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07年9月，普鲁士国王在默默尔城就给拜默发布一项敕命，命他建立一所和科学研究所适合的普通教育机构。所有资金，无论是曾经流向哈勒（当时已关闭）的资金，还是一般性款项，或是君主停放在某个省的资金，这次都要用作这个教育机构的建设费用。[37]
当洪堡建立大学的时候，他受到了来自时任财政大臣阿尔滕施泰因男爵的积极支持。为了建立大学，洪堡申请了六万塔勒的资金，而为两所科学和艺术研究所则申请了四万塔勒的补贴。1809年8月16日的敕命确定了大学的组织形式，对于所资助的第一批人员来说，他们享有用来维护和赢取自身利益的分配学术等级的权力。敕命指出：“所有研究所和科研机构都应有数额到15万塔勒的资助款。海因里希王子的宫殿是以大学校舍的名义而出借给大学的资产，这件事每年都要确定一次。”[38]
但是这样一来，就如洪堡在其申请中所述，财政独立就会被破坏。洪堡的继承者舒克曼提议国家资助大学，这得到了国王的批准。其结果是，大学从一开始就依赖国家财政的补贴。
1810年普鲁士用于所有科研机构的款项共达113880塔勒，这之中大学占用了57787塔勒。[39]1834年，所有用于科研机构的款项总计174237塔勒，大学用去了97244塔勒。而这一年其他大学共82名教师的总工资是45450塔勒。1834年教授的最高年收入达2500塔勒，最低是100塔勒。大多数人的工资介于700到1500塔勒之间。[40]
据龙尼所述，1832年柏林大学只比其他普鲁士大学多了一点点财政配备。当时三所姊妹大学柏林、波恩和布雷斯劳在资金的分配上也几乎不存在差距。柏林大学得到的国家补贴也不比其他大学多。
表格1 1832年普鲁士各大学的财政配备
来源：Below 1977：51
据伦茨记载，大学的预算从1850年的529710塔勒稍稍降低到484575塔勒，大学自己的非国家拨款的其他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649%，非常微不足道。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国家的资金。
在洪堡1809年2月6日提交给国王的申请中，他请求将沃尔夫调往柏林。他推荐沃尔夫“成为研究所的成员并担任约阿希姆斯塔尔中学的审计员的职务”，也就是说沃尔沃可以得到3000塔勒的年收入，并且还有400到500塔勒的补贴，因为“众所周知，沃尔夫教授是学术水平一流的著名学者，毫无争议他是欧洲第一位哲学家，此外已经为了尊敬陛下使国家拥有了巨大的光辉，因此他的退职会给国家带来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他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弥补的”[41]。
不仅沃尔夫，洪堡还想在部门领导的职位安插其他教授。洪堡可谓是经历千辛万苦才把沃尔夫调到了柏林，但是沃尔夫并不想入主大学，他想去的是研究所，在那里他不用参与许多教学活动。从其他的候选人那里洪堡获知，由于普鲁士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新建立的大学在其所提供的职位上没有期待中那样的吸引力：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留在了哥廷根，历史学家威尔肯和黑伦分别留在海德堡和哥廷根。哥廷根的经济学家乔治·萨托利乌斯想从洪堡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位。这样一来就总共有8名普鲁士外的大学教师获得了大学的职位。(www.xing528.com)
洪堡从未预想过自己会遭遇如此的困境。他在退休的时候给他的夫人卡洛琳写了一封信：“当时我所有的抗争是那么地艰难，比如那些学者，他们是最难以满足的人类阶层，他们那些永远相交织的利益、他们的猜忌和嫉妒心、他们想要统治的欲望、他们片面的观点将我重重包围，你完全没有概念该如何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42]
然而，洪堡和委员会毕竟还是通过艰难调任工作为普鲁士的新大学争取到了一些有名的学者。一份针对大学建立初期招募的25名教授的学习地点和曾任职地点的调查显示，60%的教授都曾求学于哥廷根或哈勒，而且大多数学者都在柏林工作过[43]。
就如洪堡，阿尔滕施泰因也尝试利用聘任政策来获取其他大学的伟大学者。在哲学家黑格尔的调任一事上，阿尔滕施泰因同冯·哈登堡和国王展现了自己的勤奋和谈判才能。1814年费希特逝世，1816年施莱尔马赫就建议黑格尔来继承费希特未竟的事业，将他调往柏林。阿尔滕施泰因的申请遭到了舒克曼的拒绝，理由是：“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学术报告，并且很早以前就不是学术教师了。”[44]
因此黑格尔接受了前往海德堡的调任。阿尔滕施泰因在任的时候，他写信给黑格尔，保证提供给他年薪为2000塔勒的哲学院的教授一职并补贴他来柏林的旅行费用。此外，过了一段时间，阿尔滕施泰又写信诱惑黑格尔来柏林城：“我不知道您在海德堡有哪些必尽的义务，但是您个人对于整个学术界，这里为您开启了对于您自身来说更宽广和更具重要意义的活动领域。”[45]
而在国王面前，这位部长着重强调了教授一职的重要意义：“教授职位的设置不仅对于整个大学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对于大学在海内外享有的声誉也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接着称赞道：“黑格尔教授，现在唯一我劝说来柏林的学者，在海德堡的哲学院任教，他的本性纯良，而他宽广的知识面、精神的成熟度和尖锐的哲学思维，在他笔下的许多作品都能得到印证。”[46]
未经哲学院的投票选举，阿尔滕施泰因后来就直接将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调到了柏林。
结论
柏林大学从建校伊始就是一所受国家资助的机构，因此产生了大学依赖国家的问题。如果国家预算充足的话，大学就能利用更充沛的资源。否则，这种依赖性就会损害大学的发展。与普鲁士的其他大学相比，当时的柏林大学在其财政支出中并未占主导地位。据迪特里奇所述，在1817年到1834年之间，柏林大学拥有最多的学生数量，但是为每个学生支出的费用却是在全部普鲁士地区占最小的份额[47]。
尽管大学一直在争取自己在教授聘任方面的共同决定权，但是教授的聘任权还是属于行政机构。洪堡与阿尔滕施泰因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主动争取为他们的大学赢得最好的学者。共同决定权在海德堡（1805）和图宾根（1817）的校章中已经得到了保障，然而柏林大学却在1838年的院系章程中才获得这项重要权力[48]，而对于这项权力的解读各个部长也是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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