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亨《长物志》造园：天人合一，情景交融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古人看待宇宙及自然万物的基本态度。它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主张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统一；其次，这一理念引申开来，涉及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提倡“和谐”、“融合”、“人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周易·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其中四个“合”字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所在，体现出“融合”和“顺应”两层要义。融合是指人与自然万物为一体。“顺应”是指对自然秩序，要遵循自然法则与规律。除了这句话之外，我国儒道两家的哲学巨匠都曾对天人合一思想做出过重要表述。孔子曾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孟子主张“性天合一”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

可以说，先秦之后“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这种思想因袭传承，影响着人们的自然观、人生观及艺术观，自然也影响着古代的造园理念。在这种质朴的哲学思想支配下，模山范水，造化天地成为古人营造园林的一种境界追求。作为造物、造园学的理论文献，《长物志》所构架理论体系的基点正在于此。在文震亨的造园理念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

其一，《长物志》的造园设计中始终突出强调营造“天人合一”的自然意境。

“天人合一观，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于人的至善、至美的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它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设计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文震亨十分欣赏并注重蕴含于“天人合一”思想内的美学品质，在《长物志》首卷就表达出自己的诉求，“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济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都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捧，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在“花木”卷中，他又更为生动具体地描绘到，“种竹宜筑土为垅，环水为溪，小桥斜渡，险级而登，上留平台，以供坐卧，科头散发，俨如万竹林中人也”。可见，在文震亨的造园理论构架中，“天人合一”思想是占有一定的统摄地位的，它是园景营造效果的第一审美准则，并且直接影响到造景理念的确立，以及具体技法的运用。

其二，“天人合一”思想在《长物志》中还体现为“适宜”的设计理念。如前文所述，“天人合一”的第二层核心要义就是强调顺应，即指对自然法则及秩序的遵循。而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多次鲜明强调的“适宜”原则就体现了“天人合一”中“顺应自然”的思想。首先，鉴于“人巧”非顺应自然之举，而且损坏事物自然古朴的本性，文氏对那些错彩镂金、雕绘满眼、铅华粉黛、新丽浮艳的创造行为，视为“恶俗”。他的这种审美设计取向是“同老庄、嵇康、陶渊明、谢灵运、司空图等延续以来的晚明文艺思想一致的，……进而将审美理想导向人格道德的升华”。（海军、田君，2004）其次，《长物志》“适宜”设计的理念是基于天人合一理念中“顺应”要旨的引申。人在自然面前的“顺应”，是人遵循自然之规则行事。在造园设计上，文震亨认为这种“顺应”应该是宏观的园林布局规划设计要考虑到周围的客观环境，因地制宜。正如“位置”卷所说“高堂广室，曲房奥室，各有所宜”。（陈植，2004）微观具体的园林景致营构中，设计者要尊重构园要素的自身本性。比如文震亨在植物造景技法阐述中，多次强调要关切尊重植物的生长习性。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出环境营造中的“三忘”境界，即“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所谓“三忘”境界，就是使居住其间的人永不觉老；使客居其间的人忘记返归；使游览其间的人忘记疲劳。文氏提出“三忘”的造园标准传达出传统士大夫文人对于理想的人居环境的一种美好憧憬，希望观赏者在游园的过程中沉浸在一种“情境”之中。中国古典园林所营造的“境”是利用建筑与环境、实景与虚景、动观与静观等多要素和谐统一。发展至明代末期，古代园林设计不再是单一、孤寂的建筑构造，而是综合考虑地理、山川、花木、动物等各种要素，使园林景观布局、形式、色调与文人情怀相得益彰。所谓“情境”，其实是人沉浸于某种境界中的一种情感状态，“情境”实质上是审美对象与审美心境的统一，具体景观与深邃情思的融合，以有形实景烘托无形情愫，以有限的“壶中天地”再现无限的“旷士之怀”。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山、水、植物、动物和建筑是主要的构景要素，对整体景观设计的美学评判主要依赖于这些造园要素的组合方式。集五种感官观照为一身，园林的确是一门综合性的造型艺术。以对空间形态塑造为基本表现手法，通过协调各个要素间相互关系，来激发游园者对形、声、色、味、触的真情实感，给人以愉悦的心灵慰藉，这是衡量一个园林是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从人的五感出发，充分沉浸于中国古代园林所营造的唯美意境之中，是中华传统物质文化与士人精神的完美再现。

