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陕西边军与起义军合作

明朝后期，吏治败坏，朝政腐败，边境不宁。这时，明初实行的卫所制度早已破坏，军队主要靠兵饷维持。但中央政府拨发边军的饷银，未出京城就要被扣掉十分之三，落入贪官污吏私人腰包。随着边境战事的日益紧张，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政府财政赤字也越来越大。为弥补财政亏空，明万历末年，政府加征“辽饷”；到崇祯年间，为镇压境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又增征“剿饷”和“练饷”。“三饷”合征，比国家正赋还要多二百多万两。与此同时，由于各级政府的腐败无能，各地水利长期失修，灾荒颇繁，百姓不堪重负，叫苦不迭。特别是陕西地区，饥荒尤为严重，出现了大量饥民。他们无以为生，而贪得无厌的地方官却一点也不肯减轻赋税。众多的饥民便不得不“相聚为盗”。这是僻处西北的陕西成为明末农民大起义首发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末农民起义形势图

另外，陕西是明朝在西北地区的边防要地，其附近设有延绥、宁夏、固原等边镇，驻有大量的军队。但明朝末年，随着政府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和朝中文武官员的腐败，拖欠克扣军饷的现象日益严重，使士兵们的日常生活难以维持，这也成为他们日后加入到农民军队伍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末农民起义军中，贫困的边军正是与饥民并肩作战的重要力量。

崇祯元年（1628）七月，陕西白水县的王二等人聚饥民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一年，陕西大旱，颗粒无收，饥民遍野。但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百姓死活，仍然催逼钱粮。白水县农民王二振臂一呼：“谁敢杀张知县？”立时有数百人响应。他们以墨涂面，冲进了县城衙府，杀死了贪官知县，聚集山中起义了。王二的起义引起了连锁反应，陕西各地随即有十几支义军先后奋起，有府谷的王嘉胤、杨六、不沾泥（本名张存孟），清涧的王左桂、飞山虎、大红狼等，很快波及全省的大多数州县。同年十一月，明末农民军的著名领袖高迎祥自称“闯王”，率众起义，并很快与王嘉胤部会合。当时的起义领袖中，起诨名者很多，如“不沾泥”、“飞山虎”、“大红狼”等，他们主要是怕连累了亲戚朋友，故而多不用真名称呼自己。

起义很快便遭到明政府的残酷镇压。由于各支义军分散作战，没有统一的指挥，相继遭到明军的重创。但当时西北地区的饥荒不断，灾民仍在增加，因此，起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到崇祯三年，参加农民军的人数已越来越多，甚至连明政府失业的驿卒，也加入到了起义军的队伍中来。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便是因裁减驿卒失去差使而参加义军的。

随着义军规模的越来越大，波及的地区越来越广，明政府感到，光靠残酷的剿杀手段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采取招抚的手法。于是，在军事镇压的同时，明政府开展了大量的招安活动。当时起义军方面。虽然人数不少，但尚难以与正规的明军大规模正面交锋，因此，面对明政府的招安举措，除了少数义军拒不接受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义军接受了政府的招抚。但是，由于参加农民军的人，多是一些贫困至极、生活无依的穷苦百姓，政府对他们招安，就必须对他们的生活要有适当的安排，而当时的明政府又做不到这一点，故而很多接受招安的义军，不久后又重新起义，形成官兵来了则“稽首归降”，官兵一走重又起兵的局面。同时，起义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并成不可阻挡之势。到崇祯四年（1631），起义已波及邻近的山西地区，并形成了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领袖的两大主力军。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自幼家贫，长大后在县城内的银川驿当了一名驿马夫，在驿卒中很有威望。他曾借过当地豪绅艾氏的钱，逾期无力偿还，艾氏便勾结官府，将他抓起来，众驿卒看不下去，一哄而起，砸毁了枷锁，将前来追捕的县官打死，将兵吏冲散。一时间，很快便聚集了千余人。李自成便率领这批人，扯起了义旗，后来又投奔了“闯王”高迎祥，号称“闯将”，自成一军。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肤施县（今延安）柳树涧人，出身贫寒。据史料记载，张献忠身材魁梧，气力过人，留着一副漂亮的长须，尤显得仪表堂堂，勇猛威武。他在延绥镇当兵时，曾经因为“犯法当斩”，但主将陈洪范见他相貌奇特，便为他说情，将他释放了。崇祯三年（1630）六月，他率众在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由于他性格粗犷豪爽，作战勇敢，很快便成为义军的首领，其所率部众也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中，与李自成并行的重要力量之一。

