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其山川钟灵毓秀,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大批生于斯、长于斯的学者、作家及艺术家,从西汉至清末,这些广西籍的文人学士留下了大量的著述。与此同时,历史上有众多的外籍官员及文人学士等仕宦、游历于广西,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许多有关广西的著述。这些广西籍著者的著述与外籍著者有关广西的著述,为繁荣广西的学术、文化,为丰富广西的历史文化底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自西汉至清末的广西著述——包括广西本籍人士的著述及外籍人士有关广西的著述,大致可划分为宋元以前、明代、清代三个发展阶段:宋元以前,广西著述的数量极少,并且广西本籍人士的著述少于外籍人士有关广西的著述;明代,有关广西的著述明显增多,且广西本籍人士的著述已超过外籍人士有关广西的著述;清代,则是广西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著述蔚为大观,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超越了以前任何历史时期。
一、宋元以前的广西著述文献
早在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广西就出现了陈钦、陈元父子和士燮等全国著名的经学家:西汉时,苍梧广信人陈钦,以研究《左氏春秋》见解独到而自成一家,与著名经学家刘歆齐名,[1]是公认的左氏传人,当时学术界有“左氏远在苍梧”之说。[2]陈钦所著有《陈氏春秋》,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广西人著述。[3]东汉时,陈元在继承其父陈钦学术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亦以研究《左氏春秋》闻名,[4]有《春秋训诂》《左氏同异》等著。东汉时苍梧广信人的士燮也精于经学,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所著有《春秋左氏注》《士燮集》等。可见广西虽然地处南僻,也已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产生了全国一流的学者。苍梧广信,实乃岭南学术之源流、著述之源流。[5]可惜的是,陈钦父子及士燮的著述均早已散佚。
东汉末,苍梧广信还出了一位著名的人物——佛学家牟子。他针对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引起的争议与非难,广引《老子》和儒家经书分别予以解释,写成了《理惑论》一书。该书是中国佛教理论的开山之作,被誉为“佛教论著之祖”。[6]牟子也成为“我国著论弘佛之第一人”。[7]《理惑论》今存于南朝齐梁间僧祐编《弘明集》中,可谓现存最早的广西人著述。
除经学外,汉代广西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成就。东汉末年,训诂学家和教育家刘熙避乱南来,往来于苍梧、南海之间讲学10余年,教授生徒数百人。其间著《释名》《谥法》传世。前者是我国第一部用声训释字义的训诂著作,包含了许多自然科学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
东汉杨孚所著《异物志》则是现存最早的有关广西事物的著述。杨孚,广东番禺人,所著《异物志》又名《南裔异物志》《交州异物志》《南越异物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地区物产资源的专著,[8]也是最早涉及广西的“地记”。[9]记载了岭南大量动植物资源,对岭南民族状况、人情风俗等也有记述。原书宋代已佚,清道光间曾钊将零星资料汇编成书,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汉代岭南地区物产风土的重要文献资料。
晋代时,出现了第一部专门关于广西的“地记”[10]——王歆编纂的《始安记》。该著又名《始安郡记》(始安郡,三国时始置,治所在今桂林市城区)。原本已佚,其佚文今见于《续汉书》《太平御览》等文献中。广西地方志研究专家雷坚先生称其为“广西编纂的首部志书”“广西地方志鼻祖”。[11]晋代时,还出现了记载岭南地区植物的嵇含所撰《南方草木状》,记载岭南地区事物的刘欣期所撰《交州记》等,它们虽不是专门记载广西事物的著述文献,但内容都涉及地处岭南的广西地区。其中《南方草木状》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植物志,书中记载利用蚂蚁防治柑橘虫害的方法,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关于生物防治的记载。二书原本已佚,今存本为后人辑录整理。此外,还有西晋文学家张华所撰的《博物志》,书中记载的山川异物异事、琐闻杂事、神话传说,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自然与社会历史、科技、古民族风俗等资料。其中五方人民、外国、异人、异俗等条目涉及南方民族居住与饮食特点、僚人习俗、图腾崇拜,对南方民族研究可谓珍贵。这些著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植物方志学和博物学的初步形成。晋代,在岭南还出现流传至今的医学名著——葛洪的《肘后救卒方》。[12]
隋唐五代时期,广西地区与中原的交流增多,中原不少文人学士,如宋之问、柳宗元等,或因贬官,或因宦游,来到广西,将先进的中原文化传于广西,从而推动了广西人才的成长与文化的发展。此外,科举制的推行,学校的设立,也促进了人才的成长。地处偏远的广西也因此出现了一些一流的人才,如唐乾宁二年(895年),有赵观文状元及第,成为广西第一个状元,其后,有裴说、裴谐兄弟为同榜进士,分别高中状元和榜眼,至五代时,有梁嵩中“进士第一”;再如,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广西在唐至五代时,也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诗人,除赵观文、裴说、裴谐外,还有王元、翁宏等人,其中的曹邺、曹唐二人,最负盛名,是唐后期在全国文坛有影响的诗人。
人才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为著述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但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广西人著述不多,只有曹邺、曹唐二人的诗集(清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所载唐代广西人士著述,即是二曹的诗集)。其他如赵观文、裴说、王元、翁宏等人,虽有作品传世却并无著述专集(今仅存诗文零篇散章)。二曹的诗集,在宋以前是很流行的,并且,当时各家诗话及选本,都选录其诗作。元代时乃湮没不彰,明代时又显于世,在浙江等地刊刻,桂林亦有刻印,其中桂籍著名文人蒋冕重刻之,为之序跋。至清代编纂的《全唐诗》及《四库全书》,都收录二人的诗,其中前者收录曹邺诗作2卷108首,曹唐诗作2卷160首。
如前所述,唐代仕宦、游历广西的官员、文人不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写下了一些有关广西的著述,以记述风土人情的为主,《桂林风土记》《岭表录异》《北户录》等,是其中流传至今的佳作。
《桂林风土记》是唐代莫休符(今广东封开人)以其在岭南西道任职之便,博采桂林名胜古迹、人物掌故、民族风情等资料,整理编写而成。是一部桂林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的风物志。《岭表录异》原著属唐朝刘恂(今江西人)撰写,完稿于五代时期。原著散佚已久,其内容散见于宋《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及明《永乐大典》等古籍,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辑出专本。刘恂曾在岭南任职,任内广采岭南史地与舆地文献,并实地考察,任满后流寓岭南,写成此书,对岭南地区生产生活、民风习俗、物产资源、地理环境等多有记述。《北户录》为唐代曾长期游历岭南的段公路(今山东淄博人)“采其民风土俗、饮食衣制、歌谣哀乐有异于中夏者”[13]著成,《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评价该书“载岭南风土,颇为赅备”。[14]以上三种,皆为《四库全书》收录。除此以外,唐代记述岭南风土人情及物产的著述还有一些,如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王范的《交广二州记》等,惜多散佚。
唐代,在官修志书制度的影响下,广西的方志编纂也大为发展。其时,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15]据雷坚先生考证统计,广西在唐代编纂的图经达21部,惜均已佚失不存。[16]
宋代,广西与岭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文化较前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由于宋代广西社会的进步,广西在宋朝,特别是在南宋经济、政治和边防等方面日益显示其重要的地位,宋代广西日益受到人们的注目,所以宋代仕宦、谪宦及游历、避难于广西的文人墨客不少,其记广西、述广西的著作比之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明显的增加——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所载的就有24种之多,惜绝大多数早已散佚。存者中,以收入《四库全书》的《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两书最为学者所熟知。前者为宋代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所著,范氏曾知静江府(治今桂林)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桂两年,其间留心观察、了解岭南之风土人情,离桂赴任途中作《桂海虞衡志》,记广南西路之山川形胜、气候物产、生活习俗、民族状况等;后者为南宋前期曾官桂州通判的周去非所著,其内容较前者更加广泛。二书至今已成为研究广西古代社会历史地理极具价值的著述文献。[17]除此二书外,蔡翛(蔡京之子)被流放广西时所著的《铁围山丛谈》,记载了南宋初期广西一些社会现象,如北人迁桂、南宋初期之物价、人民之生活,虽仅寥寥数语,或仅只言片语,但却为我们研究南宋初期广西社会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
