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著作。［明］周琦撰。有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刻本、清《四库全书》本等。
周琦（1441—？），字廷玺，别号东溪。广西马平（今柳州）人。天顺六年（1462年）中举后，又隐居林下读书19年，后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高中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员外郎。为人端直谨厚，为官从政敢于批评时弊。曾上《条陈地方利病疏》，提出对广西的治理政策，大胆揭露当时官兵滥杀无辜、激化民族矛盾的情况。潜心治学，开创柳州一代学风。与同郡简弼一起，俱以“道学”知名乡里，是“明代柳州八贤”之一。曾师从理学家阎禹锡门下，深究理学。而阎受学于明代著名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薛瑄。故周琦学以程朱为本，复性为主。所著有《自斋行要》《史异》《东溪日谈录》等。惜前二者已佚。
《东溪日谈录》为周琦所撰日记体著作，所写多为随感、杂录。凡18卷，分为性道谈、理气谈、祭祀谈、学术谈等13谈。每谈下由数量不同的“条”构成，一条多则数百字，少则十几二十字。周琦潜心理学，非儒不接，非道不谈，唯体验天地万物之性，以会经传之旨，每有心得，辄笔录之，积久成书。于弘治八年（1495年）完稿后，并未付刊，以抄本形式流传。后有乡人吕景蒙[113]在理学家湛若水处得抄本一部，于颍州州判任上，精心校勘整理，并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刻印。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将据刻本录存的抄本收录于子部儒家类中。《四库全书总目》曰：“琦之学出于薛瑄。是编记所心得，分十三类……《广西通志》载其著《日谈录》十八卷，又著《儒正篇》论薛河东之学。今考《儒正》，即此书之第十五卷，非别有《儒正篇》也。前有吕景蒙1序，谓书刻于嘉靖丁酉。而此本乃系传写。或其版已佚，后人录存之欤？”[114]
今《东溪日谈录》明嘉靖刻本国内仅有不全的一部，存卷一至卷十三，现藏吉林省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另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本蓬左文库存尾张内库旧藏一部。嘉靖本与《四库全书》本有相异之处：嘉靖本有周琦作于弘治八年（1495年）的自序和附《日谈录问答》，为《四库》本所无；嘉靖本注明各“谈”中所含“条”数（如东溪日谈录卷之三/理气谈/凡三十条），《四库》本未注；两个版本的文字也略有不同。2012年，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嘉靖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两个版本汇集成一册，作为《柳州乡贤著述影印丛刊》之一种，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www.xing528.com)
《东溪日谈录》是一部“下学上达”“体用兼该”之书。“性道谈”和“理气谈”两类，厘清太极、动静、阴阳、五行、理气的先后关系等形而上的东西，是体。“性道谈”多引程、周、朱之说而阐发之。“理气谈”有“理气只是一事，理不外气，气不外理”[115]之说。后11类为形而下的人伦日用。“祭祀谈”论述各种祭祀典礼、章法、仪式以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强调祭祀要合乎祭法和道德，“凡一切不当祭皆为淫祀”。[116]“学术谈”阐述其对“学”与“为学”的认识与主张，如“世谓读书为为学，然为学有致知力行工夫，读书只致知中之一事耳。为学尚有许多致知处，如体认天地万物之性是致知要紧处，何止在书”，[117]“世俗之学，其病只在误以读书一事谓为学，更不别去体认性理，求之于心，践之于己。惟其粗通章句者，便谓有学”，[118]“为学第一要识得性，善求以复之，便有著实功夫”，[119]等等。“出处谈”强调“君子出处贵两得其道，立朝则当致君，出牧则当泽民；大遇当功铭鼎鼐，小遇当求无愧于心，退居林下亦当以道自守，使生重于乡，死祀于社”，反对汲汲于名利，奔竞于富贵。“物理谈”是对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的认识。“经传谈”分“总说”及《易》《书》《诗》《春秋》《礼乐》《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10目阐述经义。周琦认为“六经之在天下，如夜行有烛”，[120]分别阐述了这些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著述谈”分“总说”及朱子小学书、朱子定本《孝经》等，以宋代理学著作为主，兼及其他。“史系谈”自唐尧以下至元，每一代以数条论之，用历史事例，探究了历朝兴衰更替的原因。“儒正谈”分“总说”及周敦颐、程颢、程颐等目，分别述之。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杨时、游酢、谢良佐、罗从彦、李侗、胡安国、胡寅、胡宏、朱熹（及其门人）、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刘因、薛瑄为正宗一脉，分析了他们的学术特点和成就，并强调理学为“为己之学”和实学，反对世俗之徒本末倒置，不重心性修养，而以门户、科举、辞章等为工具，博取功名的行径。“文辞谈”继承程朱“文以载道”观，强调文章的工具性价值，即要求文章“必关世教，发义理”，主张取法周、张、程、朱之文，反对取法老庄，甚至韩柳之文。“异端谈”主要辟佛、道、墨三家。“辟异谈”批判日月占一类谶纬之说。
总之，《东溪日谈录》是周琦一生理学研究的结晶，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足见作者博学精思。其理学思想大多师承薛瑄而来。其治学，主张躬行深造，以明道淑人为务，提倡向外求知，笃实践履。他将程朱理学视作追求儒家真理目标的手段和工具，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道之准的也；周、张、程、朱以及北许南吴，造道之羽镞也。不审视其羽镞，安求准的而造之？”他认为，其《东溪日谈录》，“所谈者，审羽镞而求准的也”，并不是“别为一家之说”。[121]《四库全书总目》称：“琦之学出于薛瑄……其书亦一本濂洛之说，不失醇正。盖河东之学虽或失之拘谨，而笃实近理，故数传之后，尚能恪守师说，不至放言无忌也。”[122]其“一本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之说，不失醇正”之评价，实是中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