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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解放战争历史:第二章反击傅作义行动

时间:2023-10-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傅作义是一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抗战胜利以后,傅作义也欣喜异常,认为从此可以在治理地方、建设国家上大展鸿图了。傅作义接到这一命令后,其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他不愿打内战,但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这对傅作义来说,又是无法违抗的。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了中国领空对日军飞机作战。

华北解放战争历史:第二章反击傅作义行动

蒋介石傅作义的密电——聂荣臻飞回晋察冀——5万大军会师卓资山——围攻归绥、包头陷入僵局——聂荣臻的不同意见——绥远战役未能歼灭傅作义部主力

8月中秋季节,若在华北平原,还正是碧空万里,淡云舒卷,黄花满地,桂子飘香的好季节。但是,塞上的后套,在8月冷漠的天空下,辽阔的原野里已是寂静无声,农田里留下一片凄凉的景象。一眼望去,坑洼不平的道路两旁,全是光秃秃的麦茬地,收割过的牧草地里,牲口低头在来回走动。成熟了的玉米,忧郁地发出沙沙的响声。成群的灰雀不时像一片乌云从玉米地里腾空飞起,纷纷散落在满是尘土的道路上。

这时,身为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望着屋外这一片萧瑟的景象,有一种怅惘的感觉袭上心头,并勾起了无限的愁绪。

傅作义是一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1895年6月27日,他出生在黄河之滨的一个小村庄——山西省临猗县(旧荣河县)安昌村。1918年23岁时,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开始了职业军人的戎马生涯。1933年3月,日寇突入我长城古北口、喜峰口,直犯北平。傅作义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干扰,率部火速驰援,由他指挥的怀柔战役被誉为“最有力的光荣一战”,胜利地保卫了故都北平的安全。1936年绥远抗战,先后拔掉了日寇经营多年的红格尔图、百灵庙、大庙各战略据点。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声震中外,群情振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粉碎了日寇妄图吞并满蒙,进而灭亡中国的阴谋。全面抗战后,他又亲自率领广大官兵,先后转战长城内外、晋中、绥南;指挥并参加了驰援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守城。尤其1939年末至1940年夏,在河套地区进行的包头、绥西、五原三战役,特别是五原大捷,战果辉煌,扬国威而丧敌胆,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抗战胜利以后,傅作义也欣喜异常,认为从此可以在治理地方、建设国家上大展鸿图了。因此,当日本投降时,他在绥远向他的部下说,抗战胜利了,中国的前途应该是和平建国。后套有这么广大的土地,你们就在这里种田当老百姓吧!他也曾多次向他的女儿傅冬菊说过:老百姓太苦了,我不愿打内战。他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请求解甲归田,蒋介石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给傅作义发了一份密电:日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你战区部队务速沿平绥线向东挺进,勿稍松懈;努力进剿铁路沿线共军,火速接受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大同、张家口诸城市;已电令张家口日军总部责令他们暂时维持治安,待缴械投降后,集中遣送回国;伪军(包括蒙疆骑兵)一律接收;行政人员随军前进,及时建县政府。

这是蒋介石抢占华北走出的一步毒棋,也是他调集重兵进犯华北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傅作义接到这一命令后,其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他不愿打内战,但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这对傅作义来说,又是无法违抗的。于是,他立即率领第35军、暂编第3军、第67军、东北挺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约5.1万余人,在其他杂牌部队和大同阎锡山部队的配合下,从五原出发,至9月11日,先后攻占了包头、归绥、集宁、丰镇等城后,除一部驻守归绥、包头外,主力分布在平绥铁路丰镇至卓资山沿线地区,企图控制平绥路,以待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北平、天津后,再从东西两面向我张家口进攻。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要聂荣臻尽快从延安回到晋察冀解放区。

晋察冀解放区地跨晋、察、冀、热、辽五省,西倚五台山,北枕恒山、燕山,东临大海,地形险要,沃野千里,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它包围和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唐山、山海关承德沧州等大中城市和平汉、津浦、北宁、平承、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交通干线。它东与山东解放区、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西与晋绥解放区相毗连,是华北各解放区的枢纽。北面,是东北三省,它对于发展和控制东北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我们经过多年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祖国土地,决不能再让国民党占领。

1945年9月9日,秋高气爽的西北高原上,晴空万里,一架美军C-46飞机从延安机场腾空而起,向西南方向飞去。机舱里,一位中年人紧贴着舷窗,深情地往下望着,那巍巍的宝塔山、长长的延河水、熟悉的山城迅速退去、变小,高高的山岭、深深的沟壑从脚下滑过……他看着这一切,心中似翻江倒海,思绪万千,眼睛有些湿润了。

他就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他同乘一架飞机回晋察冀的有刘澜涛、萧克、罗瑞卿、郑维山、李一氓,还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等。