李自成自投奔高迎祥后，因其智勇双全，武艺高强，深得高迎祥器重，也很受起义军士的拥戴。他所领导的部队称为“八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很快便在众多的农民军队伍中，崭露头角。(www.xing528.com)

崇祯六年（1633），高迎祥被推为起义军诸部的盟主，李自成的实力也相应大为增强。当时，明政府正倾全力围剿义军，起义军活动范围被限于山西、豫北、冀南地区。为了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起义军决定自豫北渡黄河南下。这年冬天，他们踏过黄河冰面，在渑池县境内登陆（这件事史称“渑池渡”），从此义军广泛活跃于河南、湖广、四川、陕西等地，使明政府对义军彻底剿灭的企图破产。

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在河南再度联合，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人数达二三十万。义军首领在荥阳召开了大会，会上接受了李自成“分兵定向”的作战方针，决定兵分五路，迎击官兵。会后，高迎祥、张献忠率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东进安徽寿州、颍州等地，并直捣中都凤阳，烧了朱元璋的祖坟。消息传至北京，正在举行“御经筵”的崇祯皇帝急得大哭，命文武百官都穿上丧服，以示悼念。

凤阳祖坟被毁，给明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深深意识到起义军这时已成为心腹大患了。崇祯皇帝调洪承畴等统重兵镇压。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中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被俘牺牲。李自成继续领导这支队伍，自称“闯王”，在渭南一带坚持斗争，并攻占了川北许多州县，一度逼近成都。崇祯十一年（1638）春，李自成在潼关中了洪承畴的埋伏，遭受重创，队伍仅剩数千人。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率领残部潜伏商雒山中，等候再起。不久，张献忠也在谷城受抚于熊文灿，起义暂转入低谷。

张献忠受抚后，主抚派对他敲诈勒索，主剿派则虎视眈眈，千方百计地要除掉他。因此，张献忠也始终没有解除武装，经过一年的休整，他于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再度起兵。并联络罗汝才等，在房县罗猴山重创明总兵左良玉，消灭官兵五万人。崇祯帝一怒之下，杀了熊文灿，再命杨嗣昌督师围剿。张献忠在川陕边界地区遭遇明军伏击，损失惨重，只好退入四川深山休整，并采取“以走致敌”的策略，避开杨嗣昌的主力，拖着明军在四川腹地兜圈子。

从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到次年正月，起义军纵横驰骋了大半个四川。明军被拖得疲惫不堪，军心涣散，将领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张献忠抓住左良玉与杨嗣昌等人不和、军事上互相扯皮的机会，在开县突然迎击明军。接着，他又挥师顺江而下，以一昼夜三百里的行军速度，直奔明军事重镇襄阳，并杀了襄阳王，发库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杨嗣昌闻讯后，急得吐血，随后又传来洛阳失陷的消息，急忧攻心，畏罪自杀。至此，张献忠把明末农民起义再次推向高潮。

张献忠谷城起兵之后，李自成也打出了“闯”字大旗，率部进入河南。当时河南连年旱蝗灾害，百姓生活十分困苦，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李自成一进入河南境内，各地饥民跟随者即达数万人，一批士人也投靠过来。如当地士绅李岩、举人牛金星、方士宋献策等人都投入到李自成麾下。李自成针对明末土地高度集中，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明确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当时到处传唱着“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和“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歌谣。李自成还制定了严格的军事纪律，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口号，义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率众攻破洛阳，杀了作恶多端的福王朱常洵，并开仓分粮，赈济饥民。百姓如流水般归附李自成，义军一下子发展到百万之众。

攻下洛阳后，至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起义军三围开封。第三次围攻开封历时五个多月，打得异常激烈，也非常残酷。当时正值李自成全盛之时，共有骑兵三万，步兵数十万，连家属几达百万之众。到九月中旬，开封城内断粮，巡抚高名衡见守城无望，竟下令挖开黄河，灌淹围城之军，义军只得撤离。开封水退后，城中泥沙淤积深达几米。开封城的毁灭使明朝在中原的统治发生了动摇，正如时人所指出的：“汴城（即开封）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天下也就岌岌可危了。”此后，明官军再也无力抵抗。农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并以不可阻挡之势，继续发展。[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