文氏在《长物志》“室庐”篇的总论中曾提及：“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检无俗；至于萧疏雅洁，又本性生，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议矣。”^[15]他认为园林建造应不拘泥于其严整、对称、整齐的空间格局，建筑群体外部轮廓或规整或随意，院内各建筑物更倾向于“随地所宜”，因山就水，高低错落，以这种千变万化的景观铺陈来强化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以曲径通幽的空间序列布局展现建筑空间的“绘画之美”。我国传统园林建筑的梁柱木结构所具有的特性，不仅为空间处理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也提供了“随方制象，各有所宜”的必要条件。木框架结构的单体建筑，内墙外墙可有可无，空间可虚可实、可隔可透，它既分割了空间，又可使两旁空间任意流通，从而形成了空间层次上丰富多变的建筑群体。园林建筑与其他建筑类型相比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要与园林这个大环境相协调，实现建筑美与自然美融合。如园林里那些各式各样的廊子，好像纽带一般把人造建筑与天成自然贯穿联系起来。例如，中国古代园林中频繁出现的廊，很好地将人造建筑与自然景观连贯沟通。作为一种“线”型建筑应用于园林之中，廊本来就是联系建筑物，划分空间的重要手段。廊也能随地形地势蜿蜒起伏，其平面亦可屈曲多变而无定制，因而在造园时常被用于分隔园景、增加层次、调节疏密，是控制园林中观景程序与层次展开的主要组织手段。以一种“峰回路转”、“渐入佳境”式的流动视点，游览者能亲临于立体空间中来品赏山水之趣。多种多样的建筑类型展现出“得体适宜”的建筑影像，从而形成浑然天成的园林布局。(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园林意境中的“情景交融”，主要是指造园师通过对自然景物进行人为借引、加工、装饰，并赋予景观以某种精神情感寄托，令游览者触景生情，产生共鸣，进而领悟到景象所蕴藏的人文情感、哲学观念，在充分享受审美愉悦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运用特定空间构成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的感染下，“情”由“景”生，共同产生了中国传统园林所蕴含的美学意境。这些园林中“境”和“景”，虚与实、主与次、动与静相辅相成，从而达到“意与境浑、情景交融”。江南文人园林之美，不仅仅在于亭台楼阁、水石花木的构建，更在于游居者对园林美感的内在心灵体验，甚至是纯粹个人的一种情感体验。如文震亨在《长物志》“舟车”卷描写小船：“系舟于柳荫曲岸，执竿垂钓，弄风吟月”，景观中，一车一船一草一木不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再是纯客体的“物”，而是经过造园主独具匠心的概括和凝练而成的“景”，极具典型性和喻意性。又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凿井的描述：“须于竹树下，深见泉脉，上置轱辘引汲，不则盖一小亭覆之。……井有神，井旁可置顽石，凿一小龛，遇岁时奠以清泉一杯，亦自雅致。”^[16]应在竹林之下开凿井池，深挖引泉，上面设置轱辘提取井水，也可以盖一座小亭将其遮挡，用大而古朴的旧式石栏安置在井台上。因为井有神灵庇佑，于是在井旁用顽石挖凿一个小型神龛，每逢祭祀时节，园主或者游览者可以一杯清泉祭奠神灵，荡涤性灵，也自有一番闲情雅致。中国古代园林通过这些典型性景观塑造，唤起人们的联想，使人游于其中而恍若置身于真山水中，这是园林建筑以有限寓无限的最高境界。于是，建筑空间成为设计者与欣赏者心理沟通的桥梁。他们共同在景物中寄托幽远的意境，追求象外之意趣，使物境与心境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心灵能动作用，使人涉足成趣，从有限的物态景观中感悟到无限的生命真谛。

在解读社会情感的背景下，自我情感是对中国古典园林多元化、能动性的审美观照。文人造园艺术家通过园林景观营造出一种优雅高洁的文化氛围，游览者则置身于其中感悟古代园林的意境精髓，实现二者情感上的相互碰撞、完美契合。如种竹，文氏认为：“宜筑土为垅，环水为溪，小桥斜渡，陡级而登，上留平台，以供坐卧，科头散发，俨如万竹林中人，”^[17]竹子应栽植在用土垒筑的高台之上，四周引水称为溪流，架设小桥临于小溪，然后拾级而上，上面留有平台供人坐卧，置身其间宛若林中仙人。通过营造静谧的山林、湍湍小溪，使得游人萌生遁入仙境的共鸣。可见，在有限空间与无限情怀之间构筑一道虚幻的桥梁，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国古典园林意境中情与景的高度统一。

古代各家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虽各有异同，却构成了一条互为补充、互为深化的重要思想发展线索，影响了整个古代中国的文化史、哲学史、美学史和造园史。儒家的“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18]，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9]，佛家的“天上地下，云自水由”^[20]等等。都是坚信人与自然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尽管包含一些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但它们认为人与自然不应该相互隔绝、相互敌对，而是能够并且应该彼此互相渗透。和谐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乃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优秀传统，并且是同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不可分离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一永续生存”是颇有启发意义。

