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的西学东渐对明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明代是早期的“西学东渐”的发展时期。西学东渐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据统计，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考者约五百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

利玛窦像（游文辉绘，1610年）

利玛窦早年加入耶稣会，曾接受赴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他把传教与中国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益儒、补儒和趋儒，尽量将西方基督之学以中国化的形式，让中国民众接受。他在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在广东端州、韶州先后滞留十五年，埋头钻研儒家经典，曾一度剃去头发，穿上僧服，后又脱去僧服，换上儒装。后来他得到了在北京居留与传教的默许。

利玛窦与徐光启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最后死于北京，并成为第一个受皇帝批准而安葬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据统计，自利玛窦1583年在肇庆招收第一个信徒开始，到1603年受他施洗的信徒就达五百人，到1608年为两千人，到他逝世的1610年，这二十七年间，经他受洗的信徒已达二千五百人。通过其他传教士受洗的全国的信徒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当时有名的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等人。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天主教信仰，不可否认具有宗教方面的原因，然而如果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来考察，则可看到这种信仰的转变与儒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利玛窦注意调和天主教与儒学的矛盾。他把中国自古崇拜的天神“上帝”与圣经中的“天主”等同；把天主教蔑弃现世物质利益、追求永恒天国，与儒学“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同。并对中国的祭天、祭祖、祭孔等传统持宽容态度，允许天主教徒家中保留祖宗牌位。这一切都赢得士大夫们的好感，从而风靡追随。

利玛窦以及其他早期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传递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尊敬，他们真诚地希望能从与中国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使欧洲文明在东土获得更大的推介。尤其是利玛窦，作为第一个真正掌握中国语文的传教士，他对中国的古典文明进行过相当深入的钻研，对孔子的哲学表示极为钦佩。他把孔子及《四书》、《五经》热情地介绍给西方人，明确指出如果西方人批判地研究孔子那些被载入史册的言行，就不得不承认孔子可以和任何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要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利玛窦对孔子及儒学的尊重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某种社会文化心态。(www.xing528.com)

除了将中国的儒家学说介绍西传、将西方的宗教传入中国外，利玛窦在把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万历三十五年（1607），他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半部。欧几里得是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是希腊古典时期数学成就的总结性著作。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翻译的《几何原本》共六卷，涉及三角形、线、圆、圆内外形、比例等，每卷都有定义、公理、作图公法，这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学著作。人们普遍认为，《几何原本》的价值超出了几何学本身，它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真正代表科学理论的教科书。

后来，利玛窦又与李之藻合作，编译了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同文算指》。《同文算指》主要根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数学家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系统介绍了欧洲笔算，贡献与影响巨大，被认为其收效不亚于《几何原本》。

这些著作不仅把欧洲数学介绍到中国来，还为我国近代数学的科学名词规范奠定了基础。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角、三角形、四边形等，都由此使用并确定下来，对我国数学的发展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徐光启还和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利》，介绍了十七世纪初西方水力学原理和新式提水工具；进士王征与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编译了西方机械工程学专著《远西奇器图说》，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传教士曾多次回欧洲募集图书。1614年，耶稣会士金尼阁返回罗马教廷述职时，成功地募集到由教皇保罗五世捐赠的五百多册书，加上他与同伴邓玉函在欧洲各国收集到的图书，总数达七千多册。这批图书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不少被译成中文，向中国人民介绍宣传西方科技与文化，在早期的西学东渐中发挥了重大影响。[83]

早期的西学东渐，为中国人打开了窥视西方的窗户，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