飞机在飞越太行山,发出了沉重的“嗡嗡”声,不断上下颠簸着。这架飞机是前不久飞到延安的,这次是要到晋察冀接美国飞行员。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了中国领空对日军飞机作战。一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落到了各个解放区。聂荣臻曾对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说过:你们的人降落在离开铁路5公里到10公里的地方(指在晋察冀)就安全了,只要说清是美国人,会得到保护的。从那以后,一些美军飞行员就散落到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晋察冀广大地区在与日寇敌伪的斗争中成了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日伪军只能盘踞在大中城市和固守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是比较安全的。

飞机在空中平稳的飞行着,聂荣臻在飞机上陷入了沉思。

时间过得真快啊!两年前的8月,聂荣臻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回到延安,参加我党的七大。在延安,他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同时,继续担任着晋察冀分局书记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只是在他离开晋察冀时,由程子华代理分局书记、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一转眼,在延安已有两年了。

两年来,形势变化也真是太快了。……

飞机飞越太行山顶,随即是一阵剧烈的颠簸,打断了聂荣臻的思索。他立即回过头来,提醒第一次乘飞机的郑维山系好安全带

经过艰难的飞行,傍晚时分,飞机飞临灵丘上空。在飞机即将降落的灵丘机场上,跑道两端早已铺上作为记号的宽幅白布,各摆成一个英文V字,尖端指向跑道。

9月11日,刚刚从延安回到晋察冀第三天的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接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各战略区粉碎蒋军进攻”的电报。电报说:“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绥远傅作义部夺我归绥、武川、陶林、丰镇、集宁五城后,于六日又夺我兴和,逼近天镇、柴沟堡,有向张家口进攻模样……我必须立即组织察、绥战役,消灭傅作义部,解放绥远,收复归绥……晋察冀军区必须立即集结二万五千兵力……协同晋绥军区转向傅顽进攻。”(1)

看了这份电报后,聂荣臻站到地图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感到此时向绥远之敌发起进攻有些仓促。从气候条件来看,塞外秋冬交替之际,往往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当时已是农历八月,部队进入绥远作战,还需一段准备时间,等进入绥远境内作战,恐怕已经是天寒地冻马蹄僵了。显然,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对我军作战行动甚为不利。再从部队的现状来看,晋察冀军区的部队正处在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时期,组建野战军的工作刚酝酿搭架子,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各团队也正在陆续进行整编,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战术、技术训练,他们比较熟悉游击战,不熟悉运动战,更没有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这对进攻绥远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真是困难太多了。

但是,这一仗又是一定要打的!只有打好这一仗才能为粉碎蒋军进攻华北开一个好头。

经过思考,聂荣臻决定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认真做好战前的准备。首先统一干部的思想。当时,晋察冀干部中的思想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因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气愤急躁;二是认为和平已经到来,盲目乐观。为统一干部的思想,10月2日,聂荣臻在张家口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目前的时局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反和平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因此一切盲目的乐观心理,以为抗战已经胜利,我们已经拥有广大的解放区,天下从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对的。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关头,抗日战争胜利了,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正在开始,我们必须坚决地进入斗争中去,以不懈怠的精神继续斗争,来巩固与扩大我们的胜利。”“我们要发展与巩固察哈尔(以张家口为中心)、热河两省,控制冀热辽全境,争取我党在东北的优势,争取绥远之大部。这就是说,我们在华北要大大地向北发展,形成更大的解放区。”(2)这次会议,是对晋察冀党政军民的思想动员。其次,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指示,集中整编部队。这也是他在延安一直到归途中萦绕于怀的最为重大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成2个纵队,共8个纵队,23个旅,约20万人,分属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由聂荣臻直接指挥,耿飚兼参谋长,西出绥远反击傅作义的进犯;第二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加上准备进入东北留在热河地区的晋冀鲁豫第一纵队,共5个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指挥,着重向北,以确保华北与东北战略区的陆上通路。

这一切都进行得迅速而有成效。但新整编的部队不少指战员还穿着便衣,缺乏训练,武器庞杂不一。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回忆说:数百股游击队从冀中平原上集中起来了,他们甩掉头上白毛巾,丢下自行车,走入了长长的队列,在进军途中改换了军装,补充了轻重机枪迫击炮,以营或连为单位按口径调整了步枪,通过教育批评了家庭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树立了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3)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聂荣臻决定集中晋察冀军区的3个主力纵队9个旅,协同晋绥军区的5个主力旅,共14个旅,约5.3万人执行绥远战役任务。

晋察冀军区参加绥远战役的三个主力纵队是:

晋察纵队,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刘杰,参谋长易耀彩,下辖第6、第7、第9旅和骑兵旅。

晋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林铁(兼),参谋长沙克,下辖第11、第12、第13旅。

冀晋纵队,政治委员王平,副司令员陈正湘,参谋长唐子安,下辖第3、第4旅。

晋绥军区参加绥远战役的五个主力旅是:第358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独立第1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独立第2旅,旅长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独立第3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绥蒙军区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治委员王再兴。

