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国结盟：重要任务及未来合作规划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

◎访苏的三个目的

◎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敲响12点

◎斯大林称赞毛泽东：“伟大，真伟大！”

◎毛泽东提出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毛泽东为斯大林70寿辰致辞，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鼓掌

◎英国一家通讯社传出毛泽东被软禁的谣言

◎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

◎中苏签订了三个合营股份公司的协定

1949年12月6日，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大雪初霁，空气格外清新。毛泽东一行来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特快专列。这次出访苏联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走出国门。在他的一生中总共出过两次国，第一次是苏联，第二次也是苏联。第二次访问苏联是在1957年。

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目的有三：一是祝贺斯大林70寿辰，共同交换对世界形势的意见；二是和苏联订立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这三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因为苏联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根据苏、美、英雅尔塔秘密协议签订的，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后理应加以废除而另立新约。

专列经满洲里出境，行驶在广袤无垠的苏联远东平原上。沿贝加尔湖北行，经过11天的旅途颠簸，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当列车徐徐驶进站台时，伊万大帝钟楼上的大钟悠然敲响12下。这不是巧合，而是苏方刻意安排的。顿时，车站鼓乐齐鸣，欢声雷动。毛泽东由登车问候的苏联官员陪同，向人群挥手致意。在车站举行的隆重而简短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斯大林端详着毛泽东，连声称赞道：“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泽东则半带着诙谐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哦，有话无处讲……”斯大林连忙打断翻译的话，重申几个月前他向刘少奇讲过的话：“胜利者不受审的，谁也不能谴责一位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这一席话，使会见的气氛轻松起来。

在首次会谈中，斯大林盛赞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他衷心祝贺这个胜利，并希望中国同志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毛泽东提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把经济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并从总体上使国家稳定。中国对重大的问题的决定，取决于今后的和平前景。

国际和平如何保持，能维持多久？斯大林表示：和平依靠我们的努力。那样，和平不仅能保持5年到10年，而且能保持20年到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接着，毛泽东提出《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不愿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他表示，1945年那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签署的，可以说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毛泽东说：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但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说：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出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言下之意，是指中苏结盟不但有一个在全世界看来十分明了的条约形式，而且要有实实在在的互助互利的具体内容。然而，这种富有哲理且充满了东方式的幽默的话，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竟然未能理解。

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在与会的13个国家和共产党代表中，毛泽东第一个登上讲台，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致辞。他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在短短的500余字的致辞中，受到全场3次起立长时间的鼓掌。及至精彩的演出结束，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向同坐在一个包厢内的中苏两大国的领袖热烈鼓掌，“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的欢呼声在大厅里回荡，经久不息。至此，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第一项任务圆满完成。

可是，关于中苏缔结联盟条约等重要问题，却一直未能进一步协商。12月24日，斯大林同毛泽东第二次会谈时。从晚上11时半一直谈到次日晨5时。一边吃饭，一边谈话，“极为酣畅”。谈话内容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就是对中苏条约只字不提。毛泽东问斯大林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斯大林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不让周恩来到莫斯科谈，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想另订新约。

毛泽东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斯大林70寿辰活动的各国代表团先后离去，唯独毛泽东留下来。斯大林几乎每天都派人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生活，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采取了拖的办法。毛泽东很失望，一连几天闭门不出。

此时，英国一家通讯社传出毛泽东被软禁的谣言。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也颇为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中苏双方同意，决定由毛泽东发表一个和塔斯社记者的谈话。据毛泽东后来说，这篇《答记者问》文本草稿是由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起草的。另据随毛泽东访苏的师哲和汪东兴的回忆和日记，都说是由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提议，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因此，可以说《答记者问》是由王稼祥提议，科瓦廖夫撰写，经斯大林批准，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真理报》刊载，而《人民日报》照塔斯社稿译发的。

1950年元旦这天，毛泽东在下榻的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姐妹河别墅（原斯大林的别墅）里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毛泽东说，最近几天，从北京获悉，缅甸和印度政府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对此的立场是，如果他们真诚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就应该首先同蒋介石断绝一切相互关系，断然放弃对这个政权的一切支持和援助并对此发表声明。在这些国家政府接受中国政府上述建议的条件下，缅甸和印度政府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北京谈判。还有消息说，英国和英联邦的其他国家最近也将采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骤。明里看，毛泽东的这番话强调的是“另起炉灶”这个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实则是在给斯大林透露信息，国际上是有新动向的，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不仅有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还有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苏联不应该再拖下去了。

