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与社会情感的审美观照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情”，包括社会情感与自我情感的统一。对应于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文人私家园林本质上是封建传统观念与雅士文化内涵的真实写照。文人骚客将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在隐逸园居中得到情感宣泄，以实现对宁静、幽远、自由、恬淡的朴素追求。

基于特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及造园匠师意识特征，社会情感必然凝结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纹样、色彩配搭、布局法则以及结构体系之中。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门的描述：“……门环得用古青绿蝴蝶兽面，或天鸡饕餮之属，”^[12]门环是门扇的一种点缀，文氏认为最好用蝴蝶或者天鸡、饕餮等形状的古青铜来做装饰，象征福禄美满、富贵平安，赋予其传统文化的深厚释义。又如做窗，文震亨指出“漆用金漆，或用朱黑二色，雕花、彩漆，俱不可用”^[13]。尚简忌侈的社会价值观在明末时期蔚然成风，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效仿此种手法。文氏强调只能用清漆，或者红、黑色，绝对排斥那种纷繁冗杂的雕花和彩漆，保持古雅超然的造园风格。深受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明末江南文人园林的空间布局则是以清静脱俗与自由随性为准则。如山斋，文氏认为：“或傍檐置窗槛，或由廊以入，俱随地所宜，”^[14]依据地势地貌的特点，或者靠近屋檐处开设窗户，或者开在走廊一面。廊，则“忌长廊一式，或更互其制，庶不入俗”^[15]，园林中所构建的长廊不能千篇一律，要有所变化，互不相同，才不至于落入俗套。

《吕氏春秋·察今》曾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随”、“宜”相结合，就是指人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同条件随机应变，包含着自然对人的限制和人对自然的顺从。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社会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同时也出现思想危机。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安生朝堂的大隐做不到，穷居山林的小隐又难于忍受，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就选择了“中隐”。文人士大夫为了适宜时局的变幻，寻求自由解放的性灵空间，不得不选择归隐山林以捍卫其超然脱俗的品格，通过构建园林达到抒发其“韵”、“才”、“情”等人文情怀的终极目标。文震亨的友人沈春泽在为《长物志》所作的序言开篇即点明了这一点：“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士大夫借品鉴长物品鉴人，构建人格理想，标举人格的完善，在物态环境与人格理想的比照中，美与丑相互转化，融为一体，物境的经营成为个人人格的彰显，对自身形象、品质、性情等事的经营。如文氏在《长物志》“室庐”卷海论中论到：“……又鸱吻好望，其名最古，今所用者，不知何物，须如古式为之，不则亦仿画中室内宇之制。”他要求建筑构建要严格按照古时的规制制作，不然也应仿照画中房屋的样式制作。文氏就是通过以园林为中心，包括对花木，水石，禽鱼，舟车等各种“长物”构成的物态环境的经营中，表达和固守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物非物，景非景，在文氏赏玩品鉴的内核里，文氏那一介士人无限的忧思以及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其构建经营的动态景观园林里，得以传神摹写。又如“……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瑜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16]“供我呼吸”，寓意着文士们的及物取向，他们对事物和环境的选择标准是能“供我呼吸”者，它不仅排除了诸多俗物并给自己所选择的事物定了性，也指明了文士们对这类物（包括环境、居所等）的依赖和向往；“听我指挥”，是文士们对待物事的态度，不是被物役，而是役于物，即庄子所谓“官物”，“物物而不物于物”^[17]。官场的失意和士子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气度也只能在这里加以实践和实现了，这是一种平衡之法，有了这种对物的调遣和指挥的快慰，从而导致心灵的平静和平衡；以致才能达至“寄我慷慨不平”^[18]。(www.xing528.com)

在解读社会情感的背景下，自我情感是对中国古典园林多元化、能动性的审美观照。文人造园艺术家通过园林景观营造出一种优雅高洁的文化氛围，游览者则置身于其中感悟古代园林的意境精髓，实现二者情感上的相互碰撞、完美契合。如种竹，文氏认为：“宜筑土为垅，环水为溪，小桥斜渡，陡级而登，上留平台，以供坐卧，科头散发，俨如万竹林中人”^[19]，竹子应栽植在用土垒筑的高台之上，四周引水称为溪流，架设小桥临于小溪，然后拾级而上，上面留有平台供人坐卧，置身其间宛若林中仙人。通过营造静谧的山林、潺潺小溪，使得游人萌生遁入仙境的共鸣。可见，在有限空间与无限情怀之间构筑一道虚幻的桥梁，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国古典园林意境中情与景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