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集。［清］郑献甫撰。《补学轩诗文集》主要包括：《补学轩诗集》8卷，含《鸦吟集》4卷、《鹤唳集》4卷，咸丰十年（1860年）采菽堂刻本；《续刊补学轩诗集》12卷，含《鸡尾集》6卷、《鸥闲集》6卷，光绪五年（1879年）林肇元黔南节署刻本；《补学轩文集》6卷，含《散体文》4卷、《骈体文》2卷，光绪二年（1876年）桂林杨鸿文堂刻本；《补学轩文集续刻》6卷，含《散体文》4卷、《骈体文》2卷，同治十一年（1872年）桂林杨鸿文堂刻本；《补学轩文集外编》4卷，光绪八年（1882年）林肇元黔南节署刻本。上述五种补学轩诗文集，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二辑据原刻本出版了影印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点校本《郑献甫集》亦收录这五种诗文集。
郑献甫（1801—1872），原名存纻，字献甫，后避清文宗咸丰帝讳，以字行，别字小谷，自号识字耕田夫。广西象州人。道光五年（1825年）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次年因父病告假南归，随后两年父母相继去世，道光十八年（1838年）以迭遭家难辞官，遂不复出仕。道光十九年（1839年）应招入湖北巡抚伍实生幕，为其子弟授业，因得饱览伍府藏书。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至二十八年（1848年）先后主讲宜州德胜书院、庆江书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先后主讲桂林榕湖经舍、秀峰书院。咸丰七年（1857年）为避战乱迁往广州，次年执教广东顺德凤山书院，咸丰十年（1860年）执教广州越华书院。同治元年（1862年）回桂林定居，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巡抚郭嵩焘奏请朝廷敕令郑献甫赴广东委用，郑力辞不就，清廷赐予五品卿衔。同治七年（1868年）应乡人之请回象州主讲象台书院，并担任《象州志》总纂，同治八年（1869年）主讲柳江书院。同治十一年（1872年）再至桂林，主讲孝廉书院。是年十月卒于桂林讲席任上，终年72岁。郑献甫事迹具《清史列传·文苑传四》。
郑献甫是清代后期广西著名的文人和学者，做官时间很短暂，一生精力多专注于读书、教学和创作、著述。他曾在柳州、宜州、桂林、顺德、广州、象州等地各大书院执教30余年，生徒遍布岭表二省。除前述数种补学轩诗文集外，郑献甫还纂有《象州志》，著有《鸿爪续集》3卷、《补学轩扶鸾诗词》3卷、《四书翼注论文》12卷、《愚一录》12卷、《补学轩制艺》4卷、《制艺杂话》1卷、《补学轩批选时文》2卷、《郑氏家记》1卷、《郑氏家藏书目录》4卷等书，可谓著述等身。在古典诗文创作方面，郑献甫是清代广西一位卓然独立、成就斐然的大家。他一生创作的诗文作品，除了部分青年时期所作，主要收集在前述五种补学轩诗文集中，其中诗20卷近3000首，文16卷500余篇，是清代广西少数诗文高产的作家之一。
《补学轩诗集》及《续刊》，即《鸦吟集》《鹤唳集》《鸡尾集》《鸥闲集》，按时间顺序收录郑献甫自道光十四年（1834年）之后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世之前的诗作。郑献甫的诗歌创作，数量大，题材广，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他生活在近代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多事之秋，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两次鸦片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因而他的诗集中有许多涉及近代历史事件的诗作，反映了动荡不安的时代危局，揭发了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作者深沉的爱国忧民情怀，如描写太平军的《壬子三月贼围桂林即事八首》、描写鸦片战争的《丁巳十月十四日夷人入城十六日携家出城纪事一首》等。此外，他的诗集中还有许多记述遭遇、咏史怀古、描写田园、表达亲情、交游题赠及以诗论诗等方面的诗歌。
郑献甫的诗“非汉非魏，非唐非宋”，[675]反对一味模古，主张有感而发，抒写自我真性情。郑献甫的友人张维屏评价其诗：“杂体遒隽清疏，五律幽峭秀折，读者可味而得之。而老年之作，则有《鸡尾集》《鸥闲集》，因时以寓名，缘情以言志，其韵清越，其格老苍，要皆出于自然，不事规仿。”[676]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亦称郑献甫的诗“直抒胸臆，无所依傍，骨韵甚秀”。[677]晚清广西诗人最著称者有朱琦、王拯、龙启瑞等，郑献甫“颉颃其间，其伉爽之气，清越之音，亦拔戟自成一队”。[678]他与朱琦相友善，经常往来唱和，袁行云先生赞道：“清季粤西诗人，有此两家，亦不孤矣。”[679](www.xing528.com)
《补学轩文集》及《续刻》，按散体、骈体两大类编排，《补学轩文集》收录文章至咸丰十年（1860年），《续刻》收录文章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补学轩文集外编》为门生林肇元、石建渠所辑郑献甫遗稿。郑献甫天资颖异，学识渊博，其文章诸体兼擅，有针砭时政的论辩考证、有反映战乱的记文叙事、有展现才情的序记述志、有哀悼亲友的祭文墓志等。从他的文集中可以考见他的生活面貌、学术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风土人情。蒋琦龄《小谷郑先生墓志铭》称：“其为学，姿禀超绝，强记博览，自谓于物无所好，唯于书如鱼之于水也。既绝意进取，益贯综六经诸子百家，于经义、史论、古文、诗词、四六骈体皆精之。其文于事物必钩述源委，见于何书，一一疏证之，虽至近至微不漏。其讨论条达委备，无艰苦雕刻之态。”[680]
郑献甫主张为文应当同作诗一样，要直抒所见，反对门户之见，力避道统文派之说。陈澧《象州郑君传》称其“为文章贯串古今，直抒所见，绝去修饰”。[681]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称郑献甫：“学识博通，而遇乱祸，所著《法论》《储材议》《士策》《学宫议》《权论》《治盗说》诸篇，皆对时政立论，言之痛切。尤不喜当时之为文者。以为道无所谓统，文无所谓派。”[682]郑献甫的文章，不拘常格，不分门户，雅洁精练，流畅自然，严谨博通，时人和后人都对其推崇备至。张舜徽先生《清人别集叙录》赞道：“陈澧盛称献甫之辞有曰：二百余年，儒林文苑之彦，迭出海内，及风气既衰，而郑君特起于广西，学行皆高，可谓豪杰之士。澧之此言，信非阿好。故在今日考论近世桂学之盛衰，要必推斯人为最通博焉。”[683]
郑献甫诗文的最大特点是富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和独到的眼光见地，直抒胸臆，博雅通贯。《古今广西人名鉴》对其做了十分恰当的评价：“博学强记，富于历史眼光及批评精神……为文直抒所见，力辟道统文派之说；诗亦体格苍老，出于自然，不事规仿；于广西文学界独张一帜，与雍正间谢济世皆为思想解放之急先锋。”[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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