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亨《长物志》造园思想研究成果

我国造园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园林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孕育出不少造园学家，他们总结的造园技艺和经验对后世的园林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明代文震亨的著作《长物志》长期作为园林设计的典籍，被誉为中国造园专著。本书以明代末期的文人园林为研究对象，并结合《长物志》的造物美学思想，探讨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的造园风格和诠释手法。重点针对中国传统造园技艺的继承与发展，做出比较细致深入的研究。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历代不同社会背景、王朝君主的更替，更鲜明地折射出中国人自然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演变，蕴含儒、佛、道等哲学或宗教思想及山水诗、画等传统艺术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的主人多为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当中不少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或书画家，无论是水景、山石景、建筑景、植物景营造，都饱含着浓厚的文学意境和诗情画意，无不流露出营造者高雅的气质与修养。借鉴文学、绘画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文人们在造园过程中融入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从而形成中式园林温婉隽永的风格和浑然天成的气势。文人将其对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生哲理的感悟融入到造园艺术中，赋予园林以深刻的内涵和意蕴，进一步升华士流园林所具有的清新雅致格调，更附着上一层雅士风采，这便出现了借以寄托理想、陶冶性情、隐逸遁世的文人园林。

在世界文明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园林演变为古典园林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出现了真正具有自然审美意趣的中国文人园林。“名士”，是当时士大夫知识分子中涌现出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冲破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崇尚隐逸和纵情山水。受到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文人、名士们所建造的古典园林成为当时园林建筑的主流。文人造园的手法从单纯写实过渡到写实和写意相结合，园林与山水诗、画交相辉映、和谐共生，掀开了后世文人园林的新篇章。进入隋唐盛世，中国园林也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景象。一大批文人直接参与园林规划，积极推动园林兴盛、园林艺术的普及和提高。文人官僚开发园林、参与造园，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庐山草堂、浣花溪草堂、辋川别业等，比较有代表性的造园文人有白居易、柳宗元、王维等^[8]。经过两宋、明中叶至清初的两个发展高潮，风景式园林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完全定型，造园艺术和技术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最高的水平。特别是晚明时期的江南地区，自由放逸、别出心裁的写意派独占鳌头，绘画、诗文和书法三者达到高度融合，文人、画家更为广泛地参与造园和园林艺术创作，中国文人园林已成为私家造园活动中的一股潮流，是促成江南园林艺术达到高峰境地的重要因素。清初，康熙帝钟情于江南园林风物之美，在畅春园的规划设计中，首次把江南园林民间造园技艺和文人趣味引入宫廷造园艺术，一改皇家园林雍容华贵的做派，而采用了雅意清新的园林设计，还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大型寺观园林作品，极具里程碑意义。中国文人园林对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随着改朝换代、政治经济形势的更迭变化而逐渐成为一种造园模式。

纵观中国古典文人园林的诞生与发展，文人园林经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锤炼，对过去和现代的园林艺术都有着重大意义。文人园林的风格多呈现出古朴雅致、浑然天成的特色，在咫尺之地收纳大千世界的美景，无论一树、一石、一草、一木，都经过造园者精心推敲，倾注文心诗意，从而达到景简意浓的艺术效果，反映人与自然的亲和感。中国古典文人园林中对于自然景观的设计，是一种独具文心匠意的诠释，体现了人与自然密切联系的设计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国古典文人园林旨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对当今园林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传统艺术设计作品和设计理论著作中所阐述的设计思想和审美观念，为国内外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针对中国古代造园技艺发展，国外学者尚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国外园林研究的深度、广度比起国内的研究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

