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学研究：牟子理惑论考证与流传

佛教论著，又名《牟子》《牟子理惑》《牟子理惑论》《牟子辨惑论》。［三国·吴］牟子著，［南朝·梁］释僧祐辑校。^[8]

牟子，生活于汉建宁三年（170年）至三世纪中，^[9]名不详。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区）人。原为儒生，博览经史诸子，兼及兵法，也读神仙不死之书，但认为虚诞不可信。东汉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天下混乱，带母避乱至交趾（今越南北部）。见世人多有学“神仙辟谷生长之术”，常以《五经》驳难道家术士。于汉兴平二年（195年）26岁时归苍梧。^[10]郡守闻其博学多才，欲起用他，因有志于学而无意仕宦，坚辞不就。其后，又有州牧征辟，亦托病不就。他认为“方世扰攘，非显己之秋”，在其母逝后，“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牟子由儒入佛，“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11]牟子乃作《理惑论》，针对佛教初传中国后引起种种议论和疑难，分别给以辩解。

《理惑论》原有单行本，已佚。^[12]最早收在陆澄的《法论》中，称为《牟子》。陆澄是刘宋、南齐时人，受宋明帝委托编《法论》以弘扬佛法。《法论》早已失传，仅在《出三藏记集》里保存目录。梁天监年间（502—519），僧人僧祐将《理惑论》编入《弘明集》卷一中。《理惑论》随着《弘明集》的刊刻而广为流传。其他书收入《理惑论》时也取本于此，而《弘明集》有明汪道昆（一说吴惟明）、金陵刻经处两种刻本。清光绪年间孙星衍及崇文书局分别刊刻《平津馆丛书》《百子全书》时收入此书。其他通行本有宋藏本、金藏本、元藏本、明南藏本、明北藏本、清藏本、高丽藏本、大正藏本、频伽藏本等。^[13]

《理惑论》一书行世以来，传播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引得异说纷纭。在书名上，唐神清《北山录》称《理惑论》原名《治惑论》，为避唐高宗李治讳而改名。^[14]但书中他处“治”字不改，故此说当误。在卷数上，《弘明集》将其与《正诬论》合为该书的卷一，《隋书·经籍志》记为2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也记为2卷，唐释湛然《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卷五之一则有“献帝时有牟子深信佛宗，讥斥老庄，著论三卷三十七篇”之语，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则认为，此处“当是‘二卷’之误”，再有，释湛然所引条文与现行本有出入且有现行本所无者，《太平御览》所引条文也有类似情况，但现行本还保持着原貌是无疑的。^[15]关于《理惑论》的成书时间及其作者的真伪问题，更是聚讼不已。其成书时代，大致可以分为以汤用彤、胡适、任继愈等为代表的汉魏说和以吕澄、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两晋说两派。其中，前者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基本上为通行之说。其真伪，从明代胡应麟开始即已提出疑问，至20世纪30年代，此讨论甚嚣尘上，达到历史高峰期，至今仍时有论述。目前来看，主要也有两种观点：明末胡应麟疑此书为伪，近代梁启超、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法国学者马司帛乐等亦同此说。而周叔迦、余嘉锡、胡适、汤用彤以及日本学者福井康顺、山内晋卿，法国学者伯希和等则认为此书非伪书。20世纪80年代初，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于第三章《东汉三国时期的佛教》中设专节论《牟子理惑论》，任继愈先生等指出：前人提出的怀疑的理由都不充分。他们借助已有的史料，于牟子其人与其书予以详细的考证，认为《牟子理惑论》不是伪书，成书于三国时孙吴初期。^[16]任继愈先生等对牟子生活以及《理惑论》成书的历史背景，予以了考察，指言：“东汉末年，北方不少学者流迁交趾，由于交趾安定和太守的好学，交趾的学术文化相当兴盛……不仅如此，交趾还是中外文化的交会之处……当时的交州，是国际商人往来、国内南北文化交流、学术空气活跃的地方……”^[17]此后，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等诸多著作，均肯定《理惑论》非伪书。(www.xing528.com)

《理惑论》全书分37章，另有前面的序传与后面的跋。序传叙述牟子的人生与学术经历及著书缘由。该书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仿照佛教“三十七品”和《老氏道经》37篇，设37对问答，详细论述了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的情景，以及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关系，涉及后来儒、释、道三教争论的许多问题。内容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侧重介绍释迦牟尼出家、成道、传佛的事迹及佛教教义、戒律、佛经的数量。二类是分析辩解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异同，特别是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异同，广引儒、道经典中的观点与事例，论证佛教与儒、道观点的一致之处，以证明佛教教义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作者认为，佛堪与中国的圣贤比肩，佛教的孝道观与儒家的孝道观殊途同归甚至胜之，对于拒奢欲、利他人以利群的社会追求也是有功用的，佛教与道家在思想是一致的，与儒家在理想上是有共同追求的。三类是批驳长生不死及当时流行的一些神仙术数的荒谬。

牟子《理惑论》是中国佛教早期的名著，周叔迦先生称其为“我国最早综述佛学的著作”，^[18]《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称之为“佛教论著之祖”，^[19]牟子也成为“我国著论弘佛之第一人”。^[20]该书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第一次论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情况，是研究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历史极具参考价值的重要资料。它开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为佛学中国化及其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