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中国：人民教育与教育人民

◎“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思想

◎创办工农速成中学

◎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

◎大学课程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知名人士任大学校长

◎新中国选派留学生始于1950年

◎全国学习社会发展史

◎《实践论》《矛盾论》重新发表

◎组织五类人士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学习马克思主义

1950年的中国教育十分有特色，那就是人民政府把受教育的权利真正交给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劳动者，让劳苦大众上得起学，念得起书。在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时，把工农教育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上，提出了“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人民教育的本质。

1950年2月20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全国学联扩大执委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各级教育要向工农劳动人民开门，着重推行劳动者的业余补习教育，准备普及成人识字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

5月1日，钱俊瑞发表文章又说：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离开了这个方针，我们就会出偏差，就会犯错误。

“向工农开门”办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创办速成中学。4月3日，由中央教育部与北京市文教局联合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正式开学，揭开了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序幕。此后，中央教育部和各大行政区教育部纷纷兴办工农速成中学，省、市、县人民政府分别兴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到1954年，全国共建成工农速成中学87所，招收学生6.47万余人。据对1953年在校的2.8万名学生统计，工农干部占56.3%，产业工人占25.5%，军人占18.2%。其中劳动模范339人，战斗英雄56人，先进工作者784人，体现了“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和培养优秀工农干部为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办学宗旨。

工农速成中学不仅是普及，而且还要提高。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根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经验，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决定》，提出为给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学生创造条件，学生毕业后一般即可直接升入本高等学校深造。

据对第一届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统计，在1680名毕业生中，有1622人升入高等学校，升学率高达96.55%。

在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同时，为了便利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入学，各级人民政府除在工业城市、工矿区和农村中增办学校外，还在中等以上学校设置人民助学金，解决工农及其子女入学方面的困难。1952年，中央教育部作出规定，中等学校工农子女入学比例，老解放区争取达到60%～70%，新区争取达到30%～50%。1953年，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又规定，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中的产业工人、革命干部等，考试成绩达到所报考系科的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1954年全国小学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82%。在普通中学中，工农成分的学生超过总数的60%。1953年高等学校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占新生总数的27.39%。

“向工农开门”的教育建设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开展广泛的工农业余教育。职工业余教育的内容以识字教育为重点，争取三五年内做到使职工中现有的文盲一般能识1000字上下，并具有阅读通俗书报的能力。据山东省1951年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全省有职工业余学校675所，参加学习的工人7.5万余人，占当时职工总数的16%。1954年全国职工业余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达290多万。在农村，主要是学习老解放区的经验，开展冬学运动，即利用冬季农闲之际，组织农民识字，学习政府文件，讨论发展生产的办法等。

正当工农业余教育方兴未艾时，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一种“速成识字法”。这种识字法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先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用注音符号和拼音作为辅助的工具；第二步，大量突击生字，做到会读、初步会讲；第三步，学习课文，学会阅读、写字、说话。据介绍，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75名干部战士中试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就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三册，能写200字至250字的短稿。

这种识字法使工农业余教育在短期内获得大范围的快速发展，满足了普及扫盲和短时见效的要求，成为工农业余教育中摸索出来的一条经验。

旧中国的教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新中国要走向繁荣富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对旧教育体制进行改造，使之适应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建设极其重要的一环。

《共同纲领》提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据此，中央教育部于1949年12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研究确定新的教育工作总方针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改造旧教育的同时，建设新教育。(www.xing528.com)

改革旧教育的首要出发点是改革课程。学校授课的内容，牵涉到教育方向的问题。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对课程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课程改革对中小学来说主要是精简课程，对高等学校则是制定并实施新的课程。

中央教育部成立伊始，就把大学课程列为重要研究内容，邀请全国著名专家、教授分别成立了文、法、理、工四院各系的课程改革小组，拟定新的课程草案。文学院课改小组由10人组成，负责制定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历史、教育五系的课程草案。周扬任文学系课改小组组长，艾思奇任哲学系课改小组组长，翦伯赞、郑天挺任历史系课改小组委员。法学院课改小组负责制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四系的课程草案，成员有王铁崖、潘光旦、季陶达、林跃华、樊弘、钱端升等10人。理学院课改小组负责制定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物五系课程草案，成员有江泽涵、段学复、张青莲、饶毓华、华罗庚、张子高、王炳章、孙云铸等16人。工学院课改小组负责制定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地质工程等六系课程草案，成员有潘承孝、刘仙洲、马大猷、曹本熹、陈士骅、夏震寰、汪德熙等16人。此外，中央教育部又请中央卫生部领导起草医学院的课程草案，委托华东教育部起草财经学院的课程草案，委托北京农业大学起草农学院的课程草案。

1950年8月，中央教育部发布并实施高等学校各院系课程草案。规定文、法、理、工各院都设有公共必修课程、本系必修课程、分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文、法两院暂实行3个学习小时为1学分的学分制。理、工两院以学年制为基础，逐渐建立比较科学的学时制。此后，教育部除继续修改已定课程草案外，又根据实际需要，于1951年2月分别召开文学院的图书馆、博物馆系，财经学院的企业管理、金融、合作、会计、统计、贸易、保险、财政等系，理工学院的气象、心理、基建、地理、纺织等系的课改会议。课程改革逐渐走向全面化和配套化。

