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具尚用”中“实用”的层面来说，人对物的需求是相同的。“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1]。就“适用”而言，则有不同的等级与审美需求，尤其是来自中上阶层的器物，也表现出浓重的等级观念。中国自商周以来逐渐建立起一套宗法制度，从国到家构筑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制度。如果说宗法制度是造物设计的催生剂之一，那么宗法制度文化的不断完善，则是推动造物设计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具体而言，等级观在造物的数量、形制、色彩、装饰、材质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平民百姓的茶壶和士大夫阶层的茶壶在审美层面上是完全不同的。以皇帝的宝座为例，它是与平民百姓的座椅是不一样的，皇帝的宝座一般都是以“床”作为设计的母型，因为过去古人待客的最高礼遇的地方就是床，所以床是等级最高的家具，而宝座是皇帝坐的，所以它在形制上有别于普通的椅子，设计成床形，这是等级观造成的。在造园活动中也是如此，士大夫园林营造时很少考虑经济因素，可豪华可简约，可安贫乐道，可富甲一方，全看其精神享受和审美价值。由此可见，在古代造物不光是以满足人的“实用功能”，同时也要考虑造物的“适用”功能，是否满足人的人文精神和各个阶层的等级需求。
图4-1 紫砂壶(www.xing528.com)
“适”是一个阈值，渗透着文氏的审美观及人格追求，揭示中国古代文人造物美学思想。实用性是物质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文震亨认为，实用性服务于物质生活所需，带来生活的方便与舒适；审美性服务于精神生活所需，带来生活的舒心与愉悦。在尚用的基础上，文震亨追求美，兼顾着实用与审美两个方面。如对于几榻，文震亨既有“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的实用要求，又有“古雅可爱”的审美要求；对于禅椅，选材天台藤，或者古树根，形状如虬龙盘亘，槎牙四出，可挂葫芦瓢、斗笠、数珠等。禅椅虽是天然材质，但须表面光滑，却不露出雕琢的痕迹。明代时，为了强调禅椅的自然天成气质，有人专门在椅背粘上五色灵芝。文震亨认为可利用其横生的枝蔓“挂瓢笠及念珠、瓶钵等器”，从而将自然的审美风味与坐禅的实用需求相结合；对于冬日居所窗户的设计，文震亨考虑到采光的需要，主张“制大眼风窗，眼径尺许”，并提出用几道线缠在窗孔上，这样就既满足了“纸不为风雪所破”的实用性，又顾及了“制亦雅”的审美性。
实用与审美两个方面必须并存，不可偏废。在他看来，元制榻和幅巾虽都具有古雅的审美性，但不便于使用，因此不足取；而“两楹而中置一梁，上设叉手笆”虽实用，但“此皆旧制，而不甚雅”，因此同样也不足取。可见，文震亨对生活之物有着双重的理解与需求，即好用与好看、实用与审美的和谐统一才是生活之“适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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