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原因引发的商品滞销和停产歇业

◎公私企业关系出现的新问题

◎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说“两全其美是可能达到的”

◎私营经济感到无合法地位

◎“否则人家说我们讲空话”

◎“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必须充分实现”

◎七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

◎扩大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调整工业的公私关系

◎调整价格和经营范围，调整商业的公私关系

◎改进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办法

◎调整产销关系，减少私营工商业在生产经营上的盲目性

◎调整劳资关系，“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

◎组织失业工人参加公共工程的建设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的过程中，国家采取措施，紧缩银根，对部分工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物价趋向稳定以后，1950年三四月，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投机者不仅停止了囤积居奇，而且还向市场抛售囤积的物资；许多消费者也因在通货膨胀时期购存了不少消费品，暂不购买商品。通货膨胀时期虚假购买力的消失，加之城乡购买力低、季节影响、公债发行等原因，发生了商品滞销并跌价，银行的货币存款大增而难以放出，致使部分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人数增加。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蔓延至许多中小城市。

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48.7%，在商业批发额中占76%，在零售总额中占83.5%，特别在卷烟、面粉、食品、纸张、烧碱、煤炭、棉纱、棉布、食盐等关系人民生活的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停产歇业，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对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据当时全国总工会的不完全统计，3月至4月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约10万人，其中上海5万，武汉2.5万，天津1.4万，加上原有的失业人数，全国各大城市的失业人员约38万至40万。另据1950年5月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统计，1950年1月至4月，在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在16个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大城市的困难重于中小城市，上海重于其他城市，工业重于商业，工厂越大困难越重。从行业来说，以粮食、布匹等批发业及高级消费品行业最重。全国私营工业5月份主要产品产量同1月份相比，棉纱减少38%，绸缎减少47%，毛纱减少20%，卷烟减少59%，烧碱减少41%，普通纸减少31%。^[6]面对这种形势，资产阶级惶恐不安，认为人民政府改变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失望和不满情绪也在一部分工人和城市居民中蔓延。一些敌对分子乘机造谣，挑拨群众与政府的关系。经济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当时，中央已经觉察到问题的症候。从3月27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经问题、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7]毛泽东还说“两全其美是可能达到的”。

接下来一周后，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以前集中力量搞财政是对的，以后要转到工商业方面。《共同纲领》中说五种经济要各得其所，现在私营经济感到无合法地位，公营经济中也有不得其所的。要在经营范围、原料、市场价格、周转资金等方面，将私营经济真正作为国家五种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4月到9月的6个月中，中财委要召开一些工商业会议，调整工业要有所准备，要工商业者、公营企业参加，由政府领导，把口号变为实际，否则人家说我们讲空话，未能实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8]

为了全面认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问题。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毛泽东就陈云的报告发表讲话，更明确地说：“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努力克服无政府状态。《共同纲领》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至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9]

4月23日，毛泽东给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集中的城市上海市市长陈毅电报，指出：“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气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10]

按照之前的部署，在中财委组织领导下，召开了一系列有私营工商业者参加的工商、税务、贸易、油脂、火柴、橡胶、机械、纺织、造纸、印染等专业会议，以摸清行业和市场情况。

1950年5月8日至25日，中财委在北京召开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会议像是行业专业会议，无非是具体的业务工作，当年这可是牵涉大政策的调整。陈云在会上分析形势时指出，商品滞销除了物价稳定这一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外，还与生产、消费结构变化，产品结构有关。过去，旧中国12年处于战时分割状态，为了适应军事需要，各地开办了许多工厂。如西北，胡宗南为保证其所部几十万军队的粮饷，开办了大量面粉厂。在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有4000纱锭的纺织厂，延安也有火柴厂。全国统一以后，某些行业出现了生产过剩。从消费角度来说，有的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难以适合社会需要。新旧政府的更迭反映到消费上则是：360万军政干部的消费水平较国民党时期的公务员低了很多。上海市市长陈毅每月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仅合50斤小米。过去依靠外国市场和为达官贵人服务的商品，现在失去了市场。城市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20%。这种降低不可能一下子恢复，有些也不应该恢复。由此带来了产品结构的调整问题。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发言。陈云作题为《目前的财政金融状况》的发言，阐明了调整工商业的必要性、调整的内容和有关政策措施。会议决定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使工厂开工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www.xing528.com)

1950年6月至9月，中财委的工作重心从财政方面转到经济方面，首先抓现有工商业的调整，主要措施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具体做法为：

第一，扩大政府对私营工业企业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调整工业的公私关系。这是国家扶持私营企业，协助其解决原料、销路、资金周转等困难，发展生产、加强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联系和领导的重要手段。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一年组织两次加工订货。如上海私营棉纺织业在1950年6月至9月承接国营企业委托加工的棉纱，比1949年6月到1950年5月增加1倍。在1950年召开的全国机械工业会议上，天津私营机械工业承接的订货，占同行业生产能力的80%。

