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清］张凯嵩辑刻。清同治七年（1868年）刻本。
张凯嵩（1820—1886），湖北江夏（今属武汉市）人，字云卿，又字月卿。清道光二十五（1845年）进士。历任广西宣化、怀集（今属广东）、临桂知县，庆远知府，广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同治元年（1862年），积功擢广西巡抚。同治六年（1867年），又因功升云贵总督，三次上疏称病请罢，遂以规避职责褫职。光绪六年（1880年），以五品京堂起用，起授通政使参议，旋任贵州巡抚。光绪十年（1884年）调云南巡抚。次年奉令与内阁学士周德润勘察中越边界，光绪十二年（1886年）卒于任上。著有《退卢文牍》《退卢诗传》。《清史稿》列传第二一一有传。
杉湖，在桂林市区中心，素为桂林胜景。张凯嵩任广西巡抚时，在桂籍文人王恩祥、唐仲方等人的协助下，辑录道光、咸丰间先后活动于桂林的若干诗人的遗诗成集，所录诗人虽“不尽为粤人，然皆生长或老死于其间”，故题名曰“杉湖十子诗钞”[819]，以“杉湖”代称桂林。《诗钞》尚未刻印，张凯嵩即调任云贵总督，行前嘱王、唐二人“襄成其事”。同治七年（1868年），《诗钞》刻印。[820]书前有张凯嵩序，首叙乾隆至道光年间广西诗文之盛，次叙《诗钞》编撰缘由及经过。书后有王拯《跋》，略叙其协助辑刻《诗钞》的经过。
《杉湖十子诗钞》全书共22卷。卷一汪运《沐日浴月庵集》（版心题《剑锋诗钞》），录诗46首。汪运，字任之，号剑锋，广西临桂人，张凯嵩曾延其入幕。卷二杨继荣《柳塘诗存》（版心题《柳塘诗钞》），录诗69首。杨继荣，字序黼，号柳堂，浙江山阴人。卷三商书濬《存恕堂遗稿》（版心题《麓原诗钞》），录诗40首。商书濬，字麓原，广西临桂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卷四曾克敬《芷潭诗遗》（版心题《芷潭诗钞》），录诗11首。曾克敬，字跻堂，号芷潭，广西平乐人，道光十三年（1833年）进士。卷五至卷九朱琦《怡志堂初编》（版心题《伯韩诗钞》）。朱琦，字伯韩，一字濂甫，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官至御史，以直言敢谏与苏廷魁、陈庆镛合称“谏垣三直”，《清史稿》有传。《诗钞》从其已刊《怡志堂诗初集》择录382首。卷十至卷十一龙启瑞《浣月山房诗稿》（版心题《翰臣诗钞》），录诗86首。龙启瑞，字辑五，号翰臣，广西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状元，官至江西布政使，《清史稿》有传。卷十二至卷十四彭昱尧《致翼堂遗稿》（版心题《子穆诗钞》），录诗235首。彭昱尧，字子穆，广西平南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卷十五至卷十九李宗瀛《小庐诗存》（版心题《小庐诗钞》），录诗322首。李宗瀛，字小庐，号季容，又称懒余子，江西临川人。卷二十至卷二十一赵德湘《丽则堂诗存》（版心题《澹仙诗钞》），录诗78首。赵德湘，字悔余，号澹仙，江西南丰人。卷二十二黄锡祖《香圃诗遗》（版心题《香圃诗钞》），录诗59首。黄锡祖，字香圃，湖北汉阳人。
是书虽名曰“十子诗钞”，然实录有11人：《诗钞》卷四《芷潭诗钞》之卷末《戒酒》诗附王拯跋云：“此《戒酒》诗，乃龚茂田一贞作也，刻《苔岑集》中。与芷潭诗相次，传录者混焉。今《苔岑集》版本既失，而茂田诗亦无他存者，乃附其后，弗忍弃旃。”[821]
张凯嵩辑刻《杉湖十子诗钞》后，“杉湖十子”得名。人或称《诗钞》为《桂林十子诗钞》，如清代孙橒《余墨偶谈》、杨钟义《雪桥诗话余集》，以及民国间蒙起鹏《广西近代经籍志》等。民国间，广西文献家黄华表先生于《广西文献概述》一文中，即因有《杉湖十子诗钞》之故，将“道咸间桂林聚集的一班诗人”命名为“杉湖诗派”。其文云：“杉湖诗派，以桂林城郊的名胜‘杉湖’得名。道咸间，桂林聚集了一班诗人，相与唱和，后来广西巡抚张凯嵩，把这一群人的诗，合刻为《杉湖十子诗钞》，我因之便名这一班诗人为杉湖诗派。”又云：“真正的杉湖诗派，也不止诗钞所录的几人……”[822](www.xing528.com)
