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各界贤能，“大家的事大家办”
◎党外人士在各级政府中占有很高比例
◎“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
◎周恩来亲自上门请黄炎培担任政府要职
◎政务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
◎罗隆基坦言为什么住着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
◎要让党外人士“一份职务，一份权力，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
◎陈云总是将中财委的一切重大事情，用电报形式及时通报给马寅初
◎毛泽东说：“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
之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就在于它有了一个新政府。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方面体现在它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各级政府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政府的组成包括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共产党打下天下，并没有独坐天下，而是团结各界贤能，“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以后，亲自挑选各部门领导人员的人选，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特别重视选择党外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因为，一则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人才；再则这种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如此，在政务院的4个副总理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
在21个政务委员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他们是：黄炎培、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等。
在各部、委、院、行、署93名负责人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42人，他们是：
郭沫若 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黄炎培 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
谭平山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朱学范 邮电部部长；
章伯钧 交通部部长；
蒋光鼐 纺织工业部部长；
章乃器 粮食部部长；
李书城 农业部部长；
梁 希 林垦部部长；
傅作义 水利部部长；
史 良 司法部部长；(www.xing528.com)
沈雁冰 文化部部长；
马叙伦 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 卫生部部长；
胡愈之 出版总署署长；
马寅初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丁贵堂 海关总署副署长。
有几位党外人士最初不愿意担任政府职务，周恩来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如工商界主要代表人物、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人。
黄炎培，字任之，清末举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1940年年底，与张澜、沈钧儒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政团同盟。传为佳话的是，黄先生曾于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故事，他后来写了著名的《延安归来》一书。在延安时，他告诫毛泽东，大意是说，历史上的周期律是，革命党开始时聚精会神，用心卖力，待到环境渐好，就惰性发作了。风气养成之后，虽有天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然后就是“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或者“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当时信心十足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黄炎培过去曾多次拒绝过旧政府的高官厚禄，这次也不例外。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前往在安儿胡同的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到官了。如今72岁，还能做官吗？”周恩来恳切地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考虑考虑。次日早，黄炎培征询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炎培高高兴兴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
周恩来又提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当时许多人对李书城还不很熟悉。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不甚了解的人来当农业部部长呢？周恩来解释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时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投身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一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后来专门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请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此外，周恩来也请了在旧中国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业专家梁希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林垦部部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傅作义的安排。应该说周恩来首先就提出让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的起义将领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当年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实事。周恩来在安排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时，特意让李葆华当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工作。周恩来还请傅作义推荐人选进水利部领导班子。傅作义推荐了两位，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一位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北平市市长的刘瑶章。[2]
再如对蒋光鼐的安排。蒋光鼐曾是国民党第19路军的总指挥，淞沪警备区司令。1933年11月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时，已有61岁。他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个政协委员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开始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中央纺织工业部部长，他没同意。后来，总理找李济深帮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一重任。[3]
周恩来诚恳地请党外人士出任中国第一届“内阁”成员，许多党外人士十分满意，说中国共产党真是“煞费苦心，十分周到”。有人曾经说：周总理是“周”总理啊！这里所说的“周”就是“周到”的意思。[4]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发挥政务会议的作用。参加政务会议的成员是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每星期召开一次，从1949年10月21日到1950年10月20日共举行过55次。一年间开了55次，可见它是作为一项定制执行的。每次政务会议都由周恩来主持，所讨论的内容为政务院的重要决策和人事任免。周恩来把这个会议看作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妥善作出决策的重要方式。因此，会上人人都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据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回忆：
政务委员之一罗隆基，号努生，是民主同盟的负责人。罗隆基同我谈过他对政务会议的看法，我以为这位非共产党员的政务委员很有代表性。我同罗隆基40年代在昆明就相识，可以随便交谈。有一天我问他：“努生先生，你为什么住医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呢？”他稍微沉吟了一下，讲了一段话：“说实在的，有些会我并不乐意参加，觉得参加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政务会议在我心目中却大不相同，不论我怎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然而它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周总理在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罗隆基上述这些话是真诚的，证明了周总理主持会议、发表讲话，的确收到最佳的政策效应。周总理说过：“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从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有必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5]。
新政权精心安排非党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不是把他们当个摆设，做做样子，而是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认真切实负起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的责任的同时，还要让非党人士有职有权。这一点无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还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都十分重视。他们提出“一份职务，一份权力，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的原则，指示在政府中担任各级正副领导职务的人员之间进行适当分工，要求共产党员尊重非党员的职权，在他们职权范围内，使他们有可能与闻一切应该与闻的事情，同他们商量一切应该商量的事情，向他们报告和请示一切应该报告和请示的事情。同时，帮助他们积极履行责任，做出成绩。
中财委主任陈云不仅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也注重新老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对党外民主人士。在他的主持下，中财委党组专门下发过一个要求党内同志做好党外人士团结工作的通报。通报指出：（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规定。（二）一切重要决定，必须应该有参加的党外人士参加决定。这绝不只是形式，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使他们知道每天在做什么事情。（四）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该慎重考虑，能用尽量予以录用。陈云不仅这样要求下面，而且自己率先垂范。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马寅初因兼任浙江大学校长，经常不在北京，陈云总是将中财委的一切重大事情，用电报形式及时向他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
当时，中财委领导了21个部和直属局，各部的部长对本部的工作作报告，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由非党人士作报告，如轻工业部就让黄炎培作报告，水利部就让傅作义作报告。开始他们情况不熟，报告后由副部长补充。久了情况熟了，连补充也不需要。同时有任务也责成他们负责完成，比如河水决口，要水利部负责，傅作义自然会下去布置。有职、有权、有责，自然就发挥出他们的积极性了。
再有，就是允许党外人士议政，提出批评和建议。任何工作都有可能存在不足或缺点错误，敢不敢让人批评，反映了人民政府有无气魄和胸襟，更体现了政治上是否成熟和有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不怕批评，而且欢迎批评，主动征求批评。1950年5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反映苏南川沙、奉贤等县征粮工作中存在偏差的意见后，两次发电报要求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派人或亲自去调查此事，叮嘱他“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在土改中，北京市组织北大、清华等高等学校教授分赴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实地考察，回来后许多人写文章，作报告，畅谈感想，反映甚好。毛泽东很重视这个经验，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他们的文章，并多次致电各地负责干部，强调只要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愿意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对他们戒备，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坏的，要让他们议论纷纷，自由发表意见。同样，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也反复强调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参加审案。
这些做法，在实践中坚持下去，逐渐地形成了一套可遵循的具有操作性的程序、规定和办法，并成为一项制度。把这项制度加以理论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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