第二，调整价格和经营范围及调整商业的公私关系。调整价格主要是按照稳定物价及产、运、销三者有利的原则，规定适当的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从1950年6月1日起，各地国营贸易公司按贸易部的通令，调整零售价格。如上海市先后调整了米、油、盐、糖、布等主要商品的零售与批发价格。天津市将布的批零差价由1.56%提高到6.99%，煤的批零差价分别调整为6%、7%。同时调整了一部分不合理的地区差价。上海和松江间每件20支纱的差价，由倒差18元调整为正差18元。调整经营范围的要求规定，国营商业主要经营批发业务。国营零售店一般只经营粮食、煤炭、纱布、食油、食盐、石油等生活必需品，其余非主要商品一般不兼营零售。国营商业所设零售网点数量，以能够稳定零售市场价格为限度，让出的品种和网点由私营零售商业经营。国家在保证市场稳定的条件下，收缩了一些国营商业机构。6月，北京市零售公司撤销了3个营业处、10个零售商店；上海土产公司从8月起撤销全部特约经销处49家。在出口方面，国家只经营几种主要物资而且是一部分。在进口方面，国家主要经营工业器材和军用器材，对民用器材的经营以能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为限度。其余商品的进出口均由私商经营。在国家经营的部分中，还可以采用合同方式委托私商代购代销。

第三，改进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办法。除若干必须通过集中交易才能控制的商品外，允许场外成交。改进交易所的管理办法，简化手续，便利购销。除国家统购、统一分配和掌握的出口物资外，放宽或取消了采购证照制度。在物价稳定以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停止若干商品的议价核价，部分商品在节日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时，由同业公会实行议价。国家还降低了食盐、棉纱、棉织品和毛织品的税率，并将工商业税由16种减为11种，货物税原定1136个征税品目简并为358个；同时提高了工商业所得税的起征点和最高累进点，累进级数由14级增加到20级，放缓了累进。对一些确有困难的欠税户，酌情予以减免或缓征。为了减轻工商户的负担，国家还决定停止发行第二期公债。

第四，调整产销关系，减少私营工商业在生产经营上的盲目性。按照1950年6月至9月先后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专业会议精神，调整公私关系和产销关系，具体拟订各行各业分工合作的原则及产销计划。各地区也分别召开专业会议，协商分配生产任务，对私营工商业开业、歇业、兼业加强管理。通过同业公会组织技术研究会和技术讲习班，推动私营企业改进生产经营。对工商业发展的重大动向由政府及时发出通告。1950年7月，中财委根据各地工商局的报告，发布《关于适当限制某些已经过剩或已达饱和状态的生产》的公告，指出火柴、卷烟等六业严重生产过剩；地毯、针织等五业生产能力超过国内外市场的需要；铅笔、灯泡等十一类产品已达饱和状态，应适当限制产量，不可盲目发展。

第五，调整劳资关系。按照确保工人民主权利、有利发展生产、通过民主协商解决劳资问题等三项原则，做好劳资双方的工作。政府在保护工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保证私营工商业生产和经营的正常进行。到1950年6月底，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已建立923个劳资协商会议，其中270个是产业或行业协商会议。在协商过程中，一方面责成资方积极改进经营，精减冗员，节省开支，降低成本，禁止他们抽调资金，躺倒不干；另一方面动员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担负更多的生产任务，甚至忍痛减薪，为维持私营企业的生存作出牺牲。当时有个口号叫“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但这时也发生了有的资本家趁机过分压低工人工资，甚至私自辞退工人等现象。

面对调整工商业过程中失业人数增加的新问题，中共中央于1950年4月14日、6月17日、11月21日三次发出指示，就失业工人的救济、安置等作出规定，既保证调整工商业的继续进行，又保障失业者的最低生活，稳定了社会。国家尽可能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参加公共工程的建设，如兴修水利、修建市政工程等。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收购农产品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鼓励合作社和私商收购，对私商的运输给予便利，在税收政策和手续上予以适当照顾。在价格政策上，既考虑城市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又使粮价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既保护农民正当的生产利益，还要使私商有利可图。4月10日开始，政府向农村投放货币，5月初市场出现转机，6月重新活跃起来。1950年秋，政府决定放手购粮，同时加强农副产品的推销与出口工作，进口一部分农民需要的日用品，以进一步繁荣农村市场，活跃国民经济。

国家还调整了贷款政策，对私营工商业适当扩大贷款额。1950年下半年，国家分配给中国人民银行各区分行贷款总额超过2亿元，为上半年的2.5倍，主要用于扶持私营工商业。同时，还调整了国家银行与私营金融业的关系。国家鼓励私营金融业在扶植生产，促进城乡交流、内外交流、资金回流以及吸收侨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经过价格和经营范围的调整，私营商业经营情况大有好转，开业增加，歇业减少。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济南五个城市的私营商业，1950年9月申请开业的有2710户，而调整工商业前的1950年5月只有767户；歇业户1950年10月有460户，而5月份申请歇业的达5066户。到1950年底，北京、天津、上海等八大城市私营商业户数，全年开业和歇业相抵后净增9482户。后来陈云曾经形容1950年的财经工作：上半年是“统一”，下半年是“调整”。

1951年，由于军需加工任务和基本建设投资扩大，特别是土改后农村购买力迅速增加，公私营商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全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50年增加37.3%，全国私营商业比1950年底增加了48万户。^[11]调整工商业不仅使得私营工商业得到健康发展，而且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新中国已经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国营经济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引导私营经济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过渡时期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注释】

[1]《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3]《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4]《陈云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2页。

[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6]《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1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17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11]《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