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改革德奥高等教育管理模式

帝制时代，普鲁士高等教育机构主管阿尔特霍夫在教育管理中有着独特的风格，他的继任者施密特—奥托（1860—1956）循规蹈矩。后者在1916年任命东方学家卡尔·海因里希·贝克作为大学事务的参事官和私人顾问。

十一月革命发生后，贝克在1921年至1930年期间成为不断变换的联合政府的国务秘书或无党派文化部部长。像洪堡一样，他在文化部有支持自己工作的同事，比如克鲁斯（Hugo Krüß，1879—1945）、维尔纳·里希特（Werner Richter，1887—1960）以及埃里希·万德（Erich Wende，1884—1966）。1921年，克鲁斯将自己的国务秘书职位交给了贝克，以让贝克有一个可以实现他改革方案的职位。贝克作为无党派政治家，在官员中结交了诸多好友，部长汉尼胥（Hänisch）完全信任他，因此他放手地实施改革。^[17]贝克关于德国大学的改革思路在他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尤其是1919年的《德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以及1924年的《德国大学的本质》展现得尤为显著。

在1918至1919年的冬天，贝克撰写了关于大学改革的文章，这些文章收集在1919年问世的《德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一书中，并在第二年出了第二版^[18]。从民族意识和费希特及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出发，贝克尽管深知改革的必要性，但他否定德国大学是“严重过时的机构”的看法，并称“我们大学的核心是健康的，纯粹探究的科学精神还活着”^[19]。

贝克尝试划分实践和理论，来实现教学和研究的统一，并把这作为学术改革的中心问题。“我们大学的教学实际上并未跟上时代需求的步伐。”^[20]贝克认为“由于物质资料的缺乏德国大学有自己的特点，即自主性不在基金和薪俸管理，而在教学和研究自由”^[21]。大学获得了在自主选用新人以及聘请教授的问题上共同抉择的权力。

贝克分析了编外教授的状况，视其产生和保有为文化部和财政部意见的折衷，并认为是完全不能持续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过低。^[22]他赞成编外教授在学院的平等地位，并将其分成两部分：一方面编外教授晋升为正教授，另一方面转变为名誉教授。^[23]他想要保障编外讲师的作用，但是并非像英格兰以高级讲师或者研究员的形式，而是通过委任助理职位以及一个五至十年的教学任务。^[24]

贝克还注意到：教授群体对于未来大学授课资格授予的限制，他们害怕有能力的竞争者。他认为，任何改革的主要原则是不能影响到大学的质量。^[25]因而他要求大学授课资格程序的客观化。通过国家监管保障编外讲师的候选人：“他必须可以胜任政府分配的任一专业，或者经过由专业人士委员会再考察［…］政府参与聘用，必要时公开谈判。”^[26]

尽管贝克认为聘用已然客观，但他还有改进建议。政府应当倾听来自学院和专业人士的两方面意见。必要时国家亦当不顾这些投票，以防止专业被权威人士和学校所统治^[27]。贝克希望教授继续作为公务员建设更紧密的教师队伍，编外教授可以为了增强团结积极参与合作，参与一般委员会比参与教授委员会更好^[28]。他强调：“大学的合作之路需通过集体意识实现。”^[29](www.xing528.com)

他赞成学生积极参与大学日常生活。他支持大学教育的改进，因为“今天传授知识的方法是不同于人文主义时期的方法”^[30]。他还得出以下结论：不需要对科学进行新的调整，100多年来褪去了的中世纪特征需要继续保留在教学中：“改革必须遵照大学的社会学结构并且以学术传授的形式［…］不得损害科学的贵族本质。”^[31]

在1924年7月24日第三届欧洲大学生自治协会年会上，贝克作了演讲并回顾了德国大学的历史和特点——这是纯粹科学的城堡^[32]。在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的大学思想基础上，贝克认为自由政府和自治大学之间持续的冲突是德国科学发展的动因^[33]。贝克认为，新国家是由各种均衡的势力形成的，因而大学必须是更强势的组织，以维护大学的自治。^[34]

对各个党派来说，大学政策在这一时期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主题，很多政治家对大学改革没有自己的概念，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学需要改革。社会民主党成员要求大学对全民开放，但对直接干预是很谨慎的；共产党要求废除学院、录取更多贫困学生、取消大学教师等级区分以及平均薪酬；德国民主党称贝克充分代表了他们的关心；中央党想继续延续神学院，此外它接受贝克的计划；德国人民党只支持一个有限的改革；而德国国家人民党则拒绝改革^[35]。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除了德国高校教师大会和大学校长会议外还有诸多新的学术协会和学生社团。德国大学联盟（1920—1933/36）也属其中。在1919年6月第一届大学校长会议上，明斯特大学建议建立一个委员会以增强其对外行动的能力。随后在23所大学和11所工业大学的代表联席会议上（1920年1月4日至7日在哈勒）成立联席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是有博士授予权和独立学校章程的高校的联盟（1921年45所，1933年47所），而不是大学教师的联盟。这一利益代表机构的目标是抵挡来自上层社会、政治和议会政体的党制国家的干预并保持大学自主。

协会与德国学生管理委员会在人事上有着紧密联系。1920年在贝克的支持下，学生团体在普鲁士成为了合法组织。普鲁士《学生团体建立条例》给予了学生组织参与学术管理的权利。但是学生组织日益受到民族主义、反犹太、反魏玛共和国力量的主导，以至于普鲁士政府废止了公法的学生组织。然而这还是不能阻止其扩散，尤其是纳粹学生联盟的扩散，纳粹学生联盟最终在1931年接管了对德国学生组织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