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明王朝的亡国悲剧：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及万历新政的失败

用“生于末世运偏消”来形容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的命运，似乎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为人清高自负，继位后亲政勤政，一心想要扭转明王朝急转直下的颓势。怎奈他的前辈留下的实在是一个难以拯救的烂摊子，朱由检即位之时，明王朝已是内外交困了。他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更要面对前朝留下的颓靡政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是其处境最生动的写照；而“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之感叹，透露了其内心的焦虑与拨乱反正、中兴大明王朝的愿望。为此，他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

然而，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绝不是明察苛求所能奏效的。正因为朱由检求治心切，对臣下要求有时近乎苛刻，也就必然造成臣下终日畏怵，畏首畏尾，而最终陷入皇上一人独劳、“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的困局。崇祯时期朝政的一大特色，便是深得朱由检宠信并居相位达八年之久的温体仁，推行没有阉党的阉党路线，形成耐人寻味的崇祯“遭瘟”现象，“体仁以告讦见知于上，结党之说深启圣疑，攻者愈力，而圣疑愈坚矣”。这种局面使得朱由检希望禁绝朋党的急切期望化作泡影，在强大的惯性带动下，整个崇祯朝党争从未间断。从温体仁攻讦钱谦益事件，到由袁崇焕之狱引发的钱龙锡案，及至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各种政治纷争与权力争夺，演化成一幕又一幕的乌烟瘴气的党争。朱由检也不禁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伐异，便己肥家！”致使“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说党争是导致明亡的一个原因，是毫不为过的。无谓的内耗争斗，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能力，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与内政危机，使得明政府面对着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自乱阵脚，力不从心。

以边防而言，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受牵连。熊廷弼遭“阉党”诬陷，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孙承宗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同时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朱由检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要把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当时，朝廷大臣中也多有为袁崇焕鸣冤者，只是惮于皇上震怒，而未敢轻易进谏。但是，朝廷中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阉党余孽上蹿下跳，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使事情越来越复杂化，以致无法收拾。为了达到个人或一己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更把国家社会利益丢诸脑后，这是明末党争最典型的特点。如果当时朝廷内外能够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又何至于到此地步？对朱由检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81]

朝臣内部的尔虞我诈直接削弱了明政府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力量，当内地民变危机日呈燎原之势时，以温体仁为首的朝臣仍然无动于衷，醉心于党派争斗，从内阁到六部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听任局势日益恶化。

至此，明政府丧失了全面掌控内外局面的能力。面对日益严重的民变危机，在抚与剿之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局势，在对清朝和与战之间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最后，当陈新甲因承担和谈投降之罪名而被法办之后，明政府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危机。(www.xing528.com)

明末农民起义攻占北京（17世纪法国绘画）

《崇祯帝自缢图》（17世纪法国绘画）

虽然晚明时期开始的全球化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开始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对统治者来说，“一切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中华帝国的老传统。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间，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忙于窝里斗，而且斗得不可开交，听任腐朽的政治极大地消耗国力，使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逐渐丧失。最后，在东北崛起的满洲铁骑和内地农民起义的双重夹击下，明朝廷最终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之中，走到了其历史尽头。因此，明亡的祸根，实在是历久弥深，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明朝的生命力早已在人与人之间无尽的内耗中厮杀殆尽了，至崇祯时，已是“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这也是招致明王朝亡国悲剧的深刻内涵。

晚明社会的历史变迁更直观、更形象地展示了传统政治体制的种种恶果。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的诸种弊端，到了晚明时期已是腐败毕呈，沉疴难起。从张居正所倡导的万历新政因“政以人举又以人亡”的失败，到崇祯衷心勤政却不明政理的悲剧，他们殚精竭虑，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仍不堪重负，筋疲力尽地倒下，而无力改变明朝衰亡的命运。这也昭示人们，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所谓的经济繁荣是多么地不堪一击，而诸多个体的努力又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与体制保护，再繁华的经济大厦也是非常容易倾覆的。晚明时局的历史变迁表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治理效率与应变能力，实在已无力支撑与掌控明朝历史的大变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