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经过两周的休息之后已有好转。最近四天睡眠正常，一天八小时，并且不用服安眠药，感到自己精神饱满多了，但外出散步时，在户外还不能超过一刻钟，感到头晕。因此打算再静养一周，并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表示，休息一周后，想拜会一些苏联的国家领导人，这些拜会将采取正常谈话的方式，不会谈任何专门的题目或讨论实质性问题。在此期间，希望会见斯大林，进行实质性会谈。实质性会谈结束后，打算向列宁墓献花圈，参观地铁，去几个农庄看看，去剧院看戏。毛泽东强调，不准备参观工厂和接见大批客人，也不发表公开讲话。他最后表示，曾想在苏联逗留3个月，但最近因国内工作需要，准备将停留时间减少到2个月。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6日返抵北京。

这段话其实也是有所指的。一方面，表明自己的身体没有大问题，想要多了解苏联的情况。方式有两种，一是和苏联领导人谈话；二是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毛泽东点名要见的人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科夫，苏联元帅、苏联武装部队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毛泽东是成熟的政治家，为了不致斯大林多心，特别说明，和这些人谈话，不谈实质性问题，也不谈专门的题目，只是“平常谈话的方式”。最后，毛泽东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他在苏联逗留的时间要比原来的计划提前。这些，都在暗示斯大林抓紧时间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罗申表示，对毛泽东的所有愿望明日即报告政府。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邀罗申共进午餐。

之后，还是在元旦这天，科瓦廖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会见毛泽东，谈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谈话一事。在科瓦廖夫起草的草稿上面有斯大林的签字。毛泽东阅后说，《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充的。

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毛泽东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毛泽东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记者问：您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毛泽东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这个谈话，不仅消除了西方国家的不实之说，而且明白无误地把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和盘托出。

事情终于发生了转折，斯大林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谈判。

1月10日，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20日抵达莫斯科。从23日起，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具体会谈协商。

4日，周恩来起草新的条约草案，在名称上加“互助”二字，正式定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经毛泽东同意，送交维辛斯基。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会谈进展情况说：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工作是颇为顺利的。电报指示：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电告意见。

2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将会议一致同意草案电告毛泽东。

31日，毛泽东致电通报会谈进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唯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至此，中苏谈判中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即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归属权问题，大体符合中方意见，获比较圆满解决。

2月5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现将《中苏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换文》共七个文件发回。收齐后，先提中央政治局讨论，在签字的前一日，再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座谈会传阅文件，作解释性的报告，取得大家同意。

2月9日晚，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中苏关于贷款协定三个草案等七个文件。会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大家同意这些文件，但贷款协定书前言“鉴于苏联因为战略原料（钨、锑、锡）之不足而在一种被限制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照顾苏联愿望”数句似可删去，只说两国同意售给苏联下列原料。次日，毛泽东复电：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14日上午4时至7时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负责人讨论中苏谈判文件座谈会，到会50余人。会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会议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贷款协定及议定书与换文，全体一致拥护，同意立即签字。(www.xing528.com)

谈判后期，上海于2月6日遭到台湾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远东边疆区和中国的东北、新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实际是苏方想在中国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起初不肯签订这一协定，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作了让步，同意将其作为中苏友好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在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答应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2月1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由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文件上签字，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了招待宴会。

在条约签字的当天，毛泽东认真地修改了准备于次日发表的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毛泽东还电告国内：“请乔木负责改正校好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

对于社论的原稿，毛泽东作了十多处修改，共删除191个字，其中有的是整句删除。如：

同时中国则出售给苏联以苏联所不足的战略原料用以偿付苏联的贷款，这点对于苏联方面也是有利的。

中苏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项必要的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来说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如此细致，反映出他对中苏同盟的珍视和谨慎。