这时,贺龙率晋绥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交给的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的任务,正在山西分南北两线与阎锡山和傅作义部作战。8月26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目前军事方针》中指出:“晋绥军区应以协助聂军区夺取大同,巩固张家口,因此须在绥远境内,集中力量在野战中寻求几个胜利,消灭傅作义一部或大部,可能时争取收复归绥。”8月3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争取绥察全境的指示,指出:傅作义、马占山夺取归绥,继续东进,阎锡山占太原后向北伸张,在此情况下,我力争太原已不可能,应集中兵力,巩固对张家口的占领。为此,中央军委要求晋绥部队除留一部分兵力牵制阎锡山部以外,主力从太原附近转移到绥远境内,协同晋察冀部队共同打击傅作义的进犯。

贺龙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立即行动。他让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副政治委员罗贵波留在晋中,执行牵制阎锡山的任务,自己带领主力部队北上绥远作战。

9月24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刘澜涛就这次战役的准备,联名致电给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张宗逊,提出这次作战需有15天的准备时间。电报说:“为执行军委坚决打击胡(宗南)、傅(作义)顽指示,必须争取时间,乘胡未到平津前,首先打击傅顽,以便击破一面,避免胡顽到后,迫我处于胡傅夹击的不利情况。但自反攻以来,部队尚未组织和集训好,从现在起至少须有半月时间才能把所有集中部队组织成大团,并给以必要训练,同时进行周密侦察,及完成各种必要之战役准备工作。”

25日,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军区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争取胜利结束讨傅战役,以便转移兵力对付胡宗南孙连仲两顽部。”

为了统一指挥两区部队的作战,聂荣臻、萧克等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贺龙同志带电台及必要人员到东面来,与我们共同商量组织打击傅顽战役,并可由贺、聂统一指挥两区的战役行动。”这一建议开始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但是,贺龙鉴于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较多的情况,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绥远战役由聂荣臻统一指挥。贺龙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并提出贺龙暂不东去张家口。

从9月中旬开始,聂荣臻就抓紧调集部队,做好作战的一切准备。冀察纵队的四个旅集结在兴和、怀安一线;冀晋纵队的两个旅在解放了阳原、浑源后,北进到了阳高地区;冀中纵队的三个旅经过千里跋涉,从冀中平原到达了张家口以西新平堡附近地区。

9月28日,中央军委在给聂荣臻、萧克等的电报中指出:“绥远战役计划须以一切努力准备,争取于10月中旬结束,以便及时转移兵力于南口及平汉路。”

接到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后,聂荣臻于30日给贺龙和中央军委发了一份电报,对作战提出了初步的意见:

贺并报军委:

一,我们因冀中部队须由冀中临时运棉衣来……且各军区尤其因精简而极不健全。现在组织大规模作战十分困难,故此战役,最快须于下月十六日才能开始。

二,因敌情地形不大清楚,我们提出初步作战意见,以供考虑:

1.拟以主力攻集宁,并进占集宁至大同以北铁路。

2.提议以许、孙、姚喆部攻陶林、武川,进逼归绥,贺率主力攻凉城北面,逼归绥,如集宁攻下,我们行动则沿铁路西进,会攻归绥。

聂萧刘罗

九月三十日

10月11日,中央军委提出:绥远战役准备须迅速完成,最好在20日以前开始行动,以便11月初转移兵力对胡宗南、孙连仲两部10个军。第二天,聂荣臻、萧克、罗瑞卿致电贺龙并中央军委,报告了战役的计划。提出这次战役拟分两个步骤完成。第一步主要目的,在于消灭傅作义部之外围军,歼灭敌苏海龙、王绳武部,攻占陶林,我120师占浑源城后,晋察冀军消灭集宁至丰镇以东之敌。各部队于18日发起攻击。计划实现后,我军主力即歼灭集宁、丰镇一线之敌,120师一部向归绥,钳制归绥之敌军,一部进至丰镇东,协助晋察冀部队完成或围城或打援。晋绥部队独立第2旅许光达部即进至卓资山至集宁间截断铁路。

毛泽东对这次战役一直十分关注。10月1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聂荣臻,指出:平绥战役关系大局,望坚决执行。同日,毛泽东又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央晋察冀局和晋绥局的电报。进一步指出:“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4)

晋绥部队主力于10月17日在贺龙的率领下北越长城,向绥东地区进军。

这次进军绥东的行动是十分隐蔽的。部队昼宿夜行,战士的负重很重,长枪、手榴弹、子弹袋、干粮袋,足足有40斤。夜间行军,除了听到战士们的急促的呼吸声和战马偶尔嘶鸣外,听不到别的声音。

夜晚的天空满挂着星星,干冷干冷的。战士们满身挂上一层白霜,眉毛也都发白了,胡须结满了细细的小冰柱。但战士们的心却是热乎乎的。他们在长途的行军中,默念着,前进,前进,向绥远进军!

