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攘外安内的两难抉择

朱由检继位之时，正值明政府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一方面，东北边境危机不断。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正式宣告与明廷为敌。皇太极继位后，不时率兵越过长城关隘，进逼北京，虎视中原。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后金军突破喜峰口，从明朝守备薄弱的西北边关乘虚而入，兵临北京城下，给京师带来一片惊慌，大白天也宣布戒严；崇祯九年（1636）四月，皇太极建立了清朝。同年六月，清军又一次从喜峰口突入内地，大肆劫掠，京师再一次戒严。满洲虎此时似乎已是“羽翼丰满”，随时要将明王朝一举吞没。另一方面，崇祯初年开始，中原内地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席卷大半个中国。崇祯八年（1635）十月，甚至一度将凤阳明朝帝王祖陵焚毁，大有将明王朝摧而毁之之势，因此，在整个崇祯朝的十多年中，明政府始终要面对攘外与安内的选择。[79]

《榜葛剌进麒麟图》（原图为明沈度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榜葛剌即今孟加拉。

崇祯十年（1637）三月，崇祯起用了前任宣大总督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清兵数次入关所带来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孰轻孰重，是在战略决策时无法回避的问题。经过仔细的权衡比较，杨嗣昌的结论是：边境烽火出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而流寇祸乱出自腹心之内，“中之甚深”。两者相较，深者更不可忽视。于是，他向崇祯提出了“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的治军方略，并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主要内容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起义军主要活动区为“四正”，派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派六巡抚“分防而协剿”；四正六隅合成“十面网”，再命总督、总理二大臣，统一指挥，随农民军活动方向“专征讨”。杨嗣昌还推荐熊文灿任兵部尚书，执行他的军事计划。从明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似乎也是唯一可取的战略方针。

西洋国人献狮子（《皇都积胜图》局部），中国与西洋诸国交往频繁，互派使臣，互赠方物，此为描绘西洋国人献狮子的场景。

在崇祯的大力支持下，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崇祯十年（1637）至十一年（1638）间，熊文灿在湖广大力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农民军一度受挫。除李自成梓潼失利外，其他农民军也遭到败绩。崇祯十一年四月，张献忠也在谷城受抚于熊文灿。至此，对明政府而言，“内乱”之祸似乎有望解除。与此同时，明政府向东北的后金方面尝试议和事宜，欲以和议换回边境三年平静，但因皇太极要价太高而未成。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在京畿、河北、山东等地抢掠达半年之久，攻下州县七十余城。崇祯下令征调洪承畴、孙传庭等人前往解围，从而使中原“安内”战场的兵力陷于空虚状态。(www.xing528.com)

崇祯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始终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他把卢象升从中原五省总理调任宣大总督已属失策，时隔两年，又把威震陕豫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调往北方边防线，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十面张网”战略功亏一篑。关键在于其对“安内”形势判断失误，他把李自成息马商雒山、张献忠等人的伪降谷城，看作内乱已经平定。实则农民军乘中原空虚之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李自成由商雒山挺进河南，张献忠的谷城再起，也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的彻底失败。崇祯恼羞成怒，逮杀了力主招抚的兵部尚书熊文灿，并于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下令杨嗣昌代替总督熊文灿，前往湖广督师。但这时形势已难以逆转。洪承畴驻扎山海关，孙传庭因党争而下狱，杨嗣昌一人孤掌难鸣，最终心力交瘁，畏罪自杀。此时，崇祯除了叹息之外，已经是束手无策了。

在攘外方面，蓟辽总督洪承畴奉旨率十三万精兵，于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出山海关，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本拟打一场持久战，无奈形势逼人，只好违背初衷，力求速战速决，结果导致全线惨败，宁锦防线尽失，宁远成为关外孤城。

此时，明政府又想到了与清议和。平心而论，在当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如能与清议和以求得一时的安宁，也不失为明政府的权宜之计。没料想事情泄漏，舆论哗然，朝臣们在对内“剿贼”问题上立场一致，也同样不能容忍外族的入侵。此时此刻，谁都不愿、也不敢背负“和谈—投降—民族罪人”的包袱。最终，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承担和谈之罪名而被处死。

平心而论，陈新甲在中原战场与辽东战场的战略决策中确有重大失误，但不足以构成死罪，真正置他于死地的是遵旨议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崇祯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媾和，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一些不了解全局又不明真相的大臣死抱住所谓大义不放，用传统政治伦理来否定媾和，使颇有政治主见的崇祯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只能怯懦地退缩。经过此番波澜，明廷内部包括崇祯在内，再也不敢尝试与清和谈一事。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崇祯已无牌可打，清兵入关也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