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叶，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社会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同时也出现思想危机，旧有的理学教条已不可能解决现实存在的社会危机。王阳明心学思潮以及其他思想的汹涌，催动着社会个性的解放。
王阳明（1427—1528），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他亲历官场的黑暗混沌，痛恨统治阶级的道德沦丧，于是在批评朱熹客观唯心论的基础上，结合其一生的政治实践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心学”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人的心是宇宙的本体，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心之外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为了阐明这一观点，王阳明竭力夸大人类思维的能动作用，把客观事物存在归因于人类主观直觉作用的结果。与这种主观唯心论相联系，王阳明又提倡“致良知”学说，即认为人们的各种道德知识、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也是天赋异禀。换言之，“心”是知识、才能和伦理道德的本源。他还强调“致知必在于格物”，即改正心中的私欲杂念，发扬善心，使“良知”不受“昏蔽”[13]。王阳明的“心学”旨在摒除人们心中不符合封建道德观念的“物欲”，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挽救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思潮。面对政治腐败、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局势，士人们深感无能为力，只好抛弃对身外之物的追求，反求于内心的安宁，隐逸遁世以求得心灵的解脱和慰藉，在园林的寄寓上也深深地流露着一种“心学”精神，表现出身处园林而“心外无物”的一面。(www.xing528.com)
随后在江南地区，“禅学”愈盛。一时之间出现了好几个大师，最引人注目的是莲池株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和藕益智旭（1599—1655）。这四位高僧采取兼收包容的态度，德清注解《道德经》，阐明《庄子》意趣，对儒教的《春秋》、《大学》都有解说，智旭的《四书藕益解》、《周易禅解》更是三教融通的著作[14]，他们的思想主张和传教实践推动了禅学在晚明的风行。晚明高僧的社交面也十分广阔，尤其与士大夫中的文化名流更是交往甚密，观点多有契合。因此，“禅学”思想大有倾向学术和艺术之势。在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论成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晚明文人学士融汇三教、援禅入儒已成为当时的风气。大量的山人、名士、隐士随之而生，“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皆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办借以为名”[15]。面对黑暗的政治环境，士人们与其碌碌沉浮，不如隐遁逃世。而在晚明江南地区盛行一时的私家园林，实际上就是晚明士人参禅避世，独善其身的世外桃源。在文人园林的建筑景观设计中，都可以看到禅学清静无为的心念对晚明士人的影响，士大夫通过品鉴赏玩来传达参悟禅学的心灵体验。对于晚明士人而言，参禅并不仅仅是一种虔诚膜拜，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排解情绪、抒发情怀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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