两支部队协同进行大兵团作战,无论是对晋察冀部队还是对晋绥部队来说都是第一次,如何搞好战役的协同作战,是聂荣臻和贺龙一直思考的问题。他们共同商定了这一次战役的具体部署:晋察冀部队从东向西进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皋镇的敌人,尔后,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消灭凉城、新堂、天成村之敌后,向集宁方向发起进攻;然后,两区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主力于绥东地区。

10月18日,聂荣臻率领晋察冀部队对隆盛庄发起了进攻。这是一个距集宁东南近百里的城镇,公路北通集宁,西南通丰镇,敌骑兵新编第4师和新编第31师第91团驻守在这里。晋察纵队以两个骑兵团从兴和地区迂回到隆盛庄以西,切断了隆盛庄之敌向西逃跑的退路;冀中纵队向隆盛庄的西南方向推进。第二天,冀察纵队在司令员郭天民的指挥下开始对隆盛庄之敌发动攻击,曾一度突入敌纵深,但因对敌情了解不够,我后继部队未能跟上,未能将敌人歼灭,又被迫撤出了敌纵深阵地,敌新编骑兵第4师突围转向红沙坝方向,仅留第91团和一个骑兵连据守隆盛庄。这时,我冀中纵队已直插到隆盛庄的东北和西北,策应冀察纵队攻歼隆盛庄之敌。经过一昼夜激战,我歼敌留下的步兵第91团500余人。20日,攻克了隆盛庄。

在晋察冀部队对隆盛庄之敌发起攻击的同时,晋绥部队也对凉城地区之敌发起了攻击,很快占领了凉城、陶林等地。21日,晋绥部队向丰镇进攻,守敌新编第32师连忙向北撤退,我军占领了丰镇,下午又攻克了大同之北的孤山、古店,从而割断了傅作义与大同阎锡山部队的联系。

傅作义见此情景,急忙收缩兵力,主力全部撤至卓资山以西铁路沿线。其第67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26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踞守;新编第32师撤至三道营、福生庄一线;伪蒙骑兵第5师由新堂撤至卓资山以南苏木地区;第102师、新编骑兵第4师撤向了归绥。

为全部歼灭傅作义部主力,10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聂荣臻、萧克等,并告贺龙、李井泉的电报:

聂肖罗刘并告贺李:

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粮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军委

二十二日二十时

贺龙也在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他看出傅作义想把他那已经分开的五指,匆忙握成拳头的企图。他考虑,如果不抓住时机,敌人将很快集中归绥。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各个歼灭敌人,而且会给整个战役的发展造成困难。贺龙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东向集宁、丰镇进攻的计划,命令在平绥铁路以南的晋绥部队挥戈向北,直插卓资山,将敌人拦腰斩断,造成有利的态势;同时命令已到商都的独立第2旅和骑兵旅迅速南下,对卓资山之敌形成包围。

卓资山是在归绥以东75公里处的一个城镇,北靠大青山的灰腾梁,地势较高,平绥铁路穿镇而过,东向集宁,西过归绥、包头,一条公路北至陶林,南达凉城,是绥远东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傅作义早就看中了卓资山的重要地位,他电令第67军军长何文鼎在此已坚守了一个月,以便他调整部署。

24日,晋绥军区主力第358旅,独1旅、独3旅,分别从凉城、新堂、天城村地区向卓资山疾进。贺龙随部队也到达卓资山附近,当即奔赴作战第一线。警卫人员担心贺龙的安全,上前劝阻说:“老总,危险啊!你不要到前面去了。”贺龙一听,生气了,手握烟斗指着警卫员们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打仗能没有危险?不能因为有点危险就失掉战机!让我走!”当贺龙来到第358旅指挥所时,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大吃一惊,他们说:“老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危险啊!”贺龙也不答话,拉着他们要到前面去观察敌情。黄新廷和余秋里赶忙拦阻:“老总,敌人的炮打得很厉害,不要再往前啦。”贺龙瞪了他们一眼说:“打仗还怕炮弹?走嘛!”

贺龙了解到卓资山守敌有逃跑的迹象,马上指示,要不失时机地发动攻击。不要因为我们部队刚刚赶到,不熟悉情况而丧失时机。你们要一面加速查清敌情,一面部署战斗。情况变化了,随时可以调整,不能按部就班。他决定,黄昏时分,部队发起攻击。随即命令:第358旅担任主攻;独1旅(两个团)在卓资山东面阻击由集宁来援之敌;独3旅进占卓资山以西、以北地区,断敌逃路,并准备阻击归绥来援之敌。

当贺龙得知驻守卓资山的敌人是何文鼎的部队时,高兴地说:“何文鼎,好嘛,他是我们的老对头了,这次一定要敲掉他。”他告诉第358旅旅长黄新廷:你们一定要集中兵力攻击龙山湾北侧高地和西山顶。那是两个制高点,又是敌第67军的侧后,拿下它,对于打垮敌人的防御作用很大。他反复叮嘱:这一仗,一定要打得快,打得猛,打得好!速战速决,力争全歼。