宋代编纂的广西地方志书值得一提:宋代广西方志,较前历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宋代广西创编了两部通志类志书——北宋的《广西路图经》与南宋的《(乾道)广西郡邑图志》,其中前者是广西最早的通志类志书。[18]除此2部通志类志书外,还有数量不少的州志、县志等——据研究统计,宋代广西编纂的地方志书达67部。[19]在这些志书中,以“图经”命名的仍不在少数,但以“志”命名者明显增多。资料表明,宋代时,广西地方志书发展到了“方志”的阶段,体例基本定型、内容趋于完备的“方志”已有出现。可以说,宋代广西地方志编纂与全国同步,进入高速发展期,且已基本定型。惜乎宋代广西地方志书绝大部分全书已散佚,仅有一些地方志的内容尚散见于《太平寰宇记》《永乐大典》等书之中(今有《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等书),即此为数极少的地方志内容,也给我们研究宋代广西地方提供了别的历史文献所不能提供的珍贵资料。
见于文献记载的宋代广西人著述也较前代明显增多——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据各种史志及书目等文献著录的宋代广西人著述已有14种。其中著作最多的是林勋,谢志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其著有《本政书》10卷、《本政书比校》2卷、《治地旁通》1卷,共计3种,入子部。林勋,贺州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宋高宗即位时,命兴农,[20]林勋作《本政书》献,陈述农贫、兵骄,两税之数额比唐代增至七倍等,建议助农减税,精兵简政,提出一套“假古井田之制”的办法,企图以此振兴农业,充实兵源,而达富国强兵的目的。林勋因此得升迁,不久被任命为桂林节度(治今广西桂林)掌书记。后又献《比校书》,列举桂州垦田、丁夫、税钱、苗米、州县官员等数,指出当时土地荒芜而游手末作之人众,以致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林勋事载《宋史》列传等文献。《本政书》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理学大师朱熹和陈亮等著名学者皆高度评价之。但其著于元、明时即已散佚。今所见者只有《宋史》等摘录该书的一段。值得一提的是,林勋《本政书》10卷附《比校》2卷,容州官署于绍兴初年刻印,这是广西籍作者著述在桂付刊的最早记载。
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所载宋代广西人著述还有契嵩《巽说》,入经部,注明载《镡津集》内;[21]蒋擢《湘山事状》,入史部。除上述5种外,其余9种,皆为归入集部的诗文集。其中有冯京、李时亮、陶崇、欧阳辟、石安民、契嵩等人的著作。上述数人,皆当时声名籍甚之士。如冯京,“三元及第”,名震全国;欧阳辟,是与苏东坡唱和酬答的诗文名家。可惜的是,包括这些名家名作在内的宋代广西人士著述,绝大部分全书已散佚,流传至今的仅有2种而已,其一是蒋擢《湘山事状》。[22]其二是契嵩所作《镡津文集》。契嵩,藤县镡津人,为宋代高僧,宋仁宗赐其“明教大师”的尊号,在古文方面也卓有建树,是堪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三苏”等宋代古文大家比肩的“文雄”。《镡津文集》汇集了契嵩的论、书、启、状、叙、志、记、铭、碑、赞、传、评、诗及杂著等,含蕴宽泛,资料丰富。文集中的《辅教编》等诸多篇章阐述了佛教要义,在佛书中有很高的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说教或有微词,但仍不得不称道曰:“第就文论文,则笔力雄伟,论端锋起,实能自畅其说,亦缁徒之健于文者。”[23]今契嵩传世著作还有《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宋代桂人著述,除上述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著录的外,还可补加一种,即全州籍释楚圆的《慈明和尚五会语录》。
宋代广西著述文献较前代在数量上明显增加,印刷技术的进步也是重要的促进因素——宋代开始,雕版印刷工艺和古代活字印刷术相继传入广西,为文献典籍的产生、出版、流通与保存提供了较前代更好的条件。
元代,广西著述也和全国一样,沉于低谷。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所载,元代近百年间,广西本籍学人的著述,仅有3种且已散佚。[24]有元一代,外籍人士有关广西的著述,谢志未见记载,而《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中“元代典籍”介绍有虞集所著《平瑶记》。实此书未有单行本,而载于虞集所撰《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八,[25]其全名为《广西都元帅章公平瑶记》。作者虞集字伯生,号道园,事迹见《元史》本传。元文宗时,编纂《经世大典》,虞集总裁其事,一时典册,咸出其手。所作《平瑶记》为记其友章巴颜“平瑶之功”而作,详细记载章巴颜用武力镇压瑶族起义的经过,对元代广西的民族概况及统治者采取的治理政策亦有记载,是研究元代瑶民起义及元代民族关系的参考资料。元代广西著述,除以上所述外,还有方志,似尚可一提:据现有资料,广西于元代编纂了9部志书,均已佚失,今所见大多从《永乐大典》残本中辑出,可窥其一斑。[26]
在前面的内容中,笔者按时间的顺序,分别介绍了两汉、晋、隋唐五代、两宋、元各个历史时期广西著述的大致情况。而综览宋元以前的广西著述文献,还可总结、介绍如下:
其一,宋元以前的广西著述,从数量上讲,是比较少的。并且,其时广西本籍人士的著述,少于仕宦、游历广西的外籍官员、文人所作的与广西有关的著述——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所载,宋元前广西籍人士著述计有27种,涉及的作者有22人,外籍人士所著则有35种(且唐、宋、元出现的数量较多的“图经”“方志”只载录几种),涉及的作者32人(另有3种未载作者)。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元以前的广西,在人文方面表现出主弱客强的特点。
其二,宋元以前的广西著述,从内容上看,可概述如下:广西本籍人士的著作,两汉是陈钦父子及士燮的经学著作,再有牟子的佛学著作;唐代是二曹的诗集;宋代的十几种著述,绝大多数是诗文集。而外籍旅桂人士有关广西、涉及广西的著述,唐代以前的,多为记述风土人情的“地记”。最早涉及广西的地记,即汉代杨孚著的《异物志》,第一部关于广西的地记,即晋代王歆编纂的《始安记》,已在前面的内容中介绍。除此二者外,三国时吴国陆胤的《广州先贤传》也是较早的涉及广西的地记。以后陆续出现的专门记述或部分记述广西的地记还有:晋范汪的《荆州记》、顾微的《广州记》,南北朝沈怀远的《南越记》、盛弘之的《荆州记》等。除《始安记》之外,其余地记,都不是专门记广西的,但因广西由汉至隋,时隶广州,时隶荆州,所以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广西的内容。唐代,除“地记”外,还出现了“图经”,载地方“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27]至宋代时,除“地记”“图经”外,又出现了“方志”,其内容“不仅记载地理方面,也记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与今方志无所不载已比较接近”。[28]
其三,宋元以前的广西著述散佚不存者甚多,流传至今的甚少,特别是流传至今的广西本土作者著述更少。清代广西文人苏时学(1814—1873)曾写诗感叹曰:“峤西雅集流传少,唐宋遗音久已沦。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29]即是说其时流传存世的宋元以前广西人所著诗文集,只有唐代曹邺、曹唐与宋代契嵩三人的而已。2008年出版的《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其“典籍”类条目所载录介绍的,流传至今的秦汉至元代的历代“广西典籍”,共计只有21种,其中广西人士所著的3种,分别是曹唐的《曹从事诗集》与契嵩的《镡津文集》《辅教编》。[30]其余18种,则为外籍人士所著有关广西或涉及广西事物的著作(其中有春秋时期民歌《越人歌》)。
其四,正因为宋元以前的广西著述极少,故那些流传下来的不多的著述文献弥足珍贵,它们对研究古代广西历史地理、学术文化等具有很高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那些“佚书”的“辑佚”本,如《岭南古代方志辑佚》之沈怀远《南越志》,[31]《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之《(南宋)建武志》[32]等,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关注。再有,历代正史中,纪、志、列传、艺文各部,有很多记载岭南、记载广西的内容,更有设专门章节记述岭南史地,是研究宋元前广西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二、明代广西著述文献
明代,广西文化在宋元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外籍及本土作者撰写的著述都较前代有了明显的增多。
首先是广西本籍学人著述增多,超过了宋元以前任何时期。
明代广西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原来文化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明万历年间进士、曾官广西提学佥事的魏濬在总结广西文化教育成就时曾经指出:广西学臣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各州县都办起了学校,培养了较多的人才,与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已经所差无几了。[33]明代李维桢亦云:“余尝考粤西故实,汉则苍梧陈钦治《春秋左氏传》,以经术名;唐则阳朔曹邺,以诗名;宋则宜州冯京,以三元名。皆通显。迄于本朝,衣冠文物与上国等,贤科相业,其人不乏……”[34]魏濬、李维桢所言,是就广西文化教育的整体而言的。在一些地区,人才群体式出现,更是引人注目。如在柳州,有以戴钦为首的著名文人,包括戴钦、佘勉学、佘立、徐养正、张翀、孙克恕、龙文光和周琦八人,是明代柳州在学术、文艺、军政等方面出现的一批较有影响的人物,人称“柳州八贤”。据谢启昆《广西通志》等文献记载,明代广西科举考试录取的举人有4634名,进士有212名,其中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学者及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人才的大量涌现,为著述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有影响的文人及其著述明显增多,比如:
周琦,明朝学者,[35]马平(今属柳州)人,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曾官户部员外郎。“明代柳州八贤”之一,深究理学,开创柳州一代学风。著有《东溪日谈录》18卷,收入《四库全书》传世,《四库全书总目》评曰:“一本濂洛(周敦颐、程颢、程颐)之说,不失醇正。”
吴廷举,苍梧(今属梧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为官清廉刚直,曾因揭发太监潘忠而遭诬陷被贬。逝后追谥“清惠”。《明史》有传。王守仁(王明阳)素慕之,为其撰祭文,赞其“才、志、学”。其诗文著述,今存《东湖集》。
蒋冕,明代政治家、文学家,“粤西词的开山祖师”。[36]全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曾官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参与核心决策。嘉靖三年(1524年)代杨廷和任内阁首辅,为广西人在封建社会任职最高者。谥号“文定”。著有《湘皋集》(诗文集)流传至今。文集有奏章、诏令、策问、序跋、传记、墓志铭、颂赞、考辨、随笔等,诸体皆备。尤其是奏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黄献,明代琴师,[37]平乐人。弘治九年(1496年)入内府为太监,侍明孝宗,并奉旨师从徐门琴派高徒张助的弟子、司礼太监戴义学习操琴,因之成为明代琴界浙派徐门正传。他整理辑刊的《梧冈琴谱》,收录42首琴曲,为现存最早的徐门琴谱,为研究浙派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戴钦,马平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明代柳州八贤”之一,著有诗文集《鹿原集》《玉溪存稿》,今存。
李文凤,宜州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潜心治学,有《月山丛谈》等著。流传至今的记载安南(今越南)历史、地理的《越峤书》,是研究越南古代史及中越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著作。
张翀,明代政治家、学者、戏剧家,“明代柳州八贤”之一。[38]马平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历任刑部、吏部主事,大理少卿,右佥都御史等官职。为人刚正不阿,敢于上疏弹劾奸臣严嵩。死后谥“忠简”。生平诗文结集为《鹤楼集》刊行,今存。
张鸣凤,临桂人,嘉靖间举人,官至应天府通判。平生著作丰富,今传世的有《羽王先生集略》[39]《桂胜》《桂故》等。其中《桂胜》与《桂故》二书,系张鸣凤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应两广总督刘继文邀约而作的有关桂林名胜与古迹的著作,因其内容丰富、体例编次分明、材料安排科学合理,对后世影响一直很大。纪昀等编撰《四库全书》时收录二书,并对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董斯张《吴兴备志》、朱彝尊《日下旧闻》即全仿其体例,于地志之中最为典雅”;[40]“在明代舆记之中,于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外,自为别调,可以鼎立而三,他家莫之逮也”。[41]至今二书已成为研究桂林文史甚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文献。
王贵德,明末清初诗人,[42]容县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举人,生活于明末易代之际,大半生都在战火丧乱中度过,仕途坎坷,身世飘零。现存诗集《青箱集剩》,其中的许多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时局混乱,国步艰难,民生凋敝的社会面貌,具有“诗史”的特征。
袁崇焕,军事家,[43]藤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等官职。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抗御后金的爱国将领,后被阉党集团诬为“通乱卖国”而被朝廷杀害。其功德与结局,同宋代抗金将领岳飞极为相似,因此人们把他视为历史上的第二个岳飞。后人收集遗作辑成《袁崇焕遗稿》等流传至今,[44]其中的奏疏是研究明末政治、军事形势的重要史料。
明代广西较有影响的文人及其著述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再有,明代时,科举入仕的桂人渐多,他们仕宦各地时修纂的地方志书,为数不少。其中苍梧吴廷举续修的《(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是现存最早涉及今湖北、湖南两省范围的一部省志。马平何纪所纂《(弘治)衡山县志》,为现存最早的衡山县志。
从数量上看,明代广西本籍人士的著述,较宋元前明显增多。据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统计,自西汉至元代的千余年间,广西籍人士的著述共计仅有27种,而不足300年的明代,广西籍文人著述有140种,远超以前数代广西籍文人著述的总和。另据民国间出版的《广西省述作目录》及《广西近代经籍志》统计,汉代至元代的广西文人著述只有26种,有明一代的广西人士著述则达162种之多。这些明代广西人著述,以诗文集最多——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所记载的140种明代广西籍人士著述,归入集部的诗文集达62种,几乎占了全部著述的一半。其余经部的17种,史部的39种,子部的22种。[45]明代广西文人学者著述的地域分布,则与明代科举取士的情况大致相称。有学者据《广西历代文人著述目录》统计称:明代广西文人诗文集为80种左右,以桂林、全州、柳州为代表的桂北有文集近50种,约占总数六成,桂东文人有诗集近20种,桂南、桂西在明代均属文化欠发达地区,桂西尤甚,几无较具成就的文人可言,桂南有文集10余种。[46]其所据目录虽多有遗漏,但所得之统计数据大致能反映出明代桂籍文人著述的地域分布状况。
明代,外籍作者有关广西的著述也较丰富——长达276年的明王朝加强了对广西的统治,大批文武官员及文人进入,对广西的历史地理、民俗民风及物产资源等多有考证,留下的著述较宋元以前明显增多——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所载明代外籍人士有关广西、涉及广西的著述共有116种,是宋元前历代的3倍。这些著述以以下两类最为突出:
其一,地方志书——有明一代,在外籍及本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广西的志书编纂取得较大成就:明以前广西尚未有省志出版,而明代编纂的省志——《广西通志》多达10部。[47]其中,有弘治六年(1493年)广西提学周孟中编写的《广西通志》,正式开广西编修省志之先河,惜书已散佚;有嘉靖初年广西提学黄佐编写的《广西通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广西通志,对研究广西历史尤其研究明代广西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今尚存的还有广西参政苏濬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编写的《广西通志》。除省志外,还有许多府、州、县志——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所记的明代修纂的广西方志达60种之多;而据广西方志研究者雷坚统计,明代广西编有府志65部,州志47部,县志54部。[48]惜这些志书今多已不存。现存于世的,有陈琏纂修于洪武年间、吴惠增补后重刻于景泰元年(1450年)的《桂林郡志》,是今存最早的广西地方志,也是流传迄今广西最早的一部雕版书。其价值在于保存了广西重要城市桂林古代政治、经济、人文等史料。现存于世的还有郭楠纂修的《南宁府志》、方瑜纂修的《南宁府志》、谢君惠主修的《梧州府志》、郭棐纂修的《宾州志》、林希元纂修的《钦州志》等十几部。[49]
其二,史地学研究的著述——有明一代,外籍文人、官员有关广西史地问题——内容涉及广西的历史事件、风土人情、人物典故、山川名胜、物产资源等的著述大增,前所未有。其中不乏极具价值、颇有影响的佳作名著。如浙江田汝成,嘉靖年间曾官贵州、广西,参与解决土司问题,后根据亲见亲闻及资料作《炎徼纪闻》,记载广西大藤峡一带少数民族起义及壮、苗、瑶、彝等民族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对广西土司的情况记载尤为翔实。《四库全书》收录其书时称曰“所载较史为详”,“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50]在明人论述西南土司的著作中,该书著成书较早,叙事周详,是研究广西和西南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又如广东邝露,明崇祯间游历广西土司地区,了解其山川物产、民族风情、趣事逸闻等,归乡后整理所见所闻,写成《赤雅》一书。其著对后世影响很大,时人誉之与《山海经》《西京杂记》比美,《古今图书集成》等众多著作,都袭用它的条目或内容,《四库全书》收录其书,并称曰“所记山川物产皆词藻简雅,序次典核,不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下,可称佳本”。[51]其保留的今壮、瑶、侗等世居民族的祭祀、婚恋、音乐、歌舞等珍贵资料,至今被民俗学家珍为拱璧。再如徐霞客的《粤西游日记》(为十卷本《徐霞客游记》卷三上、下,卷四下),是他游历广西时的手记,记录了他对广西岩溶地域系统的考察,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其对石灰岩地貌的外形特征、成因和发育,对钟乳石、石笋、石柱、地下暗河伏流、峡谷等成因及其规律,都做了科学的解释和准确的描述。其记录所用的峰丛、天生桥、石乳、石笋等称谓,成为有关岩溶地貌的学术专用语。《徐霞客游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岩溶地貌并详细考证其成因的书籍,[52]其中的《粤西游日记》为广西岩溶地貌研究提供了丰富难得的资料。日记还记录了他对广西河流水系、矿产资源及气候、植物、动物等自然生态等的考察,也非常具体、生动,得出了许多非常宝贵的科学结论。还记载了广西的城镇村寨、生产生活、经济贸易、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情况,以及明末社会矛盾尖锐、时局动荡、交趾侵扰、土司内讧纷争不休等情况,对认识明代广西社会和历史亦极具资料价值。