英国学者克鲁纳斯（Craig Clunas）于1991年发表论文《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9]，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了文震亨的《长物志》。明代社会生活在历史上处于一个大转折时期，商品经济的兴盛、市民阶层的涌现使得明代赏玩之风盛行，并由此带动物质文化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奢侈消费风气的风靡动摇了传统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创造新的品位以重塑其与众不同的身份。通过分析晚明社会中流行的长物收藏行为和当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克鲁纳斯指出长物鉴赏之道不是盲目地附庸风雅，而在于潜心地休养生息。随后在1996年，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出版了《果实累累之地：中国明代的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10]一书，承认园林具有审美的特点，但这种审美活动专属于特权和贵族阶层，园林中的文人雅集、诗酒酬唱是特权阶级用来彰显其地位和名望的一种规则。明代造园家在园林建筑构建元素上要求简洁大雅、崇雅反俗。一方面体现了明代的社会状况与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明代人们的生活品质与精神追求。随后，马修·波提格（Matthew Potteiger）和杰米·普灵（Jamie Purinton）的《景观叙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Landscape Narratives：Design Practices for Telling Stories）^[11]合著探讨了在当代充分合理的运用叙事这种园林设计技法。景观和故事是分不开的，景观可以作为场景推进故事的发展，故事也可以赋予景观空间文化和历史意义。

进入21世纪，学者Alison Hardie在《中国明末园林设计及其与美学理论的联系》（Chinese Garden Design in the Later Ming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 to Aesthetic Theory）^[12]一文中研究了明末时期中国园林设计的美学思想问题。17世纪初期我国园林美学理论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导致我国江南园林在景观设计艺术上的转变。肯尼斯·J.哈蒙德的《明江南的城市园林——以王世贞的散文为视角》（Urban Garden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zi Rive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ng Shizhen's Prose）^[13]一文指出，园林修建是文人为防止其精英身份边界消融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Craig Clunas的观点，肯尼斯认为明代江南园林都以隐逸为主题，许多士人向往风雅、标榜风骨、恪守“士道”、坚持气节的同时，尤其耻与尘俗俯仰。文人的私家园林既是士人清居的退隐之所，也是角逐声望的展示对象，园林还是志同道合的士绅们的聚会之处。Jeff Dick在《本质的融合：经典的苏州中式园林》（Blending with Nature：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in the Suzhou Style）^[14]中指出文人园林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山水、植物、建筑等构建的景观呈现了自然世界的理想状态。通过游览经典的苏州园林，中美文人学者从文化历史视角领悟中国古典园林的内在底蕴。(www.xing528.com)

大量国内学者对《长物志》造物思想展开了研究。王永厚的《文震亨及其〈长物志〉评介》^[15]主要从介绍文震亨的生平事迹入手，对《长物志》在造园上的论述进行评介。张雪的《〈长物志〉中的艺术设计思想》^[16]主要侧重于分析《长物志》所阐释的审美观念和设计思路。崇尚自然，顺物自然，返璞归真的艺术设计思想贯穿始终，通过居室园林的经营位置体现出最为古朴典雅的造园风格。刘显波在《〈长物志〉中的明代家具陈设艺术》^[17]一文以明代家具作为工艺美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明代那些质尚明洁、不尚矫饰的家具艺术品，是在传统的纯艺术类型之外的一种更贴近明代生活的审美观察对象。对家具艺术的欣赏，同时也是对特定时空中生活形态的追怀和体验。何刚的《由〈长物志〉谈我国古代建筑设计思想》^[18]特别关注到《长物志》卷一“室庐”《天之骄子·庐》篇中，文震亨较多地论述了我国古代建筑设计的一些理论原则和审美意趣，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十分有益。

近几年来，对中国明代园林的关注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明初至中叶的近二百年中，由于政策高度专制，加之八股取士将文人引入歧途，造成明初整个思想界的僵化，虽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文化论战，但总体来说经济因素刺激的科技、文艺成果相对较少。随着张居正改革，工商业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世俗文化的振兴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造园需求很大。通过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一些学者集中探讨明代园林美学思想。童赛玲的《明末清初江南园林的发展及其美学思想》^[19]主要研究明末清初时期江南园林的发展状况及其美学思想。明清之际江南园林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我国古代造园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它复兴了元代以来一直衰退的园林艺术。适逢明末清初，江南园林在质与量两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赵熙春的《明代园林研究》^[20]指出明代文学、绘画等领域都表现出复古倾向，园林日趋小型化，实现由“壶中天地”向“芥子须弥”的过渡。同时，由于私家造园活动繁荣，明代涌现出一批专业造园匠师，并产生大量造园专著。曹宁和胡海燕的《论明清江南园林之装饰艺术与时代人文思想》^[21]将文人热衷园林归因于明清阴郁的政治环境。在文人的园子中，不论是独具匠心的空间装饰、独具特色的造型装饰，还是园林建筑设计的点滴细节，甚至是意表初衷的园名都体现着返璞归真的心境。研究和探讨明清园林的装饰手法和人文内涵为如今创造更高水平的园林大有裨益之处。夏咸淳的《小中翻奇的空间艺术——明代园林美学片论》^[22]认为中国园林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空间艺术、造型艺术、构景艺术，其构造特点和艺术风格受到幅员、体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明代后期江南小型化园林空前繁盛，反映出士林崇尚个性、追求自适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取向。