24日晚8时,向卓资山之敌的攻击开始。我主攻部队勇敢机智,迅速占领了制高点,而后,穿插分割,逐一歼敌。他们充分发挥了夜战、近战的特长,战斗发展异常迅速。敌第67军军长何文鼎率军部特务营,乘作战时机悄悄地逃走了。经我一夜猛攻,歼灭敌新编第20师大部,残余之敌退缩到卓资山东北高地的集团工事里。25日拂晓,我第358旅全力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激战到上午10时多,胜利结束了战斗。此时,独立第3旅也打垮了敌新编第32师两个团的增援。

这次战斗,晋绥部队歼灭了傅作义部新编第26师4000余人,俘虏了中将师长张士智,可惜的是,在押解途中他又逃跑了,给他留了一条性命。

晋绥部队在卓资山打了一个漂亮仗,聂荣臻立即发布命令,号召晋察冀部队向兄弟部队学习。

就在晋绥部队向卓资山之敌发起进攻之时,晋察冀部队又对集宁之敌发起了攻击。10月22日,在我军猛烈的打击下,敌人都拼命向西逃窜,集宁守敌第35军军部和第101师成了孤军。第35军是傅作义起家的老本钱,这是当年张学良给他的番号。而第35军的主力又是第101师。如果把这股力量消灭掉,将是对傅作义的一个沉重打击。聂荣臻决定抓住这个战机,用冀察、晋中两个纵队聚歼该敌。于是,他命令冀察纵队立即进占集宁以西的十八台,切断敌人的退路;令冀中纵队占领集宁以南的榆树湾等地,从南、西南对集宁之敌发起进攻。战斗发起后,冀中纵队击溃了敌人一个团,并以一部兵力前出到集宁以西。敌第35军军部和第101师乘夜弃城向西逃去。24日,晋察冀部队占领了集宁。

25日,由集宁西撤的敌第35军军部和第101师企图前往卓资山增援,遭到了晋绥部队独立第1旅的顽强抗击,但是由于后续部队独立第2旅没有及时赶到,让敌第101师逃到归绥去了。贺龙后来说:“如果独2旅赶上来了,我们就打上101师了。101师没有被歼灭,逃走了,傅作义守归绥就增加了信心。”(www.xing528.com)

傅作义遭我军打击后,于10月26日命令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2.4万余人猬集归绥,并加强了包头的兵力。同时,他还加紧部署建立新作战机构,将归绥、包头划为两个作战区:萨拉齐以东为归绥作战区,由第35军的第101师、新编第32师、第17师和暂编第3军的暂31师、暂10师、暂11师及长官部的直属炮兵等部队约3万余人防守,由傅作义亲自指挥。他以暂3军为城防主力,第35军为机动部队,集中兵力于城区附近,依托城防工事进行防御。

卓资山战斗后的第二天,聂荣臻来到了隆盛庄,与先期到达这里的贺龙相会了,然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卓资山。在这里,聂荣臻与贺龙、李井泉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

聂贺:

我军应在卓资山附近休息数天,完成一切进攻准备,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傅顽,夺取归绥。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并须准备血战多天。

军委

二十七日十八时

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虽然强调还是要夺取归绥,但在具体部署上重点强调的是要“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因此,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断敌退路,实行由西向东打。然而,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并没有引起聂荣臻和贺龙的重视。他们根据当时敌我的实际情况,决定:先肃清归绥外围之敌,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分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部西逃之路,孤立归绥。很显然,这个决定的重点是在于夺取归绥,派一部兵力西进包头仅是一种配合夺取归绥的行动,没有充分体现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提出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的意图。贺龙后来说:“本来,在集宁、卓资山战胜敌后,就应该按军委指示早日西进,攻截傅军退路,消灭其主力。在卓资山时,我没有把军委指示提出来与聂司令员讨论,这我要负一定责任。”(5)

接着,聂荣臻和贺龙对围攻归绥做了具体部署:晋察冀部队的冀察纵队、冀晋纵队沿大青山山麓向西进击,肃清平绥路以北之敌,从北面包围归绥;冀中纵队从东面包围归绥;晋绥部队主力肃清平绥铁路以南至大黑河以北之敌,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归绥;独1旅、骑兵旅与冀察纵队骑兵2团组成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10月底,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开始从平绥铁路南、北两面,扫荡归绥外围敌人据点,构成了对归绥的包围。这时,敌人全部猬集于归绥的新、旧城内。暂编第31军的第11、第17两师分守新、旧城垣,第35军和新编骑兵第4师为预备队。为了便于指挥,聂荣臻在陶卜齐设立了指挥所,指挥攻城作战。

据守归绥的敌人并没有放弃进攻,他们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术,在十多天内,先后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向坝口子等归绥外围我军阵地发动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反攻,都被我军击退。敌人虽然付出了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但终未突破我军的合围,从此被迫转入了单纯凭坚防守。