当晚，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斯大林亲自到会，这在他是打破惯例的举动，一般来说，他不参加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离开莫斯科。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发表了临别演说。他说道：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的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4月10日，毛泽东在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时，有段插话，解答委员中间的一些疑问。他说，中苏两国协商的问题，第一是有关两国的问题，第二还要是重大问题。如对日合约问题就是有关两国的重大问题。有些即使是重大问题，也不一定都与两国有关，那也不一定商量。还有如大连为什么不讲交还，这表示大连就是我们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剩下的是自由港问题。中苏条约只限于与苏联有关的问题，大连自由港这一点不同，与美、英等国有关系，所以我们只讲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处理，到时看情况。中苏条约订下来比不订好，订下来，就有了依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的一席话，道出了中苏结盟的历史性意义。因为是在内部讲，话就说得比较直白。而在大会上讲的，就比较冠冕堂皇。

4月11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正式批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互助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除了政治和国家安全利益外，贷款和贸易等方面对中国的意义也不可小觑。

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为好的原则，中方提出只向苏方借了3亿美元，在3年内还清。斯大林说，偿还期3年太短，可延长为10年，并在利率上给以优惠，年利定为1%。

平心而论，年利只有1%，确属优惠。根据协定，自1950年1月起，苏联开始付贷，5年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1／5交付之”；中国方面，“贷款的付还以10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1／10”。第一期付还，将于1954年年底以前实施；最后一次付还，将于1963年年底以前实施。依据协定，贷款是“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即所贷的是物资，而不是货币。

总的说来，毛泽东的访问是顺利的。

尽管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在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但谈判是友好的、互利的，双方能够互相谅解的。有些插曲多多少少也反映了两个领袖文化上的不同背景。

例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发表演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古实行的办法，在满洲也几乎实行了；中国的广大地区正与苏联合并；这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是“重要的事实”云云。对此，苏方提出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苏、蒙两国分别以与美国务卿对等地位的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中国却是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登在1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谈话是毛泽东在苏联起草的，并连夜发回国内。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感到不快，认为中国没有用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度。毛泽东则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向苏方解释。在他看来，对美国的这种造谣，用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恰恰挺合适。而且这种做法也不是第一次。无论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名义，发表一些重要的代表中共中央的声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习惯。这一习惯不一定合乎世界规范，但比较灵活。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时这样说过：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8]

毛泽东一行乘专列离开莫斯科，沿途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观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制造厂，游览了伊尔库茨克市容。在专列抵达中苏边境时，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深致谢忱”。在中国满洲里车站，赠送给苏联专列上保卫人员和服务人员20箱水果。乘上中国列车，毛泽东等视察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在长春，大街小巷不见人，弄清是搞了戒严后，毛泽东批评说，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在沈阳，同各级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和恩来路过东北，主要是想了解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出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毛泽东一行于3月4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访苏前后历时两个多月，是世界上少有的一次长时间的首脑访问。

1950年3月27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又签订了三个合营股份公司的协定，即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创办石油公司的协定和关于创办有色金属公司的协定。

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规定该公司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目的在于协助中国本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协定中规定组织与经营三条民用航空线，即一是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赤塔；二是北京—太原—西安—兰州—酒泉—哈密—乌鲁木齐—伊宁—阿拉木图；三是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公司一切开支及其所得利润，由双方平分。公司的领导，由双方代表轮流担任，每两年轮换一次。协定有效期限为10年。

关于创办石油公司的协定和关于创办有色金属公司的协定，规定公司均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其目的在协助中国本国工业的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石油股份公司的任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进行寻觅、探测、开采及提炼石油与煤气。有色金属公司的任务，则在新疆省进行寻觅、探测及开采有色金属。上述两公司之产品由中苏双方平分之。公司的开支及其所得之利润同样由双方平分。公司的领导由双方的代表以轮换制之程序进行。协定中规定两公司活动的头三年中，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中国方面代表选出，副主任由苏联方面代表选出，而两公司的总经理由苏联公民中任命，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中任命。每过三年，原有三年中由某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由另方的代表接替。公司的职员，由中苏两国公民平均充任。在一切场合下，均遵守按期轮换职务的原则。两协定的有效期限均为30年。

【注释】

[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年1998年版，第962页。

[2]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3]《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年1998年版，第963页。

[5]《人民日报》1994年5月25日。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5页。

[7]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0页。

[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