除上述三种外,外籍人士记述、研究广西事物、情况的著述还有许多,一些著作虽不以广西为唯一记述对象,但书中有记广西事物、人物专节专章,较多涉及广西事物。这些著述大致可分为四类:记叙明朝官军在广西的重大军事行动(作者大多是亲历事件的重要人物);记广西山川物产、风土民情者;既记广西历史地理、大事要闻,也记风物特产、民情民俗;官员有关广西军政等情况的奏疏集。至今尚存的,有魏濬的《西事珥》《峤南琐记》,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王士性的《广志绎》,马光的《两粤梦游记》,曹学佺的《广西名胜志》,于谦的《南征疏稿》,张瑄的《南征录》,唐顺之的《广右战功录》,郭应聘的《西南纪事》,高岱的《鸿猷录》,韩雍的《平蛮录》,谈恺的《平粤录》,吴文华的《粤西疏稿》《粤西奏议》,叶盛的《两广奏草》,林富的《两广疏略》,刘尧诲等人的《苍梧总督军门志》,杨芳的《殿粤要纂》,王济的《君子堂日询手镜》,张所望的《梧浔杂偑》,《土官底簿》(作者佚名),董传策的《奇游漫记》,谢肇淛的《百粤风土记》,等等。这些著作,对研究广西的历史地理,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有明一代的广西著述,除上面介绍的情况外,还有一点需提及:明代时,广西本土作者著述的数量已超过了外籍作者有关广西的著述的数量——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所载明代广西人著述有140种,而外籍著者有关广西的著述为113种。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广西的学术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已经改变了宋元以前广西人文主弱客强的状况。
最后,对明代广西著述的存佚、收藏情况介绍如下:
明代广西著述绝大多数已散佚不存。如前所述,宋元以前的广西著述,存世者寥寥,可谓屈指可数。著述较多且时代相对较近的明代,情况又怎样呢?——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广西文献损失严重。清康熙间,在广西为官的汪森即指出“粤西迭经兵燹,书籍荡然”。他辑录《粤西通载》时,深感广西文献(特别是桂籍文人诗文文献)流传少,搜求不易。其《粤西通载发凡》中指出,广西明代人才众多,且多才品咸俱之显赫之士(如蒋冕、吕调阳、萧云举,曾居宰辅之位)。但文献的流传情况却令人感叹“求其著作,仅见戴时亮(戴钦)、蒋文定(蒋冕)、李月山(李文凤)、张羽王(张鸣凤)三四种而已”,欲觅其他“位既通显,品多方正”之广西人士的著作集,“索之粤西不得,访之我浙之藏书家亦不得,今间有采者,亦散见之一二耳!”可见其时广西著述文献流传不广,存世不多。至清嘉庆间谢启昆修《广西通志·艺文略》时,则明确载记了其时广西著述的存佚情况,其中的139种明代广西人著述中,载明“未见”的18种,“佚”的达98种,“存”的仅有23种。而外籍著者有关广西的113种著述中,除未载存佚情况的外,载明“未见”的74种,“佚”的7种,“存”的仅有31种。时光荏苒,佚失不存的著述更多。至现代,有1983年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印的《广西历代文人著述馆藏联合目录》,所载存于广西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名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的明代广西文人著述仅有8种,2008年出版的《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于“明代典籍”条目中所载录介绍存世的明代广西著述有51种,其中外籍人士有关广西、涉及广西的著述有43种(含广西方志10种),广西人士著述仅有9种。上述《联合目录》《大百科全书》以及2009年出版的《广西文献名录》所载,去其重复,明代桂人著述所存藏者仅得十数种,分别是蒋冕《湘皋集》及《琼台诗话》、王德贵《青箱集剩》、封良儒《绣江吟草》、吴廷举《春秋繁露祷雨直解》、张翀《浑然子》、戴钦《玉溪存稿》、张鸣凤《桂胜》与《桂故》、李文凤《越峤书》、吕调阳《帝鉴图说》(与张居正合著)、黄献《梧冈琴谱》,袁崇焕《袁崇焕遗稿》,甘东阳修《(万历)太平府志》。可以说,明代广西著述绝大多数已湮没不存。但流传至今的明代桂人著述,当不止以上《联合目录》《广西大百科全书》与《广西文献名录》所载之数(但其数量极少当是事实)。上述广西书目工具及《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未载、存藏于广西以外(外省及境外)收藏机构的桂人著述,还有蒋冕的《琼瑰录》、张翀的《鹤楼集》、戴钦的《鹿原集》、周琦的《东溪日谈录》、张鸣凤的《羽王先生集》、曹学程的《曹侍御忠谏录》、吴廷举的《东湖集》及《(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徐养正的《范运吉传》、王启元的《清署经谈》、吕景蒙的《(嘉靖)颍州志》、龙文光的《乾乾篇》、朱约佶的《观化集》等十数种。[53]其中王启元《清署经谈》为解释、阐明儒家经典的著作。书自明天启间刊行后,数百年鲜有传藏记录,仅见于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朱尊彝《经义考》等书目的著录。直到1931年冬,被学者傅斯年先生发现并收藏,进入现代学者的视野。该书虽然流传很有限,影响有限,但对于研究晚明儒教思想变迁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54]广西各书目工具(如《广西文献名录》《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等)未载,而存藏于广西以外(外省及境外)收藏机构的外省人士有关广西的著述也有一些,如谢肇淛的《百粤风土记》、张所望的《梧浔杂偑》、吴文华的《粤西奏议》、叶盛的《两广奏草》、谈恺的《平粤录》、林富的《两广疏略》、瞿九思的《平府江右江诸僮始末》等。需要说明的是,前述广西各书目已载记存世的明代广西著述,包括桂人著述以及外籍人士有关广西的著述,其明代刻本及传抄本等善本、珍本,多藏于广西以外的文献收藏机构。
三、清代广西著述文献
清代,广西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而迅速发展,典籍文献进入了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有清一代的广西著述蔚为大观,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超越了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不但表现在作者及著述增多,还表现在文献质量的提高。
清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是其著述文献发展的重要条件。有研究者言,到明代和清代初期,广西部分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已基本达到了当时全国的中等水平,清代中期,广西的文化教育更是有了极大的发展,至清晚期,达到封建时代的高峰。这突出地表现在科举上。据统计,清代200余年间,广西士子参加殿试中式进士的有585名,进士人数已由前代占全国进士数的千分之几,上升到2.2%。[55]不仅是一般中进士的人数有了大量增加,且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名列前茅的科举人才数量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广西先后产生了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4名状元,其中陈继昌还是清代仅有的两个“三元及第”中的一个;广西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3.5%,[56]仅次于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四省,位列第五。科举所反映出的清代广西人才之盛,前所未有。可以说,清代是广西人才的鼎盛时期。人才辈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者群体,推动广西学术文化进入了繁荣和大发展的时期,为其时著述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据《广西省述作目录》及《广西近代经籍志》统计,清代广西有著述问世的作者超过600人,他们的著述则超过1500种。作者之众,著作之富,远非前代可比。著述的质量而言,也颇可称许,其中最值得称道、最可提及的是:有清一代,广西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各领域,均产生了有重大影响的、一流的文人学者及其著述,比如:
理学而言,有临桂陈宏谋,被誉为“岭南儒宗”。他辑撰的《五种遗规》,包括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概括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其问世以后,曾一再刊刻,大量印行,广为流布,影响深远。《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中之“中国古代教育内容和方法”一栏的条目,仅有“四书”“五经”等数条,其中就有陈宏谋的《五种遗规》。
史学而言,有全州蒋良骐,著名的宫廷史家。其所著的编年体史料长编《东华录》,记载了清入关前后五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六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之史事,至今仍为史学界研究清前期历史的必读之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称其“对研究清初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57]此书还开创“东华录”史体之先河——继它之后,光绪初又有王先谦仿其体例,续增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成《九朝东华录》。后咸丰、同治、光绪各朝均有东华录编成。
