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园林建筑的纹样设计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各种材质如木材、石材、砖瓦等人为地加工,形成独特的装饰形态,通常同时具有功能性和装饰性。中国传统设计在装饰上采用含蓄手法,主要有谐音、隐喻和象征等。以谐音为媒介,在视觉形象与文化内涵之间建立象征与被象征的关系,并以隐喻方式表达祈福求吉的愿望。通过语音上的联系,以某种方式把图样作为一种祈福符号来使用。如“蝠”与“福”谐音,蝙蝠就意味着福运、福气。以蝙蝠为中心,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洪福类吉祥图案,如“福在眼前”、“平安五福自天来”等[8]。又如“桂”同“贵”,“瓶”同“平”,“鱼”同“余”,等等。民间装饰图案在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其含义都是世代传承的,如牡丹象征富贵,玉兰象征长春,芙蓉象征荣华富贵,松柏寓意长寿安康,琴棋书画象征文明高雅,葫芦表示多子多孙,对鱼、鸳鸯表示“成双成对”,等等(如图4-3所示)。
图4-2 书桌
匠心独运的纹理式样是一种艺术符号,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语言,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给园林建筑注入了灵气,也给整个园林增添了一丝灵动和秀巧,有着极高的美学价值。园林的建筑装饰主要呈现出的是一种图案美。康德曾说:“在建筑和庭园艺术里,就它们是美的艺术来说,本质的东西是图案设计,只有它才不是单纯地满足感官,而是通过它的形式来使人愉快。”[9]园林中各种建筑图案形式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涉及天地自然、祥禽瑞兽、花卉人物、文字古器等,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审美艺术观的集中体现。尤其是一些有文人画风的雕饰纹样,清雅脱俗兼具儒者之风,成为园林内门、窗、栏杆图腾式样的集萃。崇文心理直接导致了对文化名人风雅韵事的追慕,士大夫文人尚人品、尚文品,标榜清雅、清高[10]。文震亨《长物志》道:“门环得古青绿蝶兽面,或天鸡饕餮之属,钉于上为佳,不则用青铜或精铁,如旧式铸成亦可,黄白铜俱不可用也。”[11]蝴蝶所象征的是一种唯美、超脱、敏感而脆弱的性格。庄子曾以“蝴蝶”自喻,他认为死亡未必不是一种对肉体和现实束缚的解脱。在封建专制社会暴力政治的压迫下,文人士流虽心怀美好的愿望,却无力与恶势力相抗衡,于是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另一个虚幻的梦境。在文人所造私家园林中,他们逃避丑陋的现实,苦苦寻求心灵的慰藉。例如,天鸡是传说中的神鸡,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下有记载:“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上有天鸡,曰初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鸡皆随之鸣。”可见,天鸡、饕餮都是青铜器上常见的动物纹样。“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却已然踪影难寻了。传说龙生九子,其第五子叫饕餮,是上古一种凶猛且残忍的魔兽。饕餮纹一般以动物面目形象出现,具有虫、鱼、鸟、兽等动物的特征,隐喻当时社会的黑暗势力。以饕餮来寄托自己的感情,文人借以排解对现实不满的抵触情绪。又如“亭、榭、廊、庑,可用朱栏及鹅颈承坐;堂中须以巨木雕如石栏,而空其中。顶用柿顶,朱饰,中用荷叶宝瓶,绿饰;……”[12]佛教艺术常常以莲荷作为重要的装饰纹样,其核心象征意义是圣洁、秀雅。古人认为荷花是高雅纯洁的象征,常暗喻不染俗尘的高尚君子。而且荷叶谐音“和好”、“和睦”,具有吉祥之意。宝瓶也是取平的谐音,象征平安幸福。再则,瓶又是佛教观音菩萨的法器,施法救难,又象征着驱邪吉祥。装饰图案是表象思维的产物,大多可以凭借直觉通过感受接受文化,一般人对形象的感受能力大大超过了抽象思维能力,图案正是对文化的一种“视觉传承”[13]。园林里大量建筑装饰图案题材是历史的物化、物化的历史,既浓缩了中华民俗精华,又映射出士大夫文化儒雅之气。
图4-3 带有纹路的门(www.xing528.com)
