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大学从建校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一方面竞争学者、学生和德语区的学术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竞争创造了新的大学模式。示范性的理念和机构被其他大学借鉴和使用。柏林大学是德国大学生态圈的一部分，很多大学视其为模仿的典范[1]。
洪堡的思想深受哥廷根的教学实践和1810年时代精神的影响。大学日常也受到哈勒教授的影响。在普鲁士，柏林大学虽然是最重要的也是政府认为的最高的教育机构，但在德语区还有其他重要的教学机构，比如萨克森的莱比锡、巴伐利亚的慕尼黑以及奥地利的维也纳。[2]
随着普鲁士领土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先后战胜欧洲强国奥地利和法国之后，普鲁士成了欧洲霸主。在这一过程中，柏林大学以及德国科学和德语语言都从中受益。1900年，德语是众多专业领域的科学用语，比如化学和物理。德国科学达到了盛名的巅峰，德国尤其是普鲁士在1871年后总是被其他国家视为很多领域的典范。柏林大学100周年校庆时，被世界视为德国大学的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但在科学政策上还是集权的。1923年3月20日普鲁士文化部确定了《普鲁士大学章程改革方针》，这一方针在帝制时期就已尝试实施，但失败了。贾斯特罗（Jastrow）1923年这样评价这一过程：“这在整个大学史上是第一例由趋向统一的中央总部设立的章程。旧的大学章程虽然基于授予，但考虑到每所大学只通过普通法的背景使彼此相似，目前的趋势会走向［…］统一。”[3](www.xing528.com)
尽管柏林大学在章程中将自己定位为“德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但从章程来看，其他大学的模式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大学根据选举原则进行组织并在管理、研究以及教学上拥有自主权。布鲁赫（vom Bruch）认为，科学政策和大学模式一直处于帝国的阴影下。[4]
在大学史的叙述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将新模式创新的规划或实施与个别名人联系起来。例如，哈勒的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和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哥廷根的闵希豪森（Freiherr von Münchhausen），柏林的洪堡，帝制时期的阿尔特霍夫以及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施密特—奥托（Schmidt-Ott）、哈纳克（Harnack）和贝克（Becker）。沙伦伯格（Schalenberg）认为个人化对于历史描述起着简单化的作用[5]。这也反映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即英雄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英雄在历史中总是被视为推动力，这些特别的人通常是男性实现了非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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