文学而言,有王鹏运及况周颐。二人占据“晚清词坛四家”的半壁江山,各有词集行世。并且,王鹏运费20余年之功,编校成的词集——《四印斋所刻词》,“旁搜博采,精彩绝伦,虽虞山毛氏弗逮也”,堪称近代词集的典范。在此词集的影响下,晚清大规模汇刻、校勘词集、词总集,从此开始且卓有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称“此书的刊刻,对衰微已久的晚清词坛,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58]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此书影印出版。况氏则在词学理论方面贡献尤巨,其所著《蕙风词话》与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被誉为“清末三大词话”,更有人誉之为“千年来之绝作”,[59]《中国大百科全书》称此书“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60]
艺术而言,有石涛,为清初著名画家,与朱耷、渐江、石谿合称“四僧”。其艺术对当时和后世均有极大之影响。他精通画理,所著《苦瓜和尚画语录》,是清代重要的绘画理论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评曰:“此书反对拟古,重视发挥画家个性并实现创作自由的强烈主张,对中国18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山水画甚至整个中国画发生了重大影响。”[61]
清代广西学人及其著述,除了上述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可占一席之地的名家与其不朽名作外,其他许多学人及其著述,亦是可圈可点的。先就数量最多的——其数量占全部著述一半以上的文学类著述,[62]做一些介绍:
有清一代,广西文坛上,作家辈出:其一,清代广西诗坛兴盛,诗人众多。乾隆朝以前有李彬、谢良琦、石涛、陈宏谋等诗人,成就比较高。乾隆至嘉庆,有刘定逌、胡德琳、龙献图、刘映棻、冯敏昌、杨廷理、朱依鲁、黎建三、邓建英、朱依真、李秉礼等比较著名的诗人。嘉庆至咸丰,堪称清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整个广西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大部分的广西著名诗人均出现在这一时期。有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郑献甫、陈继昌、苏时学、况澄、张鹏展、苏宗经、王维新、廖鼎声、周必超等知名的诗人。同治以后,虽然整体的创作成就不如以前,但仍然保持着繁荣景象,也涌现了不少诗人。主要有黄焕中、黄国儒、王敩成、唐国珍、曾鸿粲(文鸿)、于式枚、黄穆清、韦丰华、封祝唐、韦孟绣、赵炳麟、王国梁、苏煜坡、唐景崧、岑春煊等。上述所列,一些已成为当时全国知名诗人。如现代学者钱仲联先生作《道咸诗坛点将录》,仿《水浒传》108将的旧例,列举了道光、咸丰时期全国的108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其中广西籍作者就有朱琦、王拯、郑献甫、龙启瑞、沈溎5位。在全国主要诗人的行列中,同时出现如此多的高水平的广西诗人,这在广西古代文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说明清代广西诗歌创作的整体水平已进入当时全国的先进行列。其二,清代广西词坛繁荣,词人不少——有“海内词坛领袖”谢良琦,有龙启瑞、王拯、苏汝谦“三大中兴词人”,更有“广西词派”作家群——此作家群以王鹏运、况周颐二人为首,主要聚集了刘福姚、邓鸿荃、龙继栋、倪鸿等人,影响甚大,或称“桂派”“粤西词派”。晚清词坛上“粤西词派”声震海内,与“浙、常”二派鼎足而立。其词派的主将王、况二人,占据“晚清词坛四大家”的半壁江山,王氏还位列四大家之首。除上述诸人外,知名词人还有黎建三、朱若炳、周尚文、周必超、郑献甫等。其三,清代广西古文创作也有相当成绩,清初,就有谢良琦、谢济世、陈宏谋、高熊徵、陈仁等,至道咸间,以吕璜为首,成员包括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的“岭西五家”兴起,为“桐城派”中坚,影响甚大。“桐城派”古文大家梅曾亮曾为当时广西古文创作的兴旺而发出感叹:“天下文章,萃于岭西乎?”“天下”二字,就说明了广西作家的影响已超出了广西,波及全国。可以说,有清一代,广西文风丕振,文坛兴盛,文学人才蔚为大观。特别是清中后期,广西文坛更是人才辈出,不同凡响。
清代广西文人文学著述还有两个亮点,颇值一提:
其一,壮族文人文学著述的涌现。清代以前,壮族的文人作品流传不多,更未发现文学性的专集,而在清代,专门的作家和完整的诗集时有所见,改变了过去那种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状况。据《广西省述作目录》《广西近代经籍志》《广西历代文人著述目录》三种目录及《壮族文学古籍举要》等文献统计,清代壮族文人用汉文写作的诗集在40种以上,现仍存于世的也有20余种,且当中不乏有影响的作家及作品。如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有专节论郑献甫,并称其为“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63]在其他章节,黄焕中、韦丰华、谢兰等壮族诗人也给予了较高评价。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第二十六章《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除了专门论述郑献甫,还提到了“在本地区或本民族有较大影响的南方少数民族文人,如壮族的韦丰华、黎申产、凌应梧、谢兰、黄焕中、蒙泉镜、韦陟云、韦麟阁、赵荣正、农实达、曾鸿燊等”。[64]
其二,女性文学著述的涌现。文献所载明代以前(含明)广西妇女作品集仅有一种,即明代桂林张鸣凤(《桂故》的作者)之妻周洁(金陵人)的《云巢集》。清代,则妇女著作(基本是诗集)涌现,见于书目,艺文集,历代广西省、府、县志等各种文献记载的清代广西妇女诗集超过30种,今见存者超过10种。[65]其中陆小姑、张苗泉等人的诗,时人均给予较高的评价,若干地方性或全国性诗选集,都选入她们的诗作。清代广西妇女诗集虽然数量有限(可说屈指可数,所占比例仅为清代桂人著作的2%[66]),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广西闺秀诗人的崛起,打破了男性对诗坛的垄断,她们的出现,为清代广西诗坛、广西文学增添了许多耀眼夺目的异彩。她们的诗作文献,是研究清代广西文学的重要资料。
总之,清代广西文坛兴盛,文人文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作家辈出,作品纷呈,文学著述的数量多质量高,可以“蔚为大观”概言之。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广西文坛,在诗、词及古文上,成就较大,作家及著述的数量与质量均可称道。其他方面,作者及著述文献数量则较有限,可数者有:散曲,有王维新,清代散曲大家——是张炯《中华文学通史》中论其清散曲仅举的两家中的一家,另有研究者称其“不仅堪称南方诸省第一大曲家,而且在全清曲坛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67]所作散曲集《红豆曲》可能是广西唯一现存的散曲作品专集。戏曲,有朱凤森,称得上清嘉庆间有名气的戏曲家,一些专门的戏剧文学史还会提到他,他与能诗通曲的继妻姚氏,曾合著《韫山六种曲》传世。还有唐景崧,被称为“桂剧的第一位剧作家”,所著《看棋亭杂剧》剧本,被誉为“桂剧的第一批剧目”。[68]小说,可说在当时的广西文坛上难觅作家及著作,[69]仅清末何诹的《碎琴楼》较为有名。[70]须知就全国的情况而言,清代“小说的成就超过传统诗文和其他文学样式,在文学领域中占着盟主的位置”。[71]清代广西文学,在传统的文学形式——诗、词、文上,成就巨大,而在清代最具活力的文学形式——小说上,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除此足可称道的文学领域外,清代广西在其他众多的领域,也不乏有影响的作者及著述:理学(经学)方面,有高熊徵、陈宏谋、谢济世、张鹏展及其著述。李任仁先生于《广西历史的认识》中指出:有清一代,广西的理学,可以此4人为代表,而陈宏谋之名望最盛。陈宏谋著有《五种遗规》《大学衍义辑补》等书,几乎支配了自乾隆以来200年间一般家庭及服官人员的思想。清代理学家,无论是程朱派、姚江学派,理论上的造诣,都不能超过宋明,而在躬行实践方面,却远超于宋明,陈宏谋则可以算作代表。高熊徵著《郢雪斋纂稿》,可见其笃实践履之为人。谢济世的著述,在当时曾遭禁毁,所存《梅庄杂著》,为世所推重。张鹏展著《读鉴绎义》一书,就事引申,而折中于六经,亦为世所推重。[72]除以上4人而外,还有蒋励常、卿彬、郑献甫、龙启瑞等人及著述。文字、音韵学,有况祥麟、况澄父子及龙启瑞等人及著述。况祥麟著有《六书管见》,是一部专门研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专著,论析透辟,引证赅博,于历代解《说文》者时有辩驳,多有创见,常发前人之所未发。龙启瑞的音韵学《古韵通说》,则被推为集韵学的大成之作,可想见其价值。史学方面,有雷鸣春、陈钟珂、唐景崇、苏宗经等人及著述。其中唐景崇的《唐书注》,体大思精,成就颇多,惜今见存者只有本纪4册。墨子学,有苏时学,著《墨子刊误》,得近世墨学巨子孙诒让的肯定,孙氏著《墨子间诂》,采录六家之书,苏著即其中之一。画,石涛可谓一流的人物,于前已述。除石涛外,周位庚、李熙垣、李吉寿、罗辰等亦可称道。
可以说,清代是广西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才贤大起,学术大兴。民国间广西本土学者黄华表先生指言:“广西人的学术,实至胜清一代,质量上(并非数量)始足与广东或中原齐驱并驾,如理学、音韵学、史学、墨学、古文、诗、词及画,或止于一二人、一二书,第论其质量,他省实无以胜。”[73]黄华表先生之言,可说是清代广西著述的一大特点,这就是说,从著述的数量上、规模上讲,广西确不能与江浙文化大省比肩,但在理学、音韵学、史学、墨学、古文、诗、词及画等学术领域,有一流的学人及著述,不逊于广东及中原各省。[74]
清代广西学人及其著述,尚可提及的还有一些,比如,龙启瑞的《经籍举要》,是较有影响的推荐性书目,为学界注意。苏时学的学术杂记《爻山笔话》,全书14卷,内容涉及四书五经、先秦两汉诸子、史著、佛道、神话传说、诗词等,运用考据、校勘方法,旁征博引,一一辨识,或考证某些历史人物生平,或指出某部著作的自相矛盾处,或纠正先儒旧注的谬误,大多持之有故,发前人之所未发。其贡献几可与其《墨子刊误》相比。唐景崧的《请缨日记》,为中法战争记事著作,所记多亲身经历、见闻,兼及有关奏折、谕旨与函电,是研究中法战争史的重要参考著作。清末马君武的翻译著作尤需一提:清末,一些广西籍作者及著述开始涉及“新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的著述已有出现;农学、工学、商学等及其他有关经济、社会问题的著述也有一些。成就较大的数桂林马君武,他把一批西方政治、哲学、社会学、经济及自然科学的著作——包括达尔文的《物竞篇》《天择篇》,斯宾塞的《女权篇》《社会学原理》,穆勒的《自由原理》等,译介到中国,硕果累累,在传播西方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方面颇有影响。