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文人园林堪称中国古典园林的经典佳作，不仅饱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彰显出文朗雅致的风格和天然幽远的意境。一些学者特别对文人园林的意境营造展开研究，诸如戈静和祁嘉华的《文人园林的诗意之美》^[23]、张劲农的《文人园林与山水情怀》^[24]等，深刻剖析文人林的文化内涵。私家园林既是表现古代文人生命情韵和审美意趣的生活方式，又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积淀在后代文人的内心深处。侯涛的《浅论江南文人园林布局与意境营造》^[25]试图将江南文人园林置于中国古典园林这个大系统中探究其形成思想、历史地位、社会背景、哲学内涵和文化关联，立足准确把握文人园林形成的文化诱因，继而从物质层面和空间层面分析其构成要素。以人的行为活动影响空间组织这一潜在规律出发，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理论，从空间意义层次探讨园林布局方式及其对全园意境营造影响的关系。通过对文人园林布局的核心要素——理水方式划分，分析了集中式与分散式布局方式对空间意境营造的差异，进一步从平面、立面和空间上分析了不同主要景点建筑之间的关系。胡晓宇在《中国江南私家园林与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风格比较初探》^[26]中，对中国明、清江南私家园林和英国18世纪自然风景式园林的造园风格进行初步比较研究，为新时期的中国园林设计风格提供一些理论方面的借鉴。中国江南私家园林昌盛于中国明、清时代，它在立意命题、园林布局、掇山理水、建筑营构、花木配置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曾对皇家园林产生重要影响，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

无论是空间、造型、构景，中国园林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文人园林，尤其是晚明江南地区文人学士的私家园林在整个园林发展史上也堪称一绝，其独特的审美取向对当代园林设计艺术意义非同凡响。明代后期江南小型化园林空前繁盛，反映了士林崇尚个性、追求自适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取向。然而，目前针对明代江南地区文人园林的研究尚不全面。曹林娣的《明代苏州文人园解读》^[27]强调园林是历史的“物化”，也是“人化”的历史。

明代学者文震亨所著《长物志》堪称是一部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由于受当时历史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造园风格仍摆脱不了当时历史条件产生的各种局限。然而在长期的园林建筑演变进程中，《长物志》中所阐释的造园思想内涵对当代造园艺术仍具有借鉴性和启示性。《长物志》中与造园有直接关系的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五卷，另外七卷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香茗也与园林有间接的关系。“室庐”卷中，把不同功能、性质的建筑以及门、阶、窗、栏杆、照壁等分为17节论述^[28]。对于园林的选址，文震亨认为“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建筑设计均需要“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29]。“花木”卷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园林中常用的42种观赏树木和花卉，详细描写它们的姿态、色彩、习性以及栽培方法。他提出园林植物配置的若干原则：“庭除槛畔，必以虬枝古枯干，异种奇名”，“草木不可繁杂，随处植之，取其四时不断，皆入图画”^[30]等。“水石”卷分别讲述园林中常见的水体和石料共18节，水、石是园林的骨架，“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31]。“禽鱼”卷仅列举鸟类六种、鱼类一种，但对每一种的形态、颜色、习性、训练、饲养方法均有详细描述。如应“当筑广台，或高岗土垅之上”，使鹤能“居以茅庵，邻以池沼，饲以鱼谷”，若“欲教其舞”，必须“侯其饥，置食于空野，使童子扮掌，顿足以诱之。司之既熟，一闻扮掌，即便起舞”^[32]。“蔬果”卷则重点介绍蔬菜、瓜果的品种、形态、特点以及种植、保护方法等，如柿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爱，六嘉实，七落叶肥大。”^[33]特别指出造园应突出大自然生态特征，使得各种植物能够在宛若大自然界的环境中和谐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