此时,傅作义在归绥有6个师之众,蒋介石又从重庆空运一个重迫击炮团前来增援,敌人的粮食、弹药也有一定数量的储备,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军并不占优势,同时,我军又缺乏大兵团攻坚作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多次攻城,都未成功,敌我双方在归绥形成了对峙状态。

下一步怎么办?11月6日,中央军委给聂荣臻和贺龙发来了一封长电,对下一步作战提出了三个方案:

聂贺同志:

来电及二局情报傅顽集五个师约两万人固守归绥,当有一场激战。特提以下意见,作你们参考。

(一)如我兵力、士气、技术三方面均占优势,应毫不犹豫一举攻克,今则三者有二,惟技术准备不明。据云张垣缴有七生五野重炮附以山炮,备足量炮弹(五千以上)工兵炸药,集中使用,破坏要点,只要能弥补这一技术缺点,最好采用这一方针,迅取归绥。

(二)敌集五师守城,似准备积极防御。顺应敌之企图,我以一部积极佯攻(使敌认为是真攻),隐蔽主力,诱敌出击歼灭之,此种战法亦可与第一项战法联系运用。

(三)围坚攻弱,即是以小部弹性的围困归绥,主力西进攻取萨拉齐、包头、五原得手后,回头再攻归绥。

(四)以上三个办法均不可能时,发动群众,武装民众,主力集结机动位置,小部不断袭扰,久困重围,使敌粮竭弃城,然后歼灭之,此法需要较长时间,以上四项办法以何项合乎主客观具体条件,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军委

十一月六日

我军围攻归绥仍无进展。11月14日,中央军委又致电聂荣臻和贺龙,指出:“归绥久围不下,我军应以一部监视归绥,以主力迅速西进,攻占包头、五原、临河,使归绥傅顽陷于孤立,粮尽援绝,必求突围,然后以野战消灭之,最后夺取归绥。”

包头位于黄河北岸,是绥远第二大城市,占领包头就能截断傅作义的退路。因此,在归绥被围期间,由于傅作义部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归绥。我军曾乘包头敌人兵力空虚,由晋绥部队的独1旅、骑兵旅与晋察纵队骑兵2团组成挺进军,在王尚荣的率领下,沿平绥铁路西进,进攻包头。

包头是一座坚城,早在伪蒙疆时期就有城防设施。土城,高8米,城周15华里,有东门、东北门、西门、西北门、南门5个城门。城外有深宽各2.5米的外壕;城墙下及部分墙角有水泥浇筑的明暗碉堡;外壕内侧险要地带,设有电网,布满地雷,城外各据点与城内有明壕沟通。敌守城部队自围城开始,又增筑了城防工事,构成了严密的防护体系。守备兵力为傅作义部第67军军长何文鼎、暂编第3军副军长王雷震、包头市长马秉仁统一指挥的第101师、新编第32师、新编第33师等三个师的补充团和第12战区别动队,李守信的骑兵第4、第5、第6师,王有功的骑兵第3纵队和鄂友三的骑兵第5纵队的残部,共约1.2万余人。

我西进的挺进军从11月1日至5日,一路连克兵州亥、察素齐、沙尔沁,歼敌5个骑兵团,直抵包头城下。但由于挺进军兵力不足,也与敌包头守军形成了相峙局面。

贺龙在归绥城西接到王尚荣的这一报告后,甚为焦虑。经与聂荣臻商量后,令第358旅两个团由旅长率领增援包头。

11月12日,我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包头发起进攻,首先拔掉城郊外围据点,在我军猛烈的攻击下,很快攻占了除城南的发电厂和玉皇庙两个据点外的所有其他据点,敌人开始撤入城内。我攻入城内的四个营英勇战斗,奋力拼杀,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由于玉皇庙是可以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发电厂是包头惟一的电源,均为战略要地。因此,傅作义挑选了精锐部队加强火力,并以城内炮火支援,分别固守。在敌人猛烈的反扑下,我军伤亡很大,弹药耗尽,被迫撤出城外。

也就在这时,敌宁夏马鸿逵部的一个骑兵师到临河,逼近包头,前来增援。

情况万分紧急。聂荣臻接到中央军委的11月14日的电报后,立即从陶卜齐来到了归绥城西与贺龙、李井泉会面,再次商议下一步的决策。

聂荣臻和贺龙感到:我军兵力在归绥、包头虽略占优势,但劳师远征,供应极其困难,难为久计,而且要再增加兵力也有很大的困难,严冬即至,给作战带来了更多的不便,能拿下包头再回师归绥当然最好,否则不宜久滞坚城之下。他们经过几番研究决定:由贺龙和李井泉率领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攻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之敌。晋察冀部队在聂荣臻的指挥下,继续围困归绥,如果敌人出来救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晋绥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迅速东移,配合晋察冀部队共同围攻归绥。

聂荣臻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写道:

军委:

前日去城西,与贺、李面商情况,与部署如下:

(一)我自十月三十一日开始围困归绥,已将半月,另以独一旅两团及八旅之两团(缺一营)及骑兵旅,进攻包头。在此期中,敌曾举行五次较大规模之出击,均遭击退,共毙伤约三千,我亦消耗不小。经历次证明,敌在野战中,战斗力不强,但归绥新、旧两城在抗战前后,及最近所建工事,一般已经完成,在我现有之技术条件下,尚不易克服,如决心以大的牺牲强攻,旧城可能攻入,唯敌集六师之众,我部队又缺乏城市巷战之训练与经验,能否解决问题,经讨论均感无大把握。攻包部队于十二日曾一度攻入城内,因不惯于街市,我突入之缺口,被敌截断,有两营被割断,城内受挫。另马鸿逵部队之骑兵一个师于十四日已到临河,正向包头前进。

(二)我之部署,贺、李率晋绥全部增援包头,继续进占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之敌,已于十四日出发,以三日行程进抵包头附近。晋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主力集麻西八,保证攻包任务。如我攻占包头,并打退援敌,晋绥主力再行东转共同继续围困归绥,使归绥敌更陷孤立,但傅顽固守归绥之决心将必坚持(如退则早退包头矣,目前再退,以其野战战斗力之低弱,必受严重损失,除万不得已必凭坚固守),因之,围攻归绥之战役,将转为持久。

十一月十五日

16日,中央军委复电聂荣臻,同意改变作战计划,并对绥远战役作了新的部署:

聂贺李:

绥远战役在突破丰镇时,我主力未及时猛烈西进,截断傅顽归路,以致失去野战歼灭敌主力的机会,傅逆得集中主力步兵五师、骑兵一师(二万三千人)凭坚固守,与我顽抗,依坚短促出击,给我以消耗。聂十五日电改变部署,贺、李率所部先取包头是好的,但为确保胜利,须集中力量,准备消灭东西可能增援包头之敌,故聂司令应率晋察冀主力与贺、李一同西进,留部分适当兵力控制归绥周围要点,弹性围困,封锁袭扰,如包头能迅速攻下,应即攻占,否则贺、李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聂主力控制包头、萨拉齐地区,隔断绥、包傅顽联系,相机攻取包头,引敌出击,求得野战,贺、李完成任务后,一部控制五原、临河、陕坝,主力回师与聂合力再攻归绥,夺取东胜,你们如何部署,望速告。

军委

十一月十六日

这就是说,中央军委要求聂荣臻“应率晋察冀主力与贺(龙)、李(井泉)一同西进”围攻包头,只留部分适当兵力围困归绥。接到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后,聂荣臻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攻取包头的方案,是不妥的。特别是在晋绥部队主力西进包头后,傅作义就曾派骑兵第4师由归绥乘隙出犯,以一个骑兵纵队配合,向归绥、包头之间的萨拉齐方向攻击,企图隔断我包头地区部队的后路。经过反复考虑,聂荣臻于11月17日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军委并贺李:

十六日午电示于十七日收到,对执行这一指示,经过讨论研究感到很难部署。特将困难情形及我目前部署经过报告如下:

(一)对军委指示之三种方案,我们研究讨论后即对归绥的敌情具体侦察,准备攻城,依据敌及工事情形,强攻不利。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夺取包头。晋察冀部队仍以与归绥之守敌均相等之兵力,继续围困归绥,并能策应贺部。如归绥敌西窜,我即能在绥、包间形成野战,因傅顽以主力据守归绥,并非单纯固守,系采取积极防御,连续主动出击,企图寻求机会,对我各个击破,但屡次出击无一次其伤亡不三四倍于我,迄未得逞,如我围城部队转为劣势,敌必乘机集中力量向我反击,则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

(二)我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夺取五、临,则第一,兵力更加分散(我贺部两部共二十八个团,现有人数每团平均不过一千一百人),如分作五、临、包头、归绥三区作战(包头至五原三百余里,五原至临河二百余里),互相策应困难,处处兵力薄弱。第二,绥远地区原非根据地,大兵团作战如无巩固之后方,入境后则粮食弹药不得前运,有时即有粮也磨不出,伤员后运也成问题,目前部署本不为难,但不能实现,本部现在伤员即不得后运,以上请再讨论复示。

十一月十七日

很明显,聂荣臻并不同意中央军委提出的将晋察冀部队主力随晋绥部队一道西进进攻包头。他主张仍按原来的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的发展再说,并提出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请中央军委慎重考虑。11月22日,中央军委在复电中除进一步强调了“绥远战役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以外,并根据“目前绥远战局,似已成僵局”的情况,对绥远战役提出了三个方案,并进行了分析:

第一,就是以晋察冀部队围困归绥,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部队全力攻取包头。但根据贺龙、李井泉的来电,攻取包头的把握不大,攻城即不能打援。而围困归绥似亦无多大希望,短时间内不会获得结果。如此可能成为长期僵局,天气渐冷,似非上策。