清代广西著述文献,以文学著述最多,其次则为地方志书。
在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上,清代是编纂大盛期。总体来说,清代广西方志编纂与全国一样,也进入了鼎盛期。据统计,有清一代,广西编纂志书236部,编纂志书的数量达到了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巅峰。其中通志8部,府志34部,州志53部,厅志4部,县志126部,土司志3部,乡土志8部。不论志书的种类,还是志书的数量,均是前所未有的。存世的清代方志,也是前所未有的——广西方志研究专家雷坚所著《广西方志编纂史》所载存世的清代广西方志多达141部,而明代仅存19部,明以前的则只有1部残本(为《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的《(南宋)建武志》)。清代广西志书种类之富、数量之大,为历代所不及,修志面之广,也前所未有。雷坚于《广西方志编纂史》中指称:清代以前未修志的广西境域内的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许多州县,在清代已修有志书,大体实现了“天下郡县莫不有志”。[75]前面所述,是就广西方志发展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对比来讲的,在这种比较中,可以看出清代广西方志的进步。就全国范围来看,清代广西方志的数量也是可观的——清代广西一省通志即达8种,数量而言,处于全国前列。
清代广西方志,不仅数量可观,质量也可称道——省、府、州、县志中均有堪称志书楷模的善本。其中嘉庆间广西巡抚谢启昆(字良壁,号蕴山)主修的《(嘉庆)广西通志》,俗称“谢志”或“谢通志”,堪称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名作、精品,是一部在中国方志史上有着十分重要地位和影响的省志,自其问世后,以新颖的体例、博洽的内容而享誉全国,深受学者的重视。学者阮元(曾任两广、云贵总督)认为其“载录详明,体例雅赡”,他在以后主编广东和云南《通志》时,“一以‘谢志’体例为本,全师蕴山”。[76]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称它为“省志善本”,梁启超誉其为“省志楷模”,并论曰:“论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77]省志中,除《(嘉庆)广西通志》外,金鉷《(雍正)广西通志》亦可称善。此志以雍正初年李绂所修的《广西通志》为底本,加以增删,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修成并刊刻,计128卷,列45目,以类分有地理、经济、政文、人物、蛮夷、艺文五部分,诸目记述明晰,所记内容比旧志大为丰富,既纵述始末又详今略古,增强了志书的“资治”作用,书中保存的资料甚多,其中关于少数民族的资料弥足珍贵。府志而言,程可则《(康熙)桂林郡志》、甘汝来《(雍正)太平府志》、苏士浚《(乾隆)南宁府志》、胡南藩《(乾隆)浔州府志》、李文琰《庆远府志》、王锦《柳州府志》、吴松龄《梧州府志》、胡醇仁《(嘉庆)平乐府志》、张春《(道光)廉州府志》、英秀《庆远府志》、羊复礼《(光绪)镇安府志》、夏敬颐《浔州府志》等,皆可称道。州志、县志中,也不乏佳作,有《(嘉庆)临桂县志》《(乾隆)全州志》等一批体例完善、资料丰富的志书。其中广西本土著名学者郑献甫主纂的《(同治)象州志》以结构简明、体裁丰富、风格典雅等而备受推崇,曾对清末民国初年广西州县志的编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道光)白山司志》是全国最完整的土司志代表作,开创了广西修纂土司志的先河。此志为道光十年(1830年)王言纪修、朱锦撰,是壮族地区唯一的土司专志,记载该土司的历史沿革、区域范围、里甲划分、官庄役田、民风土俗等情况,是研究土司制度的宝贵资料之一。清代广西还出现了寺庙志,如康熙二十年(1681年)刊刻的《湘山志》和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刊刻的《栖霞寺志》,其中《湘山志》是目前广西流传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寺庙志。总之,清代所修的广西方志数量大大超过了前朝,功绩是以往历朝历代所难以比拟的。
上述广西方志,大部分是由外籍入桂官员主持编修的——志书多为官修,而清代官员实行属籍回避制,府、州、县官多为外省人,故修志一事多以外省旅桂官员牵头,主修、主纂者大多是外省人士。但众多熟悉乡情的本地人士亦参与纂修之事,一些甚至担任主纂。[78]清代广西方志的成就,是外籍与广西本籍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有清一代,旅桂的外籍官员、文人所著的有关广西的著述,除数量可观的地方志书外,其他有关广西的著述也有不少,尤以研究、记述广西地理、历史、民情、风俗、特产等的著述为多,且极具价值。如清初时,即有康熙二年(1663年),江南歙县人闵叙来广西任学道,在职期间,通过实地调查和博览古籍写成《粤述》,记载广西历史沿革、山川、物产、气候、民族习俗、名胜古迹等,书中不仅记载奇风异俗,还以夹叙夹议的手法,订正史实,对研究广西民族历史有参考价值。康熙间,还有浙江平湖人陆祚藩督学广西时撰《粤西偶记》,记载在广西所见所闻之山川、气候、物产、民族风土、怪异等,亦是研究广西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其后,又有江苏沈日霖的《粤西琐记》等。属于此类史地杂记的还有道光间广西布政使张祥河的《粤西笔述》,光绪二年(1876年)北京宛平人杨翰的《粤西得碑记》,光绪间扬州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以及梁鸿勋的《北海杂录》、林德钧的《粤西溪蛮琐记》,钱元昌的《粤西诸蛮图说》等。资料多辑自地方文献或得自实地采访,所记实在、具体,对研究广西地方民族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再有,一些著作,不只是专叙广西,而是涉及两广、西南地区,以至更广的范围,对了解研究广西也极具价值。如陆次云《峒溪纤志》、毛奇龄《蛮司合志》、檀萃《说蛮》,如记两广特产的吴绮《岭南风物记》、吴震方《岭南杂记》。再如南明史料及研究著作,有瞿共美的《粤游见闻》、瞿昌文的《粤行纪事》、华复蠡的《两广纪略》与《明季稗史汇编》、邵廷采的《西南纪事》、顾炎武的《明季三朝野史》、王夫之的《永历实录》等。关于太平天国及广西会党史料与研究著作,除苏凤文(曾任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编撰、刻印成书的专叙广西情况的《堂匪总录》《股匪总录》《平桂纪略》以及《广西昭忠录》诸书外,其他还有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陈坤《粤东剿匪纪略》等诸多著述,对于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广西史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此而外,外籍作者关于广西历史地理等的资料,散见于一些文人的诗文集、杂记笔记等著述中,其中不乏珍贵的史料。如乾隆间赵翼的《檐曝杂记》,其书6卷,其中卷三卷四对粤东、粤西及云南一带民族地区的气候水土、风光胜景、特产珍奇、土司制度、经济生活、婚姻习俗诸方面,多有记录。所记为其耳闻目睹,为他书所未见,对了解、研究广西在内的南方民族地区情况、问题,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79]再如光绪间曾任广西巡抚马丕瑶所著《马中丞遗集》,全书有奏稿、文集、书牍、杂著12卷,其在广西任官较长,故集中奏稿、书牍等涉及广西情况者较多,已有人将其摘抄成《马中丞文集摘抄》。旅桂官员、文人,他们的诗文、笔记等著述文献,虽非专为叙广西而作,但其中涉及较多的广西内容,尤需注意。上述著作,或弥补正式史志著作之不足,或可据以订正正史之误,或为正史著作及其他学科研究提供资料。如有关南明王朝,清王朝官方所修史志中,相关资料有限,研究南明王朝在广西的历史,前述有关南明历史的著述是重要的材料来源。
有清一代,外籍文人关于广西歌谣、诗歌的两种著作——《粤风续九》与《三管诗话》,尤需一提。《粤风续九》是康熙初年河南睢州的吴淇任浔州推官时,与同事、好友搜集整理浔州府各县歌谣的汇编,所录歌瑶,多为情歌,以各自特有的民族语言,反映了粤西民族爱情生活的各方面,如爱慕、追求、思念、失恋、离怨等,歌词大胆直率,质朴真切,极具岭南特色。该书甫一问世,即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极大关注,王士祯、屈大均、朱彝尊等名家都曾对其有所摘录、评论。至乾隆间,被载入《四库全书总目》,但书自四库馆臣著录于“存目”后,竟似忽然消失,不为人见。后世人们所见者有《粤风》,署“罗江李调元辑解”。学界普遍认为《粤风》在《粤风续九》的基础上增补辑解而成,并认为它是“中国第一部地区性民间情歌集”“除具有文学价值外,还是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的研究资料”。[80]其实,《粤风》的全部歌谣都出自《粤风续九》,并且后者仍有刻本存世。《三管诗话》为道光间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所著,全书3卷,共149则,记自汉至清有关广西诗人、诗事的逸闻掌故,多为梁章钜从各种史书、笔记、诗话、随笔著作等中辑录而成,并多有梁氏的考辨、评论等,于研究广西诗歌发展与广西历史文化等极具参考价值,梁超然先生即评曰:“《三管诗话》极具史料参考价值,亦有一定学术价值,为研究广西史文所必备之史籍。”[81]
