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总集，词集丛刻。［清］王鹏运编纂校订刻印。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王氏家塾刻本，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氏家塾刻本。另有民国间上海中国书店影印光绪王氏家塾本等。
王鹏运（1848—1904），简介见“《半塘定稿》”条。
王鹏运校刻五代、宋、金、元人词别集、总集及词学著作，并取其书斋之名，[912]汇辑为《四印斋所刻词》。王鹏运四印斋校刻词籍，始于光绪七年（1881年），初刻时仅有《白石道人词集》等4种，后历数年，渐有增辑，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成《四印斋所刻词》24种之面目：选录词集19家，即南唐冯延巳1家，宋代苏轼、贺铸、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张炎、王沂孙、朱淑真等15家，金代蔡松年1家，元代白朴、邵亨贞2家；词总集2种，即赵崇祚的《花间集》、何士信的《草堂诗余》；附刻宋代沈义父《乐府指迷》、元代陆行直《词旨》、清代戈载《词林正韵》。全书共计62卷。王鹏运又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收录宋词潘阆、朱敦儒等24家，元词刘秉忠、陆文圭等7家，每人1卷，共31卷，亦附入《四印斋所刻词》中。[913]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清光绪中王氏家塾刻本《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以及《四印斋刻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四印斋刻樵歌三卷》《四印斋校草窗词二卷补二卷》，汇为一辑，题为《四印斋所刻词》，影印出版。后又于2012年再次出版。
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有五个特点：一是版本最精，所依据的版本是最精良的版本，如其中《东坡乐府》是依据“元延祐云间本”，《稼轩长短句》所据底本为元代大德广信本。二是搜罗丰富，如《山中白云词》，通行本只得词150首，而他广事搜辑，又得词107首作为附录，以后又从旧版得词40首作为补录。三是校勘仔细，各种版本不同之处皆一一校对，分清孰正孰误，孰真孰伪。四是补阙周全，凡是底本有阙，即参照各种版本补全。五是附注审慎，凡有附注必三番四次核对，使无讹误。(www.xing528.com)
王鹏运精于词学，其收集大量宋元珍本词籍并校勘精审而成的《四印斋所刻词》，为学者所称道，受到词学界的重视。如缪荃孙称它“洵足使汲古逊其精，享帚输其富者矣”；[914]朱祖谋称其“比于虞山毛氏、江都秦氏，角逐精富、犹实过之”；[915]况周颐称其“旁搜博采，精采绝伦，虽虞山毛氏弗逮也”。[916]并且，王鹏运以清代朴学家治经史的态度和方法大规模校勘词籍，其开拓之功确不可没——在他的影响、倡导下，晚清大规模汇刻、校勘词集、词总集，乃从此书开始且卓有成果，校勘亦成为清代词学四盛之一。朱祖谋在王鹏运的影响下，沿例汇刻宋、元、明各家词集，成《彊村丛书》，与王氏《四印斋所刻词》成为我国近代校勘最精的词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即指曰：“此书的刊刻，对衰微已久的晚清词坛，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917]可以说，词书之有校勘，宋人已开其端，然而，词籍校勘成为专门之学则归功于王鹏运和朱祖谋，龙榆生赞之曰：“自鹏运以大词人从事于此，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至彊村先生，益务恢宏，以成词学史上最伟大之《彊村丛书》。‘鹜翁造其端，彊村竟其事’。伟哉盛业！匪鹏运孰能开风气之先欤？”[918]
《四印斋所刻词》的刊行具有多方面的词学价值。首先，为词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读本——除少数采用影印外，大都经过谨慎细致的校勘。它为学词者提供了范本，起到了指示门径的作用。其次，《四印斋所刻词》确立了晚清校词之学的基本规范，发展了校词的方法。此二条，即龙榆生盛赞的“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非过誉之词。除此之外，其词学价值还有：其一，《四印斋所刻词》的刊行扩大了原有各词集的流传。其二，《四印斋所刻词》中的序跋保存了王鹏运等人的词学言论（当时许多词家都曾参与词集的校订工作，并为词集作序作跋），为研究他们的词学思想提供了依据。其三，《四印斋所刻词》为考察临桂词派的交游提供了重要资料。其四，王鹏运为校勘词集，搜罗大量珍本词籍，因此而保存了一些稀有的词集本子。
《四印斋所刻词》的刻成，实为晚清词坛之一大盛事，实足为王鹏运一生至为重要的词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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