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地著作。［明］张鸣凤撰。有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刻本、清《四库全书》本等。
张鸣凤，生卒年不详，字羽王，号阳海山人、漓山人。广西临桂人（今桂林）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任雷州（今广东雷州市）司理参军，改黎平（今贵州黎平县），谪六安（今安徽六安市）判官，入参浙帅幕，奉檄编撰河漕书，升苏州府通判，转官应天府（今南京），未到任，被劾入狱，再谪利州卫（在今四川广元市利州县），后官兴国（今湖北阳新）通判。晚归居桂林。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其一生漂如浮萍，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与明后七子中的吴国伦、王世贞，以及七子外的沈明臣、欧大任、黎民表、俞安期等交往甚密。擅诗，时人推赏。李维桢曾说：“余尝考粤西故实，汉则苍梧陈钦治《春秋左氏传》，以经术名；唐则阳朔曹邺，以诗名；宋则宜州冯京，以三元名。皆通显。迄于本朝，衣冠文物与上国等，贤科相业，其人不乏，而称诗者寥寥，余耳目所相及，独张羽王诗有声。”[226]博雅擅文，著述甚丰，有《漕书八论》《西迁注》《桂胜》《桂故》等。
《桂胜》《桂故》系桂林史地著作。“桂”者，桂林也；“胜”者，名胜也；“故”者，故实、典故也。张鸣凤世居广西，熟知山水，留心桂事，晚年家居时，应当时两广总督刘继文邀约而作此二书。书纂成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二书内容独立，各有侧重，可互相参考。二书有合刻本：“帙凡二十有四卷，前十六卷者为《桂胜》，志概也；后八卷为《桂故》，志故实也。”[227]《桂胜》亦曾单独刊行。最早为万历十八年（1590年）临桂县令何太庚奉两广总督刘继文之命于临桂县（今临桂区）署刻印本两种：一为《桂胜》与《桂故》合刻本，此本《桂胜》前有刘继文序、广西巡抚蔡汝贤序、张鸣凤序，《桂故》前有张鸣凤序，且《桂胜》一书后有张鸣凤撰《书〈桂胜〉后》；一为《桂胜》单行刊刻本，无张氏《书〈桂胜〉后》。此二书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都有残缺，可互相参照校对。此外，上海图书馆亦有藏。此即学者常称的“何太庚刻本”。另有张鸣凤孙超拨清康熙九年（1670年）刻《羽王先生集》本、[228]清《四库全书》本、1913年国粹学报社据旧抄本的排印本等。除此而外，《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有清初抄本等。学者杜海军、闫春称发现二书有“定稿本”藏于日本。[229]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桂故〉校注》《〈桂胜·桂故〉校点》，后者为《桂苑书林丛书》之一。
《桂胜》述桂林名胜掌故，“以志形胜，他无关于形胜者不与也”，[230]全书16卷。以山水（景点）标目分卷，卷一至卷十五，为独秀山、漓山（今象鼻山）、雉山、南溪山、伏波山、七星山等21处，卷十六为漓水、阳江等6处。每卷中，首先概述景点之得名、方位、特点、发展变化等，其中引《桂林风土记》《桂海虞衡志》等书的记载为佐证。概述后是有关此景点的诗、文、题名。材料以六朝为始，宋朝为终，其中唐宋尤多。除少数出自历史典籍、地方文献外，其余大多是从该景点的崖壁上采拓下来的摩崖碑文。对其中遗漏或特别之处，张氏都加以解释或订正。诗、文、题名后则以“漓山人曰”结尾，主要是张氏编撰该卷后的感想和见解的记录，其中包括了该卷某些材料选取的原则及立场。《桂胜》一书，体例严谨有度，又不失新意，材料安排科学合理，有考证翔实的金石史料，又有精辟独到的总结分析，可谓独树一帜，于地志中甚是鲜见。学界予以高度评价，《四库全书总目》即评曰：“《桂胜》以山水标目，各引证诸书，叙述于前，即以历代诗文附本条下。而于石刻题名之类，搜采尤详，又随事附以考证，多所订正。后董斯张《吴兴备志》、朱彝尊《日下旧闻》即全仿其体例，于地志之中最为典雅。”[231](www.xing528.com)
《桂故》为辅《桂胜》而撰，是对《桂胜》相关内容的补充及诠释，其书多以附《桂胜》的形式存在，人称其为《桂胜》的姐妹篇，或续篇。全书共8卷。卷一为《郡国》，征引《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等历代史书，考证宋以前桂林的地理沿革；卷二为《官名》，记述前汉至两宋时期桂林历代官职的变化及所担负之职责；卷三至卷五《先政》，为唐宋间仕桂名宦传略；卷六《先献》，为本郡贤达事迹；卷七分《游寓》《方外》两部分，分述历代贬谪流寓人物及僧人道士；卷八《杂志》，记载隋、唐、宋三朝平蛮边将事迹及颂文。除卷一、卷二是对桂林地名及职官的考证外，卷三至卷八各卷收录的人物都曾在《桂胜》书中有所提及，实为《桂胜》中诗、文、题名所涉及的人物作传。每卷末都有“漓山人曰”，记录张氏的议论之言、心得体会及考证结果等，与《桂胜》一脉相承。全书内容丰富，考证精审、翔实，《四库全书总目》即评曰：“其辞简而不支，博而有据……在明代舆记之中，于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外，自为别调，可以鼎立而三，他家莫之逮也。”[232]
总之，《桂胜》《桂故》二书，既有体例之佳，复有内容之胜，堪称地方史籍中的上乘之作，故自刻印后，备受推崇，对后世同类著作亦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现存的明以前粤西史地著作中，二书为保存比较完善者。其丰富的资料性，使其成为研究广西古代各项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其收录的众多山水诗文也是研究广西地域文学、游记文学、山水文学的重要资料；其所提供的题刻、留名更是研究旅桂文人在广西行踪的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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