时至今日，众多的研究者在言及清代桂林以及广西文史与文学时，常提及“杉湖十子”，并提及“十子”于杉湖唱和之事。今有学者林京海先生考证称：“‘杉湖十子’在其生前，从未能有共聚于杉湖畔吟诗唱和之经历”，“考之史实，知‘杉湖十子’从未在桂林共同聚会过，更没有在杉湖结社酬唱之事。‘杉湖十子’之本义，仅为‘诗钞’所汇刻十位诗人之合称，实无任何‘诗派’或‘诗社’的含义”，“十子之‘合’，不因为生前曾共聚会吟诗唱和，而实因为生后张凯嵩为刻诗钞”。[823]
清道咸间，“广西诗坛云蒸飚发，作家之多，篇章之多，前所未有”，[824]“杉湖十子”即是道咸间广西诗坛的代表人物，其中又以朱、龙、彭三人成就与影响最著。三人与王拯，在古文上亦颇有成就与影响，同列“岭西五大家”之位。黄华表评曰：“朱龙王彭诸人，不独成了桐城文派的后劲，亦成了道咸诗派的中坚。广西诗派，亦至是始能问鼎中原，对中原诗坛，产生影响。”[825]《广西通史》指曰“岭西五家与杉湖十子在古文、诗词上的成就，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广西文化，也是近代广西文学步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在晚清的中国文坛也具有一定的地位。”[826]杉湖十子的诗，内容丰富，各有其成就、风格与特点。《桂林通史》评价十子曰：“他们的诗格调雄浑，措辞俏丽，想象丰富，情景交融，读来畅快淋漓，佳作不少。”[827]
张凯嵩当时搜集并辑刻“十子”诗文文献时，即确立了流布与保存广西诗文资料的目的。其于《诗钞》序中云：“诸君往矣，遗书经乱，或存或亡，余之钞诸君诗，虽未必借以传于世，然亦足使世之读者于兹先睹，可得其概”，“他日考粤西文献、论诗教者，必有以取焉”。[828]果如其愿，《诗钞》于流传与保存广西文献资料之功尤巨：杉湖十子中，汪运、杨继荣、商书濬、曾克敬、赵德湘、黄锡祖等的作品，当时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传播不广或散失严重，因《诗钞》得以扩大流传并保存至今。作为一部地方诗歌集，《杉湖十子诗钞》为研究晚清广西文学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原始资料。今天考察清代道光、咸丰、同治间粤西诗文之盛，清代广西诗派的形成过程与特征等，《诗钞》是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凯嵩《杉湖十子诗钞序》，对乾嘉至道光间广西诗歌的发展做了粗线条的勾勒，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其序曰：“余宦粤久，知粤为悉，于粤士夫相知亦夥。尝叹粤中近数十年人文之盛，而诗其尤著也……方乾嘉间，海内人文极盛之秋，最后袁、赵以诗鸣，一时风靡。子才名初起自桂林，老复来游。时临川李松甫郎中侨家于此，门地颇盛。子才来实主之。然松甫为诗，宗陶、韦。又时有桂林朱小岑、高密李少鹤两君子与松甫师友，风尚颇遒。粤人皆知朱、李诗法之高，于子才来初，不甚尚之也。朱、李既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尤莫盛于道光之初……”[829]序中既指出了广西诗坛与全国诗坛、袁枚与广西诗歌的关系，同时更描述了19世纪初中叶广西诗歌的发展，为后人了解当时广西诗坛的具体情况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
《杉湖十子诗钞》收入《桂学文库·广西历代文献集成》，201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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