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末世危机，新顺政权崛起

当万历朝富庶的光环渐渐退去之时，明王朝开始了其不可挽回的末世之路。经过万历、天启时期的挥霍，至朱由检接手时，明政府财政紧缺，军队腐败，外有后金窥视，内有农民起义，可谓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几十年党争的影响，政府各部门已然是帮派林立，明争暗斗，做事推诿，贪污成风。整个政府机构，犹如一架长满了锈斑、不堪运转的庞大机器，已难以启动，更谈不上高效运转了。

面对这种情况，崇祯帝朱由检心急如焚，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改变这种局面，急躁情绪油然而生。作为年轻的皇帝，毕竟缺少政治经验，在处理许多棘手的问题时，不免急功近利，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越搞越糟。曾有臣下上奏，认为他做事操之太急，但朱由检却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去。他自己能够做到严于律己，同时希望臣下也能同样做到。但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于是问题越来越多，焦虑失望之余，他又迁怒于文武百官，责备他们不能恪尽职守，于是出现了严厉惩处文武百官的“重典绳下”的局面。他认为用人不当，便频繁换人，诛杀朝官。据统计，崇祯一朝十七年，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内阁大学士前后任用五十人，还有七名总督被杀。

“重典绳下”的直接后果便是导致了君臣之间开始离心离德。朝中大小臣僚因“功令太严，（皇上）恩威莫测”，深恐一不小心，触犯龙颜，性命不保，故而不敢出头做事，敢于犯颜直谏的人越来越少。这使得朱由检身上的缺点不仅得不到克服，反而越来越严重。随着朝政中的问题越来越多，朱由检对朝中的文武百官也越来越不信任，君臣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重典绳下”的政策，没有带来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丝毫好转。这时的明王朝实际上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了。当时朝臣之间的门户之争依旧存在，朋党之争依然不息。崇祯对士大夫的门户之争采取坚决禁止的态度，规定：凡已颁示天下的“钦定逆案”，不许翻案；并严禁臣下互相党附，分门别派。但收效并不明显，其中最著名的则有复社与阉党残余之争。[80]

明兵部报告“开城款迎”农民军的行稿

复社的创始人是太仓人张溥和张采。它原是一个以文会友的文人社团，是一个生员的结社，其成员绝大多数是为了争取科举考试合格，才来入社的。张溥、张采以“光复古学，务为有用”为宗旨，标榜新学，追求经世之学。这样，不可避免地像东林党人一样，触及时事，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后来，它的规模几经扩大，包括了江南地区好多社团。当时许多东林被难遗孤如周顺昌之子周茂兰、黄尊素之子黄宗羲等都是复社成员。从人员组成及复社宗旨来看，复社中多为正直的士人，并有强烈的为民着想的民本思想。但是，复社在同阉党残余的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厚的门户之争的色彩。士大夫之间的门户之争实已成为崇祯时期政治黑暗的痼疾。

明政府已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一方面，山海关外的清兵正虎视眈眈地窥探中原，时刻都有越过长城边隘、进逼北京的危险；另一方面，关内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明王朝实已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此时的朱由检，纵然是竭尽全力，也是无力回天了。

李自成在河南取得战略优势后，便移师南下，进军湖广。崇祯十五年（1642）冬，李自成攻下湖广重镇襄阳。第二年一月，又攻下承天，李自成被推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发表檄文，历数明朝昏主罪恶，宣布“兴仁义之师”，剿兵安民。同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创立了新顺政权。

新顺政权建立后，李自成决定进取北京，推翻明朝。他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制订了先取关中作为基地、然后经山西攻取北京的作战计划。(www.xing528.com)

明代《坤舆万国全图》（引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明政府派陕西总督孙传庭领兵阻击李自成。依孙传庭的计划，原打算先守后战，这不失为稳妥可行之计。但崇祯一心想迅速剿灭农民军，一再催促孙出战。当两军对峙时，连日阴雨，明军粮运不济，又被李自成派人截获，从而使明军军心动摇，被李自成打得大败。明军死伤四万余人，丢弃辎重数十万件。李自成乘胜追击，十月，攻破潼关，击毙孙传庭，占领了西安。经过这一战役，明政府再也无力阻挡李自成的胜利进军了。

崇祯十六年（1643）地租簿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并任命大学士以下官员，开科取士，以进一步完备大顺中央政府机构，正式表明要取明朝而代之，并兵分两路合击北京。同年二月，李自成率部渡过黄河，攻克太原；接着又连下大同、宣府，夺取居庸关、昌平，一路上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大军逼近北京城。一路上，大顺军纪律严明，宣布“蠲免钱粮”，或“五年不征”，或“三年不上税”，并提出“平买平卖”口号，实行公平交易，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

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称帝，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西”。明朝廷内外的官员们，平素里党争立派时，个个能言善辩，互不相让。而如今在这国难当头、需要承担责任的关键时刻，却都推诿不决，使明廷一次次地贻误了战机。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走投无路，在紫禁城北面煤山（景山）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临终前他在衣服上写下遗诏：“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并自去冠冕，以发覆面。

张献忠大西政权所铸铜印

至此，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由检在位十七年，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虽然出现过转机，终未能成功。在内忧与外患的两面夹击下，最终无奈地上演了一出“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