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改革研究成果及教育困境

在1933年之前，德国各个邦有教育主管机关，但是在全国层面从来没有教育部之类的部门。1934年，纳粹德国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层面的教育主管机构：帝国科学、教育和民众教育部。部长由当时的普鲁士邦教育部部长伯纳德·罗斯特（Bernhard Rust）出任，在这个位置上，他一直做到1945年逝世。在纳粹统治的十三年里，犹太教授和学者被驱逐，有政治问题的教授被解聘；大学和其他高校分别实现了一体化，元首制代替了选举制，校长由教育部任命，院长由校长任命；德国高校学生数量受到了教育部的控制，入学学生需要通过甄别，而且控制通过申请的人数。

纳粹战败后，根据《雅尔塔宣言》（Yalta Declaration），战败后的德国成为军事占领区，在柏林设立了战后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盟军联合管制委员会”，下设各类“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专门负责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教育分会就是其中之一。教育分会每月举行一次例会，主要讨论、制定过渡期各占领区的教育改革政策。但是在四国占领的状态下，教育更多地受制于不同的占领军。苏联占领区逐渐形成了苏氏的教育模式。北部的英占区和南部的美占区，在高等教育方面，尝试加入英美自由教育的元素，试图打破原有的普鲁士式的服从教育。美国在1947年发表了《施瓦尔巴赫基准》方案（Schwalbacher Richtlinien），在改革方案中，提出要强化大学的自治管理，解体“正教授大学”的大学内部秩序；英国在1948年公布的《蓝色鉴定书》（Blaue Gutachten）改革方案中，提出要向社会开放大学门户，加强和大学以外的职业教育机构的合作，要吸收企业界人士加入大学评议会等。而西部的法占区教育主管部门试图把高等教育改革成法式的模式。在法国占领区出现了两种新型大学，即由法国和德国当地政府共同管理的新大学和接受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行政学院。柏林是个特殊的地方，原有的柏林大学一分为二，苏占区的老校1948年成立了柏林洪堡大学，为工农阶层敞开了高等教育的大门；而西柏林的原有研究机构成立了柏林自由大学，以自由之名同东部的洪堡大学相抗衡^[1]。

1945年对战败之后的德国大学来说，面临着比“一战”后还要严峻的考验。教学场所基本损失殆尽、优秀教师流失大半、德国家庭极端贫困、试验室和藏书所遭受严重破坏。即使如此，学生的数量却骤然增长。大课在未供暖的礼堂授课。学生们大都家庭贫困，挨饿也是常事。大学师生自己修整教室，一边上课一边整修。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能够安静地上课学习而不是去打仗已经是很好的了。1945/46年的冬季学期许多大学和高校重新运转。当时有15所大学，加上柏林大学和法国占领区的美因茨大学及萨尔布吕肯大学，共18所大学和7所工业学院重新招生^[2]。

统计年鉴显示，1950年不包括柏林和萨尔，在联邦德国领土有大约110000名大学生，1959年则有184605名大学生，柏林有20741名。这样大学有大约146000名学生，高等工业学院有39000名学生（包括柏林）。而1959年联邦德国共有人口5500万，10000个居民中有33个在这两类大学上学的学生。与1933年相比，这几乎是当时的3倍。其原因主要是在纳粹时期，强化了中等教育，导致高中毕业生人数骤增，1936年有37000名高级中学毕业生，而到1943年高级中学毕业生数量就已经超过了63000名。

在非纳粹化工作结束之后，大部分德国教授得到了留用。教授们和占领军合作，重建大学。高校基本上按照1933年前的原则重新建立起来。这样，大学和高等院校基本上重新成为教授主导的大学，大学学院委员会和评议会都是教授从教授中选举；学生和其他教学人员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大学的权力体系中不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大学体制在联邦德国科学审议会（Wissenschaftsrat）的报告中得到了认可：高校是高校成员之间的平等学者社团，研究与教学结合，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统一。^[3]

比较例外的高校是柏林自由大学。这所大学从建校伊始就鼓励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大学的上级部门不是西柏林市政府，而是一个独立的监事会（Kuratorium），这个监事会由6名柏林市的代表、3名大学的代表和1名大学生代表共同组成。虽然大学仍然是公法的共同体，但是大学生除了在监事会有代表之外，在其他层面的管理中也有代表。但是这一革新却在1951年成为明日黄花，大学又重新回到教授制的模式^[4]。

50年代末期两个事件突如其来，打破了德国（本文中的德国一般指联邦德国）教育的沉寂，1957年苏联在“冷战”中领先一步发射人造卫星上天，1957—1958年德国爆发了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这些事件引发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对自身教育提出质疑，寻求途径提升教育质量。在联邦德国，研究成果显示其人才供应出现危机，国家不但面临教育困境，而且已经普遍落后于其他工业国。皮希特（Georg Picht）在专栏文章《德国的教育灾难》中，大声疾呼改革教育制度才是拯救德国经济困境和社会的唯一药方。(www.xing528.com)

虽然有识之士呼吁联邦德国提高德国高等教育质量，改革高等教育的弊端，但是在1968年之前，联邦德国高等教育仍然处于恢复阶段，主要精力在于扩充设备和人员，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学生就读需求。同时，联邦德国的各个部门，被1933年之前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所占据，他们熟悉的仍然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方案和理念，所以，高等教育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大学管理模式几乎同1933年之前没有太多区别。

【注释】

[1]Ellwein 1997.

[2]同上.

[3]张源泉2014，2

[4]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https：//de.wikipedia.org/wiki/Freie_Universit%C3%A4t_Berlin，2018.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