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集。［清］朱琦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桂林典雅排印本等。
朱琦（1803—1861），字伯韩，一字濂甫。广西临桂人。出身于书香官宦家庭。道光十一年（1831年）解元，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迁福建道监察御史。品性刚毅，直言敢谏，多次上疏力陈时弊。与苏廷魁、陈庆镛有“谏垣三直”之称，合之金应麟又号为“四虎”。[708]后以建言不见用而告归。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回桂后，执教于秀峰书院及桂山书院。不久太平天国事起，与龙启瑞等办团练。因守城有功议叙道员，于咸丰六年（1856年）入京候选。逾年仍未得选补，再次离京南游，随钦差大臣桂良到江苏，落落无所遇。咸丰十年（1860年）入浙江巡抚王有龄幕，襄赞军事，次年总理杭州团练局，太平军围攻杭州，死于守城之战。颇有文名。《清史稿》称：“琦学宗程、朱，诗古文皆有法。”[709]在桂期间，曾从吕璜研习桐城派古文。在京又同龙启瑞、王拯等从“姚门四弟子”之一的梅曾亮学，终成古文大家——与吕璜、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并称“岭西五大家”。诗亦卓拔，堪称清道咸间大家，在近代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交游颇广，曾与桐城派大家姚莹、邵懿辰、曾国藩等交游切磋，向倭仁、唐鉴、李棠阶等理学大师求学问道，精修程朱义理。此外，还与何绍基、张穆、陈庆镛、魏源等汉学名家相处甚洽。其事迹具《清史稿》本传。
朱琦生平著述主要收集在《怡志堂诗初编》和《怡志堂文初编》中。《怡志堂诗初编》8卷，咸丰七年（1857年）京师刻本。《怡志堂文初编》6卷，同治四年（1865年）京师刻本，运甓轩藏板，版式与咸丰七年（1857年）刻本《怡志堂诗初编》同。二书后来又有多次重印、重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1530册及2010年版《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3册均据原刻本影印二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黄蓟在桂林排印《岭西五家诗文集》，将两种书收入，并将书名改为《怡志堂诗集》和《怡志堂文集》，合称《怡志堂诗文集》。此外，朱琦的诗文集还有咸丰四年（1854年）刻本《涵通楼师友文钞》收录的《来鹤山房文钞》2卷、[710]同治七年（1868年）刻本《杉湖十子诗钞》收录的《伯韩诗钞》5卷等其他多种版本，[711]但所收诗文都没有比咸丰七年（1857年）刻本《怡志堂诗初编》和同治四年（1865年）刻本《怡志堂文初编》更齐全的。(www.xing528.com)
朱琦继承汉魏至唐宋的现实主义传统，将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集中作品内容丰富，既有对民生疾苦的真实反映，也有对腐败政治的无情揭露；既有对亲情友情的倾心抒写，也有对壮丽河山的热烈赞美。他的诗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历史、社会情怀，体现出正直而有良知的古代文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作品以反映民生疾苦、时事安危，关注现实为主。他的一系列反映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历史的诗篇，如《感事》《关将军挽歌》《王刚节公家传书后》《老兵叹》《定海纪哀》《狼兵收宁波失利书愤》《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吴淞老将歌》《镇江小吏》等，尤为人推重。钱仲联先生称这些诗篇“皆雄深骏迈，传之不朽者”，“感时念乱之作，无愧一代诗史”，[712]林昌彝甚至极赞这些诗篇“如长江大河，鱼龙百变，足以雄视古今，少陵《北征》及《自京赴奉天县咏怀》而外，少与比肩”。[713]朱琦以诗写史，全面真实地反映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历史面貌，作品风格浓郁苍凉，感染力极强。他早年学白居易，后又改学杜甫、韩愈及北宋诸家，其《答友人论诗》自述其宗法：“平生宗法有数子，李杜韩白苏黄元。此外诸家间参取，渔洋老笔亲排编。”[714]但他主张师法古人要善学能变，反对刻意地复古拟古和模仿抄袭。他在《论诗五绝句》中说：“韩生画马真如马，永叔学韩不袭韩。面目各存神理得，惊人犹易惬心难。”[715]又在《答友人论诗》中说：“三唐两宋面貌异，善学能变神则全。”[716]认为在学习古人时要追求“惬心”和内在“神理”的切合。可以说，他的诗虽然师法众家，却能“不立纲宗，而自开异境，自成体势”，[717]时人和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何绍基曾对人言：“近海内能诗者，以伯韩为最。”[718]严迪昌先生《清诗史》称：“朱琦为官以‘直’称，诗则亦称道光、咸丰间广西一大家，冠于同辈。”[719]李任仁先生亦言：“清道咸间，粤西诗人论者必首推桂林朱伯韩先生……所作类多悲天悯人，有杜陵诗史之目。”[720]钱钟联先生称：“清中叶后，文风滋盛。论诗独推朱伯韩琦为巨手……不独桂中人之冠而已。”[721]诗名享誉之高，非同一般。
朱琦古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清史列传》卷七十三文苑传载其传，称其“古文学桐城，步趋吕璜，能自以才力充拓之，而植体经训，原本忠孝，常沛然有余，与梅曾亮、邵懿辰相上下”，[722]谭献称朱琦的古文“兼方、姚之长而扩其所未至”，[723]倭仁对朱琦的古文也有较高的评价，称其“理正词醇，气味深厚”。[724]众多的赞美之词并非虚言。《怡志堂文初编》收录的辨、说、书、跋、序等诸作凡60余篇，显示出纂者深厚的古文功力，其文章坚持“经世致用”原则和“汉宋兼采”主张，“严守义法”而又“不拘于法”。其古文长于议论，且所论多持大体，为文简净有法。集中辨、说诸文，多有现实针对性，而说理透彻，文风雄健晓畅。钱基博先生《中国文学史》称：“观琦为文，长于持论，文机疏快似东坡（苏轼），笔情拗痩出半山（王安石）。”[725]如《辨学》以义理、考证、辞章三途立说，《孟子说》《读货殖传》剖析义利之分。而《名实说》最为切中时弊，痛斥当时士大夫徒博谨厚、廉静、退让之名，而无刚毅大节，直指当时“无其才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今人貌为不贪、不矫、不肆，而讫无用”的社会现实。被人认为是道光间最值得称道的“晚清四说”之一，[726]对晚清官场情况的揭露，比龚自珍《病梅馆记》还要尖锐。[727]朱琦作为享有直声的御史，所上众多奏疏，《怡志堂文初编》及其他朱琦的文集皆未见载录，不可不谓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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