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两千多年前就曾有关于世界观的言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1]他主张万物复归其本源，人类和社会必须复归其原始自然的状态才能实现万物和谐的境界。“道”，是一介乎自然、人生之际的哲学元范畴。“道法自然”是古典园林的造园思想，是将人的审美心理与人工建造的园林世界及自然界之间融合，人与自然的基本准则是无为和谐，顺应自然。在老庄看来，返璞归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文化的最高境界。是通过“无为”而达于“无不为”、因“无为”而“无不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文震亨在造园理论中上对“道法自然”设计思想的也有所阐述，如在《长物志》“室庐”卷中：“丈室宜隆冬寒夜，略仿北地暖房之制，中可置卧榻或禅椅之属。前庭须广，以承日色，留西窗以受斜阳，不必开……”^[22]，指出丈室的内部空间布置应注重防寒保暖，庭院要宽敞，便于接收阳光，西面开设窗户，用来接受西斜的阳光等。由此可见，文氏要求在做建筑时需考虑建筑的使用功能，同时也要注意与自然环境的结合，要充分与自然进行“对话”以满足人的需求。又如园林植物的配置应与花木的生长规律相适宜，植物种类繁多，具有独特的形态、色彩、风韵、芳香等特征。应根据季节和时令变化培养种植花木，为中国古典园林创造出“四时不断，皆入图画”的意境。《长物志》中对兰花曾有这样一段记述：“……四时培植，春日叶芽已发，盆土以肥，不可沃肥水……；夏日花开时嫩，勿以手摇动……；秋则微拨开根土，以米泔水少许注根下……；冬则安顿向阳暖室……”^[23]，讲究四季采用不同培育方式，遵循植物生长规律，才能保持花木的生命力。恰当地进行物种搭配，能使园林之景四季不同、阴晴有别，巧妙合宜的植物配置，顺应时节变化栽植或娇媚、或坚韧、或苍郁、或疏淡的花木，不仅造就千姿百态的园林美，而且赋予园林山、水、建筑以灵动的神韵和气质。“道法自然”的设计思想反映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对世界万物给予了应有的尊重。“道法自然”主张建立人与自然的对话；隐含着整个宇宙的运行法则；强调了一种对自然界的深刻敬意。这是道家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观点，可以说，这一结论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

中国文化发展到先秦，始涉辉煌之境，主要表现为道儒两家“天人合一”的双华映对。早在荀子主张“伪”，这一个“伪”字，最好不过地道出了先秦儒家文化的真实。《荀子·礼论》称，“无伪则性不能自美”。伪者，人为也。性，本始材朴也。在先秦道家那里，只有体悟与表现“本始材朴”之“道”，才是“美”。儒家认为“美”是人工、人为的产物，它尤其是与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实践相关的。“美”就是“制天命而用之”。“天命”者，未经把握到的、具有神秘氛围的自然规律与本质。在先秦儒家看来，通过人为实践，尤其是伦理道德实践对其“制而用之”，这便是善，也是美。因此，如果说先秦道家所推崇的文化精神境界由于一般地超然于伦理功利而被看做比较接近于纯粹的艺术境界的话，那么在先秦儒家，却由于过多地纠缠于伦理道德而几乎使其美学思想成为一种“伦理的美学”。道家重自然（天道）而儒家重社会（人道）；一以天然胜，一以人工胜；一崇朴素，一主绚丽，均给后代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以巨大影响。历经沧桑，时至今日，文氏所所追求的生态与建筑的和谐统一，倡导人与景的和谐共生，对现代园林设计仍然有着重要启示。

《吕氏春秋·察今》曾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随”、“宜”相结合，就是指人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同条件随机应变，包含着自然对人的限制和人对自然的顺从。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社会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同时也出现思想危机。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安生朝堂的大隐做不到，穷居山林的小隐又难于忍受，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就选择了“中隐”。文人士大夫为了适宜时局的变幻，寻求自由解放的性灵空间，不得不选择归隐山林以捍卫其超然脱俗的品格，通过构建园林达到抒发其“韵”、“才”、“情”等人文情怀的终极目标。文震亨的友人沈春泽在为《长物志》所作的序言开篇即点明了这一点：“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士大夫借品鉴长物品鉴人，构建人格理想，标举人格的完善，在物态环境与人格理想的比照中，美与丑相互转化，融为一体，物境的经营成为个人人格的彰显，对自身形象、品质、性情等事的经营。如文氏在《长物志》“室庐”卷海论中论道：“……又鸱吻好望，其名最古，今所用者，不知何物，须如古式为之，不则亦仿画中室内宇之制”他要求建筑构建要严格按照古时的规制制作，不然也应仿照画中房屋的样式制作。文氏就是通过以园林为中心，包括对花木，水石，禽鱼，舟车等各种“长物”构成的物态环境的经营中，表达和固守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物非物，景非景，在文氏赏玩品鉴的内核里，文氏那一介士人无限的忧思以及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其构建经营的动态景观园林里，得以传神摹写。又如“……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瑜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24]“供我呼吸”，寓意着文士们的及物取向，他们对事物和环境的选择标准是能“供我呼吸”者，它不仅排除了诸多俗物并给自己所选择的事物定了性，也指明了文士们对这类物（包括环境、居所等）的依赖和向往；“听我指挥”，是文士们对待物事的态度，不是被物役，而是役于物，即庄子所谓“官物”，“物物而不物于物”^[25]。官场的失意和士子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气度也只能在这里加以实践和实现了，这是一种平衡之法，有了这种对物的调遣和指挥的快慰，从而导致心灵的平静和平衡；以致才能达至“寄我慷慨不平”^[26]。

经过历代造园技法的传承，这种造园理念不断渗透到园林景观设计的每一个环节。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典园林建造的全过程都是以“随形就势，合宜得体”的概念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