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园林的动物配置与传统文化底蕴

明代末期，“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禅宗神学思想渗入文人士流的造园创作实践中。这一时期造园都强调遵循四季自然规律，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进而实现人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深受这些哲学思想影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旨在塑造生态化人居环境。明末吴江著名造园匠师计成所著《园冶》曾被誉为我国古代第一本造园专著，书中多处有对养鱼的专题论述。如：“养鹿堪游，种鱼可捕”（《园冶·园说》），“好鸟要朋，群麋偕侣”（《园冶·山林地》），“悠悠烟水，淡淡云山，泛泛渔舟，闲闲鸥鸟”（《园冶·江湖地》）^[48]。同期，另一位艺术家文震亨在其《长物志》卷四开篇就有这样的记述：“语鸟拂阁以低飞，游鱼排荇而径度，幽人会心，辄令竟日忘倦……庶几驯鸟雀，狎凫鱼，亦山林之经济也。”^[49]园林中，鸟儿掠檐低飞，鱼儿排萍畅游，则可令雅士舒心，流连忘返，毫无倦意。所以驯养鸟雀、戏弄游鱼，是隐居山林的必备技艺。文士乐意与鸟兽鱼虫为伴，寻求人兽亲和、物我同一的审美境界，使士大夫的尚洁高雅同大自然的幽远恬静达到完美契合，人类性灵与自然生灵息息相通。

在文人墨客的私家园林中，大多适量地蓄养一些动物来组景和达意。尤其在晚明时期，中国古代园林动物配置逐渐趋向明显写意化。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鹤的描述：“鹤，华亭鹤窠村所出，其体高俊，绿足龟文，最为可爱……空林野墅，白石青松，惟此君最宜。其余羽族，俱未入品。”^[50]鹤，体态高峻，绿足龟纹，特别可爱。文人士大夫旷野山居，石岩松林，只有驯养鹤才最为适宜，其余水禽都不够格。自古以来，鹤一直被视为出世之物，是文士高情洁志的象征，这也是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延伸。又如文氏则认为将百舌，画眉：“于曲廊之下，雕笼画槛，点缀景色即可。”^[51]将百舌、画眉、八哥置于曲径回廊、雕梁画栋之下，鸣啭动听，用来点缀景色，委婉地道出文人士流向往广阔大自然的心声。

深受古代文化、哲学思想熏陶，文人造园艺术家在园林设计和观赏中更加注重园林动物的形象、习性，动物配置与建筑造景都要与人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又如百舌，画眉，文氏则认为：“緜蛮软语，百种杂出，俱极可听，然亦非幽斋所宜。”百舌、画眉、八哥经过人工驯养之后，能仿效发出各种叫声，非常悦耳，但都不适合文人所居的幽静之室。如鹦鹉，文震亨指出：“然此鸟及锦鸡、孔雀、倒挂、吐绶诸种，皆断为闺阁中物，非幽人所需也。”^[52]鹦鹉十分聪慧，能学人说话，是古代殷实人家必养的一种鸟。然而，鹦鹉及锦鸡、孔雀、倒挂、火鸡等，与文人高远雅致的气质完全不符，所以绝不能成为闺阁中的玩物，更不是隐者雅士所需之物。(www.xing528.com)

又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指出的，“阶前石畔凿一小池，必须湖石四围，泉清可见底。中蓄朱鱼、翠藻，游泳可玩”^[53]。在台阶前、假山旁开凿一个小水池，用太湖石环绕四周堆砌，在池中饲养一些金鱼、水草，嬉戏的鱼儿和清澈的池水相映成趣，与假山、叠石交相辉映。又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观鱼的描述：“……宜凉夜月、倒影插波，时时惊鳞泼刺，耳目为醒。至如微风披拂，琮琮成韵，雨后新涨，皆观鱼之佳境也。”^[54]凉爽的月夜观鱼，别有一番美景，水映月影，鱼儿穿梭腾跃，鳞波闪闪，令人耳目一新。至于清风徐徐，泉水潺潺，绿波荡漾，这都是观鱼的绝佳环境。古人临水观鱼，既是在观赏游鱼弄影的自然意趣，又是在享受隐逸遁世的幽居之乐。除了鱼之外，还有禽鸟也常常浮游于水或涉足于水。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鸳鸯的描述：“……蓄之者，宜于广池巨浸，十百为群，翠毛朱喙，灿然水中。他如乌喙白鸭，亦可蓄一二，以代鹅群，曲栏垂柳之下，游泳可玩。”^[55]鸳鸯适合饲养在宽广的水域，结对成群，绿毛红嘴，水中呈现出一片灿烂的美景。其他的如黑嘴白鸭，也可以养一两只来代替鹅群，曲栏垂柳之下，游水嬉戏，令人赏心悦目。至于百舌、画眉、八哥之类的飞禽，文氏认为将其置于“曲廊之下，雕笼画槛”，婉转的鸟鸣映衬幽静的廊榭，使得游览者触景生情，产生共鸣，激发其对大自然的无尽遐想和无限眷恋。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将动物作为一个重要造景要素加以应用，并赋予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可以深化园林空间的意境和内涵。结合古代园林自然山水及建筑，以某种动物为主来营造富于自然野趣的生态环境，可以更好地满足园主融入自然的心理需求。动物给中国古代园林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依附泉、池、瀑等之类动态水体造型，在园林中增添鸟兽鱼虫等要素，与其他静态景观相互协调，宜动宜静，营造返璞归真、浑然天成的物境，暗喻着古代文人墨客高洁雅居的入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