有清一代,广西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成绩斐然,其形成的著述文献颇值一提。其最要者,是清康熙间旅桂官员汪森编刻的《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粤西丛载》,合称“粤西三载”或“粤西通载”。此书为汪森费10余年,搜阅2000余种资料文献,整理编辑而成,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并得到极高的评价,总纂官纪昀称“其蒐采殊见广备”,“所录碑版题咏之作,多志乘所未备”。[82]世变沧桑,汪森编纂“三载”时所据的大量典籍,今多已失传,故广西文献赖“三载”以存者实多。对于“粤西三载”的价值,有学者言:“时至今日,就研究广西地方各项历史问题而言,在保存原始资料上,在资料的完备充实上,还没有超过它的著作。”[83]除此“粤西三载”外,清代广西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上的重要成果还有:道光间广西巡抚梁章钜编刻的大型诗歌总集——《三管英灵集》(此为第一部官府主持编刻的广西诗集),同治间广西巡抚张凯嵩汇编刊刻的《杉湖十子诗钞》,以及几种桂籍人士搜集整理的文献,即张鹏展辑刻的《峤西诗钞》、唐岳辑刊的《涵通楼师友文钞》、况周颐编纂的《粤西词见》(广西历史上第一部词作总集)、况澄抄编的《粤西胜迹诗钞》、侯绍瀛编刻的《粤西五家文钞》、周嵩年等人编辑的《桂海文澜》等数种。其中张鹏展《峤西诗钞》的编纂刊行,开广西本籍人士整理、编纂广西籍文人文学作品总集的先河,其开创之举,众多的文人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凡例中言:“粤西诗向无汇集,上林张南崧通政始有《峤西诗钞》之刻,征采阅十载而成,创辟之功勤矣!”只是其收录的诗作自明而始,范围不广,“览者犹有未餍于心”,于是梁章钜辑编《三管英灵集》,收录范围自唐而始,较《峤西诗钞》,“蒐罗较广而体例亦加严”。[84]以上外籍及广西本籍学者整理、刊刻之文献,至今犹存,于保存、传播广西文化遗产方面的贡献尤巨。
比较系统整理记录历代广西著述文献的书目是嘉庆年间谢启昆的《广西通志·艺文略》,共计收录广西文献507种,分上下编,上编记述了历代广西人著述246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下编记述历代关于广西的著述共261种,根据文献具体的内容分为传记、事记、地记、杂记、志乘、奏疏、诗文等。
清代广西著述文献的大致情况,除上面介绍的外,值得提及的还有:桂人著述的不平衡性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类别的不平衡性。民国间《广西省述作目录》,将所收录的著述分为10类39目,有研究者依此目录做出统计,得出如下统计数据:全部著述1294种,自然科学类著述只有52种,仅占全部著述的4%。这些著述大多是医案、医集,另有讲述天文、天象的几种。只是到了清光绪末年,才有一些物理学、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数学(几何、代数)等自然科学的著述出现。社会科学类著述中,文学类著述多达800种,占全部著述的62%。而800种文学类著述中,除“丛录及诗文评”32种外,其余768种全部是诗、词、文集及诗文合集。《广西省述作目录》所录桂人著述,虽有遗漏,且其分类抑或有错误,但据该目录的统计,大致反映了清代广西著述学科分布。其二是时间分布的不平衡性。虽然由于资料的不足,无法考证出全部清代广西文人著述产生的时间,但现有的材料,已足以显示出这种不平衡:王德明先生在《论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一文中,说“在清代的所有作家和作品数量中,根据大概的估算,晚清九十年约整个清代作家、作品总数的百分之七十”。[85]须知清代桂人著述中,文学类的著述占60%以上。[86]由此可略约看出清代文人著述时间分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当然是与广西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相关联的。这种数量上的变化,反映了清代广西文化的历史发展。并且,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上,在内容上的发展变化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三是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性。有研究者据《广西省述作目录》《近代广西经籍志》两种书目统计,清代广西籍人士的著述共计1513种,其中桂林籍人士的著述占41%,有616种。[87]从这一统计数据,即可看到清代广西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这种不平衡性及产生的原因,已有学者做了一些研究。[88]
最后,说说清代广西著述文献的存佚。如前所述,流传至今的宋代元代以前的广西著述数量极少,明代广西著述传至今日者也不多。有清一代,广西著述丰富,且距今年代不远,保存至今的又有多少?——仅以清代广西文人著述来看:1983年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印的《广西历代文人著述目录》载有清代广西文人著述1078种,与此目录一同出版的《广西历代文人著述馆藏联合目录》,其所载录的存世的清代广西文人著述仅有260多种。此“著述目录”与“馆藏联合目录”虽搜录不全,但此数据大致反映了清代广西著述文献的存佚情况,由此可知,清代广西著述,绝大多数也已经在历史的风尘中湮没不存了。
自西汉至清末的历代广西著述文献,反映、记录了广西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广西悠久历史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广西文明史的重要资料。我们研究广西,认识广西,回顾广西历史进程,探寻广西历史走向,离不开这些典籍文献。再有,文献乃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历代广西著述文献,反映、记录了广西人民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探究,反映、记录了广西人民的文化创造,反映、记录了广西人民的文化生活状况,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广西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广西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广西文化史、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我们研究广西文化,从而传承、彰显、弘扬广西文化,同样离不开这些著述文献。故而,对历代广西著述文献开展搜集、整理、保存、研究以及利用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郑樵《通志》卷一〇八《陈元传》载陈钦事:“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1572.
[2]赵岐撰,张澍辑《三辅决录》卷二载:“陈钦传《左氏》,远在苍梧。”清道光元年(1821年)二酉堂刻本,第八页B面。
[3]清嘉庆初年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设“艺文略”,著录历代广西著述文献。此为最早系统著录广西著述文献者。该“艺文略”据《后汉书》著录陈钦《陈氏春秋》。
[4]《后汉书》卷三六有《陈元传》,传中称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
[5]今广西梧州市区在汉代称广信县,是当时苍梧郡治所,又是交趾刺史部治所。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设交趾刺史部,总领岭南九郡。东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改交趾刺史部为交州,仍治广信,建安十五年(210年)移治番禺(今广州)。因此,广信是岭南九郡的行政中心,岭南地区的首府。同时,广信也是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学术文化中心,文教发达,人才荟萃。早在先秦时期,汉文化逐渐传入岭南,广西东部得风气之先,文化一直比较发达。后经赵佗的培育,汉武帝以后中央王朝的经营,广信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岭南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学术兴盛,人才辈出。西汉末、东汉初,广信人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代,以经术文章闻名全国,号称“三陈”。成书于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的谢启昆修《广西通志》指出:“汉时陈君父子崛起苍梧,传左氏经学。南方州郡经学之盛,未有先于粤西者……陈君以经师抗疏朝右,邹鲁之士,未能或先。”可知汉时广西经学在南方算是最兴盛的,广信尤称岭南学术中心。屈大均《广东新语》、陈遇夫《正学续》叙述岭南著述源流时,即从陈元、士燮说起。苍梧为岭南学术文化发轫之地,可参看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钟文典、刘硕良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中有关论述。
[6]陈士强.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25.(www.xing528.com)
[7]甘伟珊,周文涛.桂籍历史人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
[8]罗志欢.岭南历史文献[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5.
[9]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22.另可参见阳剑宏《广西地方志考略》,《图书馆界》,1994年第2期。
[10]阳剑宏.广西地方志考略[J].图书馆界.1994(2).
[11]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46-50.
[12]系葛洪将其原著《玉函方》中可供急救并在两广地方实用过的有效单方验方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经梁陶弘景增补改名《补阙肘后百一方》,此后又经金杨用道摘取《证类本草》中的单方作为附方,名《附广肘后方》,即现存《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
[13]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30.
[14]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29.
[15]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51.
[16]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50-62.
