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清］陈宏谋辑录编著。有乾隆八年（1743年）刊本等。
陈宏谋简介见前“《培远堂偶存稿》”条。
陈宏谋著作中，以《五种遗规》影响最大。该书是一套有关童蒙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著作。陈宏谋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意欲以先贤的言行教育化导之，遂于公务之余，将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作、言论及事迹，加以摘录编辑，“盖冀天下之人，无男女少长、贵贱贤愚，均有所观感兴起”，[431]“就中摘录，……或嘉言，或懿行，悉皆古人成书，故曰遗规也”。[432]5种著作分别是《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
各“遗规”成书的时间不同，《养正》初刊于乾隆四年（1739年），《从政》《教女》《训俗》分别为乾隆七年（1742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录》则为乾隆八年（1743年）四月。合刻本《五种遗规》亦始于乾隆八年，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各《遗规》单行本甚多，以单本形式收入各类丛书的亦很多。合刻本自李安民集校本后，至清末，亦多至几不可穷举。民国间则有1935年商务印书馆本，及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本等。合刻通行本全书共计16卷，其中《养正遗规》2卷、《补编》1卷、《教女遗规》3卷、《训俗遗规》4卷、《从政遗规》2卷、《在官法戒录》4卷。除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为陈宏谋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的《学仕遗规》，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另外，有取名《五种藏书》的合刻本。
《养正遗规》为陈宏谋辑录历史上名贤关于儿童启蒙教育的论述编成，取“蒙以养正”之义，以做其子侄授读时的教材，同时也希望“用以流布乡塾，俾父兄师长，以是教其子弟”，[433]初刻时2卷，后又续刻补编1卷。《教女遗规》辑录历代有关女子教育的论述，其中多为表彰烈女贞妇、宣扬闺范母训等内容，供教育女孩之用。《训俗遗规》系陈宏谋任江苏按察使时，有感于狱讼繁多，故择录古今有关社会风俗、社会教育的言论编辑而成，意在警世，亦有“化导于讼之未起”[434]的目的。《从政遗规》选辑历代有关为官从政的箴规和一些表率人物的言行，以供居官从政者之用。《在官法戒录》为在官府衙门任职的胥吏编写，采辑历代书传所载的良吏善行和恶吏劣迹种种，加以指评论判，目的是让胥吏见善者效法，见恶者引以自戒。(www.xing528.com)
《五种遗规》共搜集了自汉至清约80位学者的有关著述，如班昭的《女诫》、司马光的《居家杂议》、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王守仁的《告谕》、顾炎武的《日知录》等，其中以宋、明、清三代居多。可以说，陈宏谋从传统儒学经典中采掘精华，从先贤名言哲理中汲取营养，《五种遗规》是他对前人思想智慧的挖掘选粹。以平易可行、简明扼要为原则，故辑录的材料许多为通俗浅近者，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就是从穿衣戴帽、走路说话、读书写字、洒扫应对等项提出具体要求。每种遗规前，有陈氏自撰的《序》，说明编著其书的主旨，如《养正遗规》之序，开篇即说：“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之成自儿童始……故‘蒙以养正，是为圣功’，义至深矣。”[435]即儿童教育是树人之始，人才的培养，要从儿童开始，教育的开端，始于儿童生活成长的环境。其后，陈宏谋即言当时儿童教育之失，并言编书的宗旨所在。对所摘录的内容，陈氏还加以按语，或阐述摘录的目的，或点评要义，或抒发己见，或指评社会现象，等等。往往简明精辟，发人深省。如《养正遗规》把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列为首篇，其按语说：“学也者，所以学为人也……朱子首列‘五教’，所以揭明学之本旨……特编此为开宗第一义，使为父兄者，共明乎此，则教子弟，得所向方。自孩提以来，就其所知爱亲敬长，告以此为人之始，即为学之基。切勿以世俗读书取科名之说，汩乱其良知。”[436]即申明读书为学，就是学做人，读书“明人伦”，是“为人之始，为学之基”。
陈宏谋以清乾隆间第一流政治家、理学家、教育家的身份辑纂的《五种遗规》，是一套面向社会大众的伦理教育读物，概括了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包含了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诸多方面极为丰富的内容。该书自问世以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亦得到社会的认可。曾一再刊刻，大量印行，广为流布，尤其在当时封建士大夫之家广为传习。曾国藩即特别推崇此书，《曾国藩家书》中可见他时时督导家人读“遗规”、遵“遗规”，其中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十八日家书中写道：“家中《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四弟能信此三语，便是爱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语，便是弁髦老兄。”[437]该书对清代社会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至清末，它被指定为中学堂修身科教材。到了民国间，《五种遗规》也被定为官员从政的必读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之“中国古代教育内容和方法”一栏的条目，仅有“四书”“五经”等数条，其中就有《五种遗规》，由此即可窥见它的影响。民国间，广西知名人士李任仁先生即指评曰：“陈著《五种遗规》等书，几乎支配了自乾隆以来二百年间一般家庭及服官人员的思想。”[438]
陈宏谋《五种遗规》所采辑者，既有正统文章，也有俗语俚谣，大至居官执法之戒，小至应对洒扫之礼，内容非常丰富。从中可了解封建社会的政治兴革、风俗人情，同时，它作为社会教育和童蒙教育教材，也为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研究等，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亦可借此研究陈宏谋的教育思想、为政的主张以及他关于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五种遗规》对当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也极具启示与借鉴作用。当然，《五种遗规》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对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说教、阐述和宣扬，其中亦有糟粕，这是时代与作者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在研究和使用这些资料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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