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园林艺术设计主要倾向于“法天贵真，不拘于俗”[28]的美学理念，这与老庄哲学、隐逸思想素有渊源。晚明江南造园家对园林建筑构建元素上简洁大雅的要求，即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倾向。明代著名园艺家计成主张古朴素雅的艺术风格，反对冗杂繁琐的雕镂，他在《园冶》一书中反复指出“升拱不让雕莺，门枕胡为镂鼓，时遵雅朴，古摘端方，色彩虽佳，本色加之青绿，雕镂易俗，花空嵌以仙禽”，“历来墙垣，凭匠作雕琢花鸟仙兽，以为巧制，……市俗村愚之所以为也，高明而慎之”[29]。随后，文震亨在其《长物志》中，深入阐述了这种崇雅反俗的思想。他以为，一个脱俗的文人，着衣要“娴雅”，“居城市有儒者之风，入山林有隐逸气象”，不必“染五采，饰文绩”，“侈靡斗丽”，“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至于萧疏雅洁，又本性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义矣”[30]。
明末清初，“泛文人化”的造园活动兴起，墨守成规、蹈袭覆辙的现象日趋严重，出现许多“乃至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反以为耻”[31]，极大地限制了某些造园匠师的水平。特别是一些王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匠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32]，纷纷效仿名园而引以为豪。针对这一现象，造园家开始着眼于求新求异，园林应具有自己的独特美感，才能令游览者产生共鸣，从而流连忘返于其间。如计成提出的“独抒比灵”，李渔强调“自出手眼，标新创异”。崇尚独创的思想，逐渐成为园林艺术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动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渔所建伊园，仅为“山麓新开一草堂，容身小屋及肩墙”[33]，远远不及其他园林的浩大幽深，但这个充满个性的“小屋”却别有一番洞天，在其中“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花间字句香”，处处洋溢着文人清新脱俗的气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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