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录》乾隆年间成书，权威版本，重要史料

编年体史料长编，［清］蒋良骐编著。有清抄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1980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等。

蒋良骐（1722—1788），字千之，又字嬴川，广西全州人。自幼聪敏过人，又勤奋笃学，史载其“才想宏富，倚马千言，为西粤文人之冠”。^[439]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次年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养母乞归，其间应全州知州黄德星之邀，重修《全州志》。10年后，“终养事毕”，再任翰林院编修。乾隆三十年（1765年），充国史馆纂修，三十八年（1773年），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四十二年（1777年），擢升鸿胪寺少卿，四十四年（1779年），迁为奉天府丞，五十一年（1786年），迁通政使。其事迹见嘉庆《全州志》，又散见于《盛京通志》《奉天通志》等。

《东华录》成书于乾隆年间。是在蒋良骐终养老母事毕，赴京复职后，时值清廷为重修国史列传，在禁城东华门内重开国史馆。蒋良骐职充国史馆纂修官，于《名臣列传》，经手者甚多，平日又留心掌故，广览典籍，勤于摘录，为编撰《东华录》做了资料准备。其《东华录》之自序云：“乾隆三十年十月，重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稍北，骐以谫陋，滥竽纂修，天拟管窥，事凭珠记。谨按馆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实，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遇阄分列传事迹及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则以片纸录之，以备遗忘。信笔摘抄，逐年编载，只期鳞次栉比，遂觉缕析条分，积之既久，竟成卷轴，得若干卷云。”^[440]由此可知，《东华录》是蒋氏因职务之便，以“实录”及其他政府档案资料为主，并参考私家著述撰写而成。书之得名，是因国史馆设于清宫东华门内。

作为一部编年体史料长编，《东华录》记载的是清入关前后五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六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之史事。记事起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迄雍正十三年（1735年）。全书内容按年月日顺序排次。其传世版本比较复杂。初无镌本，只有抄本流传。盖蒋氏所参考的实录等在当时系秘档，不可能贸然付梓。《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关于《东华录》条云：“自来金鐀石室之藏，外人弗得见，馆职诸臣，亦不敢私有写录。”^[441]当时，文字狱大兴，也不能不有所忌讳。书在传抄中产生了不少错误。清人奕赓在《东华录缀言》中说：“《东华录》初无镌本，传钞既广，鱼鲁颇多。”^[442]抄本的卷数有不分卷、8卷、16卷、32卷和34卷之别，行款字数多有不同，文字亦有差异。其中以16卷本最多。《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有12种清抄本，除一种不分卷外，其余皆16卷本。8卷《东华备遗录》稿本，为清国史馆《实录》专用纸，被认为是蒋录印本的祖本。辽宁省图书馆所藏的34卷本，前16卷记康熙以前事，后18卷专记雍正朝事，内容较16卷本多出许多。至道光间，《东华录》始有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著录有通行本和山东刻本。日本刻本以天保四年（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为最早。国内所传刻本多为32卷本，日本则有16卷本和32卷本之分。^[443]今蒋良骐《东华录》校点本，则以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林树惠、傅贵九校点本为最早，该本将全书标点、分段，并将蒋录与王录互相校勘，还将蒋录通行刻本与乾隆间抄本做互校。此外，还有2005年齐鲁书社校点本^[444]，200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445]等。(www.xing528.com)

蒋良骐开创了“东华录”史体先河。继他的《东华录》之后，光绪初又有王先谦仿蒋氏体例，续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实录，并将蒋良骐《东华录》增补加详，为《九朝东华录》。尔后，又有潘颐福修成《咸丰朝东华录》，加之王先谦《同治朝东华录》，总称《十一朝东华录》，凡625卷，蔚然大观。宣统间，朱寿朋撰《光绪朝东华录》。至此，由蒋良骐开创的“东华录清史”，完整地形成。各朝《东华录》均以《清实录》为主要依据，当时《清实录》藏于内府，非一般人所得见，所以《东华录》受到重视。王先谦《九朝东华录》（以下简称“王《录》”）增补加详蒋良骐《东华录》（以下简称“蒋《录》”），且清亡后，《清实录》又刊布行世。在此情况下，有人认为蒋良骐《东华录》已失去其作用。其实不然：蒋《录》仍是不可替代的，且蒋《录》仍有其不可泯灭的史学价值。