第二,放弃围攻归绥,集中晋察冀和晋绥两部队主力,攻取包头,并打击可能增援的敌人。如此,攻取包头把握较大,并有力打击增援之敌。在打下包头后可再打五原或再打归绥,但归绥附近要点可能被傅作义部控制,我之攻包头部队后方可能被敌暂时截断,或受到骚扰。

第三,围困归绥与攻取包头两个任务均放弃,战役暂告结束,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等候机会打击。如此我虽暂时脱离被动,但战略未能完成,晋察冀部队不能解放,不独难于执行肃清同蒲北段敌军任务,且在南口方向紧急时及在蒋军向陕北进攻时,傅作义将仍为我大患,那时我恐须以更多兵力并以更大牺牲来对会傅作义部。

中央军委最后表示:“我们意见,目前以执行第二个办法,集中力量攻取包头为好。因为能攻下包头、五原,即在基本上完成战略任务,归绥附近要点失去一点无关大局,并可回头各个攻击之,但两部(晋察冀和晋绥部队)主力攻包头亦可能攻不下,五原更是无法攻取,那时实行第三个办法,撤退下来,亦不会陷于被动。我们意见如此,但我们对于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特别聂(荣臻)、耿(飚)根据情况及上述三个办法,决心执行之。”

第二天,即11月23日,中共中央又给聂荣臻和贺龙发来了一份电报,指出:“关于你们部队的行动方针,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就请你们考虑是否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进行整训,相机再决定今后计划。”

根据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的指示,聂荣臻于11月24日致电贺龙询问进攻包头的情况,指出:“请考虑攻包头有否绝对把握,我们意见,如经考虑有确实把握,就照原计划迅速动作”,否则,就放弃攻击包头。

贺龙是很想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他在包头东郊沙尔沁对部队说:“我们先打下包头,再打五原、临河,抄傅作义的老窝,回过头来再打归绥、大同。”(6)聂荣臻见贺龙不回电,于11月26日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绥远战役只有消灭傅作义部的主力,才能达成战略上的要求,如果傅作义部之主力不能消灭,即使攻克包头、五原,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对包头、五原亦难巩固,但如进攻包头,确有把握攻克包头后,归绥守敌更陷孤立,可能争取在战局上某些变化,若攻克包头没有把握,攻而不克再陷相持僵局,就更为不利,曾电贺龙、李井泉询问攻包头之把握,并述迅速动作,未得其电复。根据马全良昨由五原增援包头的情况,将更增加进攻包头的困难,因此我们同意军委23日指示,在攻包头无把握的条件下,避免与敌僵持,而从事新的部署,以求机动之方针。12月1日,在给贺龙、李井泉的电报中说:“一般干部对攻包具有信心,但绥远战役如不能消灭傅顽主力,基本上即未崩溃,任务即使攻包头,估计不会改变傅顽固守归绥决心,仍不能求得消灭傅顽主力,故无决定意义。天气日寒,如我持久与敌坚持在作战上,后方运输上更将增多困难,你们后运之几百伤兵不少因天寒冻坏。因此,我们主张如攻包无绝对把握用迅速坚决战斗时,即放弃攻包,集结主力控制绥东及察西南,寻求新的机动”。

12月2日,贺龙率部队又向包头发起了进攻。晋绥部队在零下十几度的塞外严寒中,英勇作战。表现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衣着单薄,天寒地冻,土工作业、排除障碍和部队生活保障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加之敌人已经充分准备,因而,激战终日,未能奏效。

这时,贺龙因长期劳累,胆囊炎发作,又患了重感冒,无法亲临第一线指挥,只能躺在床上关注着战斗的情况。当他得知进攻包头再次受挫后,反复思索,感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攻城,将会消耗更多的有生力量,也没有取胜的把握,这种仗不应再打下去了。因此,他决定停止攻城,于12月4日夜把部队撤离了包头。

晋绥部队撤离包头后,晋察冀部队围攻归绥的战斗还在进行着。正在这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现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进攻张家口的迹象,遂命令结束绥远战役。12月13日,聂荣臻下达了结束绥远战役的命令。我晋绥部队主力回师晋西北,晋察冀部队撤回张家口一带。

绥远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收复了绥远的广大地区,消灭了傅作义部队1.2万余人,孤立了大同守敌,减轻了西面对张家口的威胁,创造了发动绥东、雁北近百万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对于争取国内和平局面,迫使国民党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次战役没有达到歼灭傅作义部主力,收复归绥、包头,解放绥远的预期目的。从而给后来华北解放战争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正如郑维山回忆所说的那样:“假如停战前的绥远战役消灭了傅作义军主力,那就不仅不会有大同、集宁、张家口诸战役的失利,而且华北整个解放战争的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了。”(7)

(1)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42页。

(2)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5) 贺龙:《晋绥军区建军会议总结》,1947年5月6日。

(6)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7)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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