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政权的兴衰及李自成的命运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率军攻城略地直逼北京。同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

当李自成进入北京时，明政府在京官僚大约有二三千人，他们大多持观望态度。李自成进京后，下令接管政府各衙门，并严肃军纪，号称“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并四处张贴告示：“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这些措施甚得民心，京城百姓夹道欢迎大顺军入城，社会秩序安定。当时，江南还有五十万明军，关外又有清军虎视眈眈，形势不容乐观。但进京后的大顺政权，很快便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变化。

首先，随着军事上的迅速胜利，占领北京以后，李自成的麻痹轻敌思想进一步暴露出来。当时他身边的军队总数大约有十万人，受封侯爵的大将有刘宗敏、李过、刘芳亮、张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过来的军队，兵力也还可观。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将张天琳镇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将马重僖为节度使，但是惟独在京东山海关一带没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将去镇守，在某种程度上，对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掉以轻心。几十万大军屯驻北京，既不积极布防，也不安排下一步的征战。对于屯兵山海关的吴三桂更是抱有幻想，只派降将唐通持吴三桂父亲吴襄的信，以及金银绢帛和侯爵封号前去招抚。与此同时，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如刘宗敏、李过等人，开始忙于贪图享受，他们搬进明贵戚勋臣的华丽府第，过起了饮酒行乐的生活。牛金星则八抬大轿遍访同乡，大宴宾朋，俨然太平宰相模样。全国局势未定，他们却已开始将生死攸关的军事任务置之不顾。

李自成大顺政权所铸铜印

义军中也缺乏有远见卓识的人物，许多人身上的小农局限性—稍富即安、目光短浅等弱点，也都显露无遗，许多士兵腰缠金银珠宝，打算富贵还乡。大将刘宗敏则热衷于拷打明官追赃，甚至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成为后来吴三桂降清的导火索。加上李自成本人的一些过激政策，如“比饷镇抚司”的设立，也导致了大顺政权在北京统治基础的削弱。

“比饷镇抚司”是李自成农民军在北京设立的对明朝贵戚大臣实行“追赃助饷”的机构，由刘宗敏、李过、李牟主持，用暴力逼迫明朝贵族大臣、贪官污吏交出剥削来的金银财宝，充作军饷。李自成提出“各官罪甚者杀之”，“贪鄙多赃者刑之”，规定了镇反和追赃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下令三品以上的明官员一律不得留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即便四品以下官员也要主动捐银助饷。据称大顺军逮捕明勋戚、大臣、文武百官八百余人，押至刘宗敏、李过等处，审讯追赃助饷，还处决了明勋卫武职官五百余人，这对明朝旧臣及皇亲国戚是毁灭性打击。这些过激政策，使得当初曾持观望态度的大批明朝旧臣，站到了义军的对立面。(www.xing528.com)

追赃助饷是大顺军的一贯政策，因为对百姓免税，就要对豪绅地主征财，这对在战时争取大量民众的支持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且它客观上也解决了大顺军相当一部分的军需。但入城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包括李自成本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及时调整统治政策，自然要行不通。

一方面是大敌仍然当前，另一方面则是义军斗志的削弱。此消彼长，当起义军面对吴三桂与清军的联手攻击时，其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驻守山海关将领吴三桂交战。吴三桂降于清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李自成逃到京城。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基称帝。四月三十日，农民军入京仅仅四十二天后，就不得不撤离北京。撤离前，李自成怒杀吴三桂家大小三十余口，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兵进入北京。

撤离北京后，李自成部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枉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顺治二年（1645），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避战，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未成。四月，李自成军入武昌，但被清军击溃。后到湖北九宫山的时候，遭当地地方武装袭击，李自成身亡，大顺政权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