[17]广西在历史上开发较晚,民族较多,风俗独特,加以地带不同,气候物产各异,中原人所知甚少,于是视之为奇异之乡。秦汉以降,能够涉足广西的极少数人留有著作传世,但又多出于猎奇心理,失之叙述简略且语言荒诞。早期方志之类虽然也不乏记载,然而由于侧重于政区沿革,其余同样语焉不详。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被视为反映广西全貌的奠基之作,但篇幅及内容不及《岭外代答》。《岭外代答》对广西漕计之赢绌、盐法之利弊、诠选之得失,以及边陲之驻兵、行政、贸易等状况的记载详细明确,足可补充史籍所缺。其“外国门”篇幅最大,涉及20多个国家与地区,反映当时岭南和海外国际交通情况。《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在论及宋元代时期广西典籍时言:“本书不仅是研究广西、广东、海南的古代社会历史地理名著,也是研究东西方古代海上交通史的必备参考书之一。”
[18]阳剑宏.广西地方志考略[J].图书馆界,1994(2).另有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第八节《广西首部通志类方志考》称:据《中国古方志考》记载,宋代广西有3部已佚通志类志书,一为《广西会要》,二为《广西郡邑图志》,三为《广西路图经》。
[19]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50-62.
[20]宋高宗赵构即位,建立南宋政权,令有司招诱农民归业,归业者振货之,蠲欠租,免耕牛税。
[21]笔者注:《巽说》只散文一篇,且已入《镡津集》内,故无特别列举为著述之必要。
[22]《湘山事状全集》,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滕晖募刻本,《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一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藏浙江临海市博物馆。
[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1313.
[24]3种著述分别是:容县封盛甫《容州人材记》,归入史部;兴安唐朝《心法纂图》,入子部;兴业陈国质《节庵集》,入集部。三位作者均于《广西通志》之《列传》中有传。
[25]《道园学古录》全书50卷,初刊于至正元年(1341年),今存明景泰七年(1456年)刊本,《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均收有《道园学古录》一书。
[26]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72.
[27]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72.
[28]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72.
[29]苏时学.宝墨楼诗册[M].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卷七第七页.
[30]至今尚存的唐代曹邺的《曹祠部集》、宋代蒋擢的《湘山事状》,《广西大百科全书》并未以单独条目的形式加以载录介绍,汉代牟子的《理惑论》则载入民国典籍条目《牟子丛残》介绍。
[31]《南越志》,早期岭南风物志,南朝宋沈怀远著,宋、元之际已亡。今有《说郛》《五朝小说》《汉唐地理书钞》及《汉唐方志辑佚》等辑佚本。其中200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骆伟、骆廷《岭南古代方志辑佚》辑本,系从《后汉书》《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17种书中,辑出佚文200余条,是辑录《南越志》佚文较多的辑本。
[32]建武军,唐置,领桂管、龚、象、藤、岩等州,宋因之,元废。治邕州,在今南宁市。管、军作为军政区唐代已在广西设置,但未修志,宋代时编纂管志军志属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之《(南宋)建武志》,约1.6万字,分量较大,记载了绍兴至淳熙间邕州买马司的官制沿革,建武军的军额和庙军、土军的建制,迁隆寨、横山寨、永平寨的赋税等,都是难得一见的史料。不论从志书的珍稀性来说,还是从史料的珍贵性来说,都具有重要价值。
[33]钟文典.广西通史(第一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396.
[34]李维桢.南都吟序[M]//汪森辑编.粤西通载(第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126-127.
[35]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419.
[36]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419.
[37]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425.
[38]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424.
[39]《羽王先生集略》为张鸣凤诗文集的节略本,张鸣凤之孙超拨辑编,6卷(卷一为诗歌,卷二为文,卷三为《漕书八论》,卷四为《西迁注》,卷五为《桂胜集》,卷六为《桂故集》),清康熙九年(1670年)刻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40]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637-638.
[41]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638.
[42]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423.
[43]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422.
[44]今收录袁崇焕诗文较全的有1984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袁崇焕资料集录》,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崇焕集》等。
[45]今有彭子龙《广西历代经籍志(汉—明)》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著录明代桂人著述178种,其中经部20种,史部33种,子部37种,集部88种。
[46]钟文典,刘硕良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160-164.
[47]雷坚.明代广西地方志一览表[M].广西方志编纂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84-87.
[48]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77.
[49]雷坚.明代广西地方志一览表[M].广西方志编纂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84-87.
[50]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2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604.
[51]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338.
[52]蔡践,王爱民.中华人文知识全书[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13.
[53]除龙文光《乾乾篇》、朱约佶《观化集》两种外,其余各种,详见蒋莉辉等《明代桂人稀见本补录》,《广西地方志》,2014年第1期。注:蒋冕、张翀等全部著者介绍均可见《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
[54]陈受颐先生于《三百年前的建立孔教论:跋王启元的〈清署经谈〉》一文(发表于1936年3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即指出:《清署经谈》是一本卫道的书,主张糅合政教建立理想的新儒家的宗教。本来中国士夫著书立说来卫道护教,并没有什么可异之处,而该书与普通卫道书相不同,一是思想自成系统,二是它在晚明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成书。陈先生还指出:纯以儒家宗教思想立场,去跟西教争辩而自成一家的,就怕只有王启元了。
[55]吕余生.桂北文化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174.
[56]吕余生.桂北文化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174.
[57]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180.
[5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765.
[59]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J].暨大文学院集刊,1931(2).
[6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360.
[6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美术》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402.
[62]据民国间《广西省述作目录》附录之“作品时代比较”表,清代广西著述1398种,其中“文学”一类达803种。
[63]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09.
[64]张烔.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751.
[65]吕立忠,曾冉波.清代广西妇女著作初探[M].广西地方志,2004(5).
[66]吕立忠,曾冉波.清代广西妇女著作初探[M].广西地方志,2004(5).
[67]黄蝶红.论王维新的散曲[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68]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543.
[69]民国间《广西省述作目录》所录800种文学类著述中,除“丛录及诗文评”32种外,其余768种按文体分为诗、词、文集及诗文合集多达764种,戏曲仅有龙继栋的《侠女记》《烈女记》及朱依真的《吊柳杂剧》共3种,小说记有1种且为误记(所记为雷春鸣著《桂林田海志》,全书记述1628—1677年间桂林发生的军事政治事件,实为明末清初桂林地方史料)。应该说,一些作家虽有作品,但并未有小说作品集。
[70]《碎琴楼》,言情小说,计34章,最早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二十五日至1912年6月载《东方杂志》第八卷1至12号,191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单行本,后多次重印。
[7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40.
[72]李任仁《广西历史的认识》一文,见《广西文献》1948年创刊号,另可见漓江出版社1997年出版之《桂林文史资料·第35辑·李任仁诗文选》。
[73]黄华表.广西文献概述[J].建设研究,1941,4(5).另注:李任仁先生于1948年《广西文献》创刊号之《广西历史的认识》一文中,表达了与黄华表相同的观点,他说:“广西学术著作的发展至有清一代,始蔚为大观。其中如理学、音韵、史学、墨学、古文诗词、书画等,均有可观,论其质量,他省实无以胜。”
[74]清代广西学人与作品,从数量上讲,相对前代而言,有明显的增长。但与全国文化大省相较,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以词为例:有清一代,270余年间,词坛风起云涌,人才济济,其作家之众、作品之多,远远超出前代。叶恭绰《全清词钞》录清代词3196人(实际数字当不止于此)。以地域言,江苏得2009人,浙江1248人,广东144人,广西仅32人。从数量上说,粤西词家不特与苏浙相比,望尘莫及,即与邻近的粤东相比,亦相差甚远。但是,以派而论,清词就其大者而言,则有浙西派、常州派、粤西派;粤西人数虽少,却可与浙、常鼎足而三!诚如黄华表先生所言:数量有限,但在有限的数量中,有足可称道的数一流的、有影响的学人、著述,可说是清代广西文化学术的一大特点,也是清代广西文献的一大特点。
[75]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122.
[76]金恩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2002:1358.
[77]金恩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2002:1358.
[78]据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中“广西地方志主要修纂人一览表”统计,320名主要修纂人中,广西籍有98名。
[79]清人王锈祺辑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即把其中赵翼所写关于广西、云南和广东的文字另外辑出,收入第七帙,名为《粤滇杂记》。
[80]《粤风》条目:第27册[M].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425.
[81]梁超然.序[M]//梁章钜撰,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8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5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
[83]黄盛陆.粤西文载校点前言[M].粤西文载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84]《三管英灵集凡例》,梁章钜编《三管英灵集》,道光间刻本。
[85]王德明.论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J].南方文坛,2007(4).
[86]吕立忠.清代广西文人著述初探[J].广西社会科学,2009(2).
[87]胡桂荣,吴菲.从广西人士古籍著述状况剖析“桂北文化”[M].桂北文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88]研究可见:胡大雷,何林夏.我们对粤西文化研究的几点认识[M].粤西文化与中华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滕兰花.清代广西进士分布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M].广西民族研究,2007(2).吕立忠.清代广西文人著述初探[M].广西社会科学,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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