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至今，尽管各国在改革的发展阶段和具体措施上尚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他们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质疑和对市场力量的信奉，如减少政府职能，尽可能将现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部门“私有化”，改由市场指导的私营机构提供；将原来由政府监管的一些公用事业“非管制化”，开放市场；对于那些迫不得已仍需政府提供的服务和货品，也通过“准市场机制”，如“使用者付费”等原则，来调整供求关系，达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共管理领域这一全新价值取向的确立，表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绝不仅仅是一种政府管理形式上的变革或管理风格上的细微变化，而是在政府的社会角色及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受到了全面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标志着公共管理领域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典范。
欧洲大陆各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的行政改革有着自己的特点，不同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后者行政改革更加系统、全面、连续和激进。但是在德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连续性渐进主义模式，即改革具有非连续性、渐进性和零碎性的特点，但其改革的基本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管理主义为取向的，是部分符合“新公共管理运动”特征的：调整公共事业、“给国家减肥”（或“苗条国家”）、削减公共服务人员、压缩公共人事开支、转变公共组织结构等。特别是90年代开始的地方政府改革，推行从荷兰借鉴而来的“地方治理模式”（NSM：Neues Steuerungsmodell）[5]，与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十分相似，其特征是产出与结果控制、项目预算和绩效指标、服务和顾客导向、明确的权责划分，责任委托给商业单位等。德国这一公共管理改革有以下特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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