梁培璜回答：“第三期。”
“打了几十年仗，难道没有记住‘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救之城’这条城防基本法则吗？”
“知道……”
“明摆着临汾是座孤城，阎锡山远水救不了近火，胡宗南自顾不暇，蒋介石更帮不上手，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死守？”
梁培璜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徐向前又问他为何要使用毒气？他企图抵赖，直到指出种种证据，他才认罪。再问他原来有何打算，他说：“贵军如果晚两天攻城，我们就要突围了。估计西山是个缺口，想从那里逃往西安。”
徐向前说：“到处都是天罗地网，走不了哇！”说完，吩咐把梁培璜的家属找上，让他们团聚。这时，这个“保卫临汾总指挥部”的总指挥，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第二天，徐向前冒着5月晋南初夏的炎热，穿着那沾满战斗灰尘的灰布军装，背上背着一顶草帽，带领前线作战的各级指挥员，从城外到城内，从城下到城上，踏遍战斗过后的残堡破壕和敌人主要防御地带，亲自一一察看。在坑道轰开的突破口现场，徐向前和各部队的领导干部，登上城头席地而坐。他说：“我们在临汾这一仗是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攻坚经验很宝贵。”
临汾大捷，贺电纷纷而来。5月20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庆祝你们解放临汾，全歼阎、胡守敌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敌军，解放全华北而奋斗！”
同日，中央军委来电说：“你这次以新成立之兵团，取得攻临汾经验，将为继续消灭阎锡山敌据点开展胜利道路，望于休整中总结此次战役经验电告。”
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也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5月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致电徐向前并转临汾前线全体指战员：“我们热烈庆祝解放临汾的大捷。当此华北我党我军与全体人民在各解放军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声中，业已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建立了全华北党政军的统一机构，在华北中央局统一领导之下，将更加集中力量，齐一步伐，努力建设，继续支援前线，为解放全华北而奋斗！”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2) 《王新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 《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4)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82～583页。
(5)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6) 《人民日报》194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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