为了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学生处《关于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规定综合大学及财经、艺术院校，自1952年度起，依一、二、三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工、农、医等专门学院，依一、二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各类高等院校和专修科准备自1953年度起，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

改革学制的目的在于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内部结构更趋合理，理顺相互关系。其所涉及的内容有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彼此间的衔接等。国民党统治时期沿用的学制是仿行美国教育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采取暂时允许原有学制存在的做法，使新解放地区各级学校维持现状，安定下来，以待改造。1951年5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对教育部草拟的改革学制方案进行了审议，拟定出草案，广泛讨论，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学制的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充分保障了劳动人民，首先是工农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把教育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学校分别列入正规的学校系统之中。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明确规定要招收具有同等学力者，便于工农干部和工农劳动者及其子女入学，体现了新教育的基点。其二，把适应国家建设，有利于培养技术人员作为新学制的重要内容。如给技术学校、专门学院、专科学校、专修科以相当的地位，以期为国家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又规定各类技术学校都可附设短期技术训练班或技术补习班，培养初级技术人才；还规定专门学院和大学具有平等的地位等：这些都是体现这种思路的具体政策。

1950年，新办了几所大学：

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在北京成立。

4月2日，中央戏剧学院在北京成立。

6月17日，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成立。

当然，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其前身是延安的陕北公学）的创办。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在开学典礼上分别讲话。规格之高，足见中央领导人对该校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一些知名人士都在高等学校担任校长，而不是像后来担任社会公职。比如：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林砺儒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侯外庐任西北大学校长，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杨东莼任广西大学校长，茅以升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孙冶方任上海财政经济学院院长等。

还须指出的是，新中国的留学生史始于1950年。这一年我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五国学习语言、史地等，共25人。9月6日起程。年末的12月28日，第二批10人也启程前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学习工程。

文化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同样属于上层建筑的还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大张旗鼓地除旧布新。尽管当时没有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个阶级联盟的政权，五种经济并存的形态下是不合适的），而是采取比较慎重的政策，但《共同纲领》所提倡的公德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所有这些，当不属于剥削阶级的思想范畴。其实，个中道理十分明了，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毫无疑问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对新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也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新中国一成立，党和国家就组织发动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国性运动。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很快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热潮。除了机关、学校、部队集中数月较系统地学习外，尤其具有时代特点的是广大工农群众中大范围的普及教育。它结合群众正切身经历着的社会改革运动以及翻身解放的生动事实，结合扫盲识字学文化，使广大群众首先懂得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常识，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人类世界，资本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地主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的道理，进而树立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观点，关于劳动光荣的观点，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站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的观点，关于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新型国家的观点，等等。

由于结合劳资关系调整、土改与宣传贯彻《婚姻法》等社会改革运动，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开始学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看待一切问题，进行新旧社会的比较。在旧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工人农民开始树立起新中国国家主人翁的意识。青年学生激发起爱国心和站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立场上观察思考的思想。民族资产阶级了解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前进方向。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开始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所作的欺骗宣传中解放出来，并初步改变了“超阶级”观点和不问政治的态度。思想文化界在学术思想上，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学术研究中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并努力加以学习和运用。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大中小学教师和机关干部参加学习的超过100万人，青年学生接受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为主的政治教育也在百万人以上，工人参加业余学习的有70多万人，农民参加冬学的人数则在1000万人以上。这种大规模的政治学习与启蒙教育，不仅为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实施了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一定政治觉悟又初步摘掉文盲帽子的工农干部和工农积极分子，对新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配合学习与宣传运动，党和政府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列宁文选》两卷集。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行本，包括《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等。

党和政府有计划地把群众学习的热情鼓动起来并掌握了基本常识以后，不失时机地将其引向深入。1950年12月和1952年4月，《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联系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论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作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经验，恰当地借鉴中国民间格言和谚语，挖掘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哲学遗产以及语言表述上的民族化，富有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深入浅出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两论”的重新发表，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指导地位上的影响至大且深。配合学习“两论”，理论工作者对其中的基本思想作了广泛的阐述和宣传。据统计，1951年全国各主要报刊仅学习和研究《实践论》的文章就有100多篇，一些著名学者还编写了解说、阐释性读物，特别是李达编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两本书，通俗易懂，对推动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思想理论界的一项工程——《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和出版也是在这一时期。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3月陆续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共收入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88篇著作。以“两论”重新发表和《毛泽东选集》出版为契机，前一阶段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学习高潮，转向联系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努力认识与掌握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情况及其运动发展规律，进而比较顺利地搞好各项建设事业方面。

党和政府还注意引导民主党派中的代表人物在学习《共同纲领》的同时，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这种经常性的学习，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学习座谈会；二是短期讲习会（或夜校）。教学人员主要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在根据地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员。参加学习的首先是五类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专家、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上、中层人物。这些人通过政治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基本了解，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阶级立场有了相当的转变。这一措施对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种思想改造，同时从不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角度看，也是在培植一种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