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著作与诗文著作合集。［宋］释契嵩撰，［宋］释怀悟辑。有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刊宋刻重修本、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刻本、清《四库全书》本等。
契嵩（1007—1072），宋代高僧，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7岁出家，13岁剃度，14岁受具足戒，法号“契嵩”。天圣四年（1026年），19岁开始游方参学。后于筠州（今江西高安）洞山寺晓聪禅师门下得法。宝元元年（1038年）春，至杭州灵隐寺永安精舍，习禅著书。庆历年间（1041—1048），已然“以文鸣道于天下”。[68]“当是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69]包括欧阳修在内的人士极力提倡古文运动，强调儒教的正统地位，强烈排斥佛教，[70]使得佛教的地位和处境十分艰难。面对“古今文兴，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71]的状况，契嵩创作了一系列的护法文章。他于书无所不读，既通晓佛典，又精研儒籍，故运用所学，引经据典，作《原教》《孝论》10余篇，力陈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义理相通，明儒释之道一贯，驳排佛之论。后又将《原教》《孝论》等编为一书，名《辅教编》。一些反对佛教的人折服其文理，改变了态度。又作《非韩》30篇，力诋韩愈；作《论原》40篇，反复申说其理。宋皇祐年间（1049—1054），鉴于禅门传法世系众说不一，契嵩撰成《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综述禅教宗派源流，宣扬禅宗的正统地位。观察李谨得其书，上奏朝廷，赐其紫方袍。为扩大影响，他还给宰相韩琦等朝廷重臣赠书写信。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又亲抱其书以游京师开封，通过府尹王素将书献于宋仁宗。第二年三月，仁宗将其著作“诏付法院编次”，并赐“明教大师”之号，自此，“朝中自韩丞相而下，莫不延见而尊重之”。[72]后辞返杭州，应杭州知府蔡襄之请，驻锡余杭之佛日山。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圆寂。
契嵩一生，著述繁富。“所著书自《定祖图》而下，谓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余卷，总六十余万言。”[73]契嵩圆寂后，其友杨蟠曾辑其全集，然“失于护藏”，不久即散佚殆尽。后释怀悟尽力搜求20余年，“才得三十有余万（言）”，于绍兴四年（1134年），以其所得《辅教编》《嘉祐集》《非韩文》编次为18卷，又辑古律及山游唱和诗共142首，分之为二，“总成二十卷，题曰《镡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74]是编为后来各本之祖。怀悟辑录成书后，历代沙门屡为之锓板，流传甚广。可考之版本甚多，按卷数不同，可分为20、22与19卷本。20卷本有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刊宋刻重修本，[75]元至大二年（1309年）刻本；[76]22卷本有明永乐本及弘治本；19卷本有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嘉兴楞严寺经房刻本，[77]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扬州藏经院重刻本等。其中僧如卺所刊22卷弘治本为通行本，[78]其卷次如下：卷一至卷三《辅教编》，阐述佛教要义，提出儒佛相融通，以佛家“五戒”配儒家的“五常”并加以说明。卷四《皇极论》《中庸》5篇。卷五至卷七《论原》40篇，系以佛教立场议论儒家礼乐、四端、仁孝等。卷八杂著6篇与书状。卷九至卷十二书、书状54篇。卷十二、十三叙23篇。卷十四志、记、铭10篇。卷十五碑、记、铭、表、辞9篇。卷十六述、题、书、赞、传、评12篇。卷十七至十九为《非韩》30篇，反驳韩愈等人的排佛论。卷二十古律诗60首。卷二十一唱和诗69首。卷二十二附他人所作序、赞、诗、题、疏等。
《镡津文集》汇集了契嵩见存的论、书、启、状、叙、志、记、铭、碑、赞、传、评、诗及杂著等，含蕴宽泛，资料丰富。举凡“外教皇极、中庸之道，安危治乱之略，王霸、刑名、赏罚之权”，在著作中皆予以讨论，“而终导之归于无为寂默之道”，[79]即其目的在于阐明他的佛学主张、思想。他在许多方面都直接吸取了儒家的思想，如其论“命”“性德”“礼乐”“五经”，多与儒家思想同调。如其《中庸解》5篇，盛赞中庸之道。实质上，他主张儒释殊途同归、相资共存。如其于《寂子解》中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又于《广原教》第十二篇中说“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可见其说虽在“护教”，但并非一些人认为的“与儒相争”。张元济先生即指出：“《四库总目》既录其书，而讥其恃气求其胜，与儒相争，反复强辩，援儒入墨，此诚不免囿于一孔之见。”[80]钱穆先生则论曰：“契嵩实不仅援儒卫佛而已。彼以七岁即出家为僧。其于儒学，实亦有窥。较之同时如欧阳修、李觏之专业儒学者，或反不如契嵩之儒释兼参，而别有深入……”[81](www.xing528.com)
契嵩为一代高僧，著书立说，对佛教传播产生深远影响，其著作在佛书中有很高的地位。金代学者李之仝尝论其思想影响云：“此书在世，不惟儒者信佛者之语，佛者亦信儒者之语，撤藩篱于大方之家，卷波澜于圣学之海，又岂止有利于佛者，抑儒者实受其赐矣。”[82]契嵩同时也是一代文僧，其文以议论见长。论事说理，议论抑扬；记事写人，裁剪精审；抒情咏怀，寄寓遥深，代表了北宋僧人古文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堪与“三苏”等宋代古文大家比肩的“文雄”。欧阳修读其文后也不禁赞叹“不意僧中有此郎也！”[83]元代理学家吴澄评其：“生值宋代文运之隆，与欧阳、苏同时，才思之魁蔚，笔力之横放，视一时文儒不少逊也……倘论词章，当为佛徒中第一。”[84]《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说教或颇微词，但仍不得不称道曰：“第就文论文，则笔力雄伟，论端锋起，实能自畅其说，亦缁徒之健于文者也。”[85]
《镡津文集》是研究契嵩佛教思想的著作。并且，作为北宋援儒卫佛的代表性著作，其对于研究宋代学术（佛学、文学）思想、社会状况等，具有重要价值。郭绍虞先生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论及北宋文论时，就对契嵩的论文主张给予充分重视：“释子固不重在讨论文事，然而也有足述者，则契嵩《镡津文集》与德洪之《石门文字禅》可以为其代表。契嵩……与欧阳修等同时，故其论文主张，非特可以代表释家一派，抑且可以影响到后来的古文家与道学家各方面。”[86]钱穆先生《读契嵩〈镡津集〉》则曰：“余尝谓于中国历史中求如西方之文艺复兴，惟宋代较近似。如智圆、契嵩，则是当时由真转俗之先锋人物也……即举《镡津》一集，亦可征人心世道之变，学术思想之转向。读者可以由之觇世运。”[87]
《桂学文库·广西历代文献集成》收录契嵩著作4种，分别为《镡津文集》《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取名《契嵩集》，于201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2011年，巴蜀书社出版《〈镡津文集〉校注》，为《广西地方古籍整理研究丛书》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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