其一，蒋《东华录》保存了传本实录所不载的一些重要史料。蒋《录》虽抄《清实录》，但非只据实录，还并采其他文献，从“红本”（清制，凡内外进呈的本章，经皇帝裁定后由内阁用朱笔批发，称“红本”，为反映当时军事大政之第一手材料）等文献中吸收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再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清实录》是经过了多次的篡改，清史专家孟森即曾指出：“清之改《实录》，乃累世视为家法。人第知清初国故，皆高宗所删汰仅存；殊不知清列朝《实录》，直至光绪间犹修改不已。”^[446]而编入《东华录》的资料，还是比较接近于原本。清史学家萧一山即指出：“以其所据为初纂本，非乾隆以后改订之本也。乾隆因尊祖而为其祖讳，毫无存留信史之念，是以修改之《实录》，与初纂本《实录》迥不同矣。”^[447]故蒋《录》的许多史料，为实录所不载，有《实录》不可替代的史料作用。其二，蒋《东华录》保存了王《录》所不载的一些重要史料。孟森说：“（蒋《录》）所录亦至雍正末为止……而长沙王先谦入史馆，援例遂为详备之《东华录》，凡政事之可纪者悉录之……由此推之，似乎王《录》行而蒋《录》可废，蒋所录者王必不遗漏也。岂知蒋《录》虽简，而出于王《录》以外者甚多，且多为世人所必欲知之事实。”^[448]蒋《录》所辑录的许多重要资料（例如，多尔衮尊称皇父摄政王、桂王致吴三桂书等），是清官修实录所未载的，也是王《录》没有辑录的。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故蒋良骐《东华录》至今仍为史学界研究清前期历史的必读之书，向为治清史者所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即称其“对研究清初历史仍有重要参考价值”。^[449]

再有，蒋良骐《东华录》在史料考订上做了不少工作，编纂上也有可取之处。阎崇年先生从五个方面，评价蒋氏对史料颇具匠心的剪裁与取舍：第一，省官宁民。蒋良骐借徐旭龄疏言，指出增设衙署，即增多供应，增加滋扰。因此，要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官吏尽职，息事宁民。第二，吏治清廉。因为蒋良骐的父兄均为清官，故做官要做好官，做清官，是蒋良骐在《东华录》中反复阐述的一个社会政治观点。第三，注重经济。对兴修水利，奖励垦殖，劝喻农桑，革除苛派，以及弛海禁、通贸易、平粮价、禁私铸等，蒋《录》比王《录》记载更详。第四，隐砭弊政。对顺治间言官因论圈地、逃人等弊政而获谴者，论捐纳不可开而受斥者，均录之，而王《录》阙载，表现了蒋氏不顾当权者的文网，而秉董狐之笔以修史的可贵精神。第五，重辑桂史，尤重广西地方史实抄录，对广西人民之生计、民瘼至为关切，表现了他对家乡的热爱，而王《录》则无。《东华录》还对广西籍京官的遭遇，详细记载，尤其是对雍正四年谢济世弹劾田文镜案，以及雍正七年文字狱的记载，不惜大量篇幅，为今人研究谢济世和陆生楠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可以说，《东华录》一书，不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反映了蒋良骐的进步社会历史观，透过他对史料的选辑，可洞见其社会责任的一斑。当然，《东华录》中不乏违心言论，对一些史事的评价有欠客观全面，凡此应予鉴别。但究其本源，一是出于文字狱“天网”的压迫，二是由于史料与史识的局限，不可求全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