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兵败萨尔浒，努尔哈赤掌握明军行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历数明廷迫害建州各部族民众、强占建州女真垦田、阻碍建州女真统一等“罪状”，其中第一条便是诉说对其祖父、父亲被冤杀的愤恨，表示明政府“欺凌太甚，情所难堪”，誓师反明。

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出击，他自己亲率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直奔抚顺。努尔哈赤年轻时经常参加抚顺马市贸易，对那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他事先派人扮作商民潜入抚顺市内做内应，然后大兵随至，内外夹攻，抚顺很快被攻陷，守将李永芳被捉。明辽东巡抚李维翰派总兵张承荫率军前往迎战，又被后金兵打败，张承荫战死。努尔哈赤乘势攻克了辽东重镇清河，明军连连败退。

努尔哈赤在辽东抚顺、清河的大捷，令明政府大惊失色。辽东是京师的屏障，若辽东失陷则京师危急。为此，明政府急忙调兵遣将，任命曾任辽东巡抚的现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准备兵力与后金军决一死战。当时明军驻守辽东的部队约有八万，但能战的精兵仅有一万多人，且分散在各地防守。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政府官员和将官私扣军饷、剥削士兵的现象十分严重，士兵军心涣散，根本没有战斗力，明政府只得征调福建、浙江、四川、山东等地的军队赴辽。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明朝共集结十万余兵力，由杨镐坐镇沈阳总指挥，由总兵刘綎（东南路）、李如柏（南路）、杜松（西路）、马林（北路）率领，兵分四路，向后金根据地赫图阿拉进攻。

明军出征之日，适逢连日大雪，给行军带来了不便。杜松和刘綎作为久经沙场的宿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轻易出师。但昏庸无知的杨镐却逼迫他们出军，并将一战剑悬挂于