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的兴起：王阳明的良知之学

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仍是儒家思想为主体。朱元璋尊崇儒家思想的实际内容，主要是程朱理学。明代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如《四书集注》）为立论依据。这样固然提高了理学的地位，致使程朱理学风靡一时，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但另一方面，物极必反，这种儒学官学化的过程，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因为任何思想一旦定于一尊，都势必导致其活力的减弱和式微。

到明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人们开始崇尚奢靡，公开追求物质享受。社会上要求摆脱儒家思想传统的束缚，要求个人意志自由展开的思潮油然而生，儒家的伦理道理与现实社会开始发生严重的冲突。

当时程朱理学虽然势力强大，深得官方的青睐，但由于其思想体系本身已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思想方法的支离破碎的特征，更使为数众多焦灼于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对其失望和望而生畏。于是便有陈献章、王守仁的理学革命，希望把个人的思想从圣贤经书中解放出来。陈献章的“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主张，开自由思想的先声。随后，更有著名的王守仁“心学”及泰州学派。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二十八岁中进士。曾筑室阳明洞中攻读、讲学，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历任兵部主事、南赣巡抚，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其任南赣巡抚期间，为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立下汗马功劳。

王阳明像

王守仁深受南宋陆九渊心学理论的影响，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创立良知之学。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人的意念指到哪里，哪里便产生物；人心想到什么，什么就是物。他还提出，“心外无理”。事物的“理”，不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良知”就是“人心”，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皆有”的。良知即是天理，要认识“理”，即所谓“致良知”，则要通过心中去体认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与此相关联的，他强调“知行合一”，认为知与行都归结于心，他反对在心外去求理，而讲求知行合一于心中。

王守仁心学的最可贵之处，是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同时，王守仁也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认为由于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来物的“昏蔽”，人们才会有不善的思想和行动。因此，他竭力主张“去人欲，存天理”，达到最大限度的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个人道德完善后，才会有社会道德的完善。[84]

这实际上是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熹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www.xing528.com)

王门弟子王艮，把王学的主张进一步加以引申和发展，创立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0），字汝止，号心斋，人称心斋先生。他出身盐商家庭，曾拜王守仁为师，习王学。他强调“悟性”，宣扬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他继承了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并把它发展为“复初说”。他认为，要治理天下，首先要端“本”，要搞好个人的道德修养，即所谓“诚其心”，实际上是修其身。他认为天下动乱不安，是由于“身”不正，因此，做学问的目的就在于明白“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的道理。因此，人们要自觉地用“良知”来支配自己的行动。与王守仁相较，王艮更加重视社会实践，王守仁之后，王学之能够发扬光大，王艮功不可没。[85]

如果说泰州学派是王学左派，那么李贽便是王学左派中更加激进的一员，被人们称为泰州后学中“异端之尤”。

李贽（1527—1602），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笃吾、温陵居士、百泉居士，泉州晋江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历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等职，五十一岁时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任期未满就力辞而去，到湖广麻城龙湖芝佛院隐居著书，写出了震动一时的《焚书》、《续焚书》和《藏书》。

李贽像

李贽的叛逆性格主要体现在对宋明理学正统的批判上。他从阳明心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竭力反对宋明理学家的道德说教和神秘主义。他在其著述中，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正统观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言必称孔子，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社会现象，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假借圣人的语言以治人的把戏，他称这些理学家为假道学。强调为社稷民生着想、关心百姓生活才是“真道学”，并提倡个性自由的主张。他反对纲常名教及其具体化的“礼”，认为这种“礼”是外加的，人为的，实际上是“非礼”。而真正的“礼”应该是出于自然，摈弃一切规范，完全自由自在。

但这些观点被当时统治者视为“淫僧异道”、离经叛道之语，是当权者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龙湖芝佛院被拆毁，李贽也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万历三十年（1602），七十六岁的李贽在狱中自刎而死。[86]

李贽异端思想的出现，意味着宋明理学的式微，也意味着陆王心学同样无法解救现实社会的危机。然而在没有新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作凭借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家们的思考只能在旧有的范围内打转。中国思想界期待着新的思想资源的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