色彩也是影响园林建筑风格的重要因素,主要是通过建筑材质来体现。建筑选材时,既要注意建筑对构建景观所起的作用,也要考虑周围环境的色彩与格调。《长物志》中有记载:“漆惟朱、紫、黑三色,余不可用。”[14]在中国古代,朱色是高贵富有的象征,所谓“朱门”、“朱轩”、“朱轮”是富庶人家的屋舍、建筑和车辆的装饰用色。紫色则是最尊贵的颜色,正所谓“紫气东来”。论及黑色,要追溯到道家“玄学”。“玄”即是黑色,是幽冥之色。道家崇尚黑色,认为黑色是高居于其他一切色之上的色彩。明代,中国文人画的色彩主张受道家色彩观影响深远,对墨色崇拜,主张“墨分五色”,“不施丹青,光彩照人”。深受独特气候、美学文化及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江南私家园林中形成了其独特的黑白光影之美。多数庭院中的建筑,外观色相基本上都是白墙、黑瓦、栗柱,以单纯朴素的色泽构成不温不火的中性基调,淡妆素裹,朴实无华,毫无视觉上的耀眼刺激,细微处都渗透着文人的雅致、朴素,具有与皇家园林截然不同的质感与色彩。例如,苏州园林中多处出现的半亭,依附主建筑的墙垣,两角高高翘起,青瓦屋顶、棕色廊坊、白粉墙面相互映衬,假山环绕其旁,色彩素洁,线条秀美,如同如一幅水墨画跃然纸上,显得格外清秀典雅。
以建筑衬托和点缀环境,要尽量与环境取得协调,园林建筑在选材上应注意在色彩上不能过分夺目,质感上要尽量接近自然。如文人造园是以“古雅”著称于天下,其园林建筑多取材于自然,不尚雕饰,以天然简朴取胜,一派文人水墨的清幽。文震亨的《长物志》道:“石栏最古,第近于琳宫、梵宇,及人家冢墓。傍池或可用;然不如石莲柱二,木栏为雅。柱不可过高,亦不可雕鸟兽形。”[15]栏杆是传统园林建筑中比较常见的组成部分,无论走廊、桥栈、花池、楼阁、台榭等,都以栏杆将园林划分成不同区域。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栏杆的材料有很多种,以石为“古”,木为“雅”。式样简洁的栏杆造型可以起到点缀环境的作用,但切忌饰以鸟兽等复杂的图样。李渔的一些园林美学理论也以“适宜”为设计宗旨。他提出:“窗棂以明透为先,栏杆以玲珑为主,然此皆属第二义;具首重者,止在一家之坚,坚而后论工拙。”[16]坚决摒弃那种追求浮华、本末倒置之风,无论是园林景观设计,还是建筑构造都须以实用为主,李渔的这种思想无疑对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造物思想提倡“天人相筹,唯物是美”的朴素标准,木材自然是最典型的代表。中国传统造园也选用木材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文震亨《长物志》道:“用木为格,以湘妃竹横斜钉之,或四或二,不可用六。两旁用板为春贴,必随意取唐联佳者刻于上。若用石梱,必须板扉。石用方厚浑朴,庶不涉俗。”[17]湘妃竹,竿部生黑色斑点,颇为美丽。常用于园林绿化中,是园林中优良观赏的竹种。关于湘妃竹的传说,民间多有记载。晋人张华《博物志》述:“尧之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尧帝将其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都嫁给了舜。娥皇、女英二人聪明、坚贞、仁慈,一直辅佐舜为百姓谋福利。舜常常出外巡视,认真考察诸侯政绩,赏罚分明,受到天下人的拥护和爱戴。舜晚年时期,南方衡山一带有苗部落发动叛乱,他亲自南征,不幸死于苍梧之野。得此噩耗,娥皇、女英悲痛之极,遂欲寻找舜墓。至九嶷山,二人被湘水所阻,就在江边抱头痛哭,伤心的泪水洒在竹子上,竹子上留下了斑斑泪痕。历代文人雅士对此多有题咏,唐朝诗人李贺有《湘妃竹》诗:“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神娥盖湘水。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离鸾别凤梧烟中,巫云蜀雨遥相通。幽悉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唐代诗人高骈也曾写有《湘浦曲》:“虞帝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垂泪知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湘妃竹”隐喻娥皇、女英二人的忠贞情怀和高尚气节,这恰与文人士流雅洁坦荡的精神内涵相吻合。石则要以“方厚浑朴”、“庶不涉俗”为佳品。这些生活理念在园林中无处不在,以饱含隐逸文化寓意的纹理样式,简洁明确地表达士人超然脱俗的生活愿望,不仅带来一定的美学艺术效果,而且体现出园主的个人爱好和艺术品位。
建筑装饰的纹样、色彩、材质反映了民族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审美观念及风土人情等。因此,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记忆符号最为集中的信息载体。园林装饰是物化的历史,更是生动形象的真、善、美文化教科书。园林装饰纹样是表象思维的产物,游览者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受文化,这也正是用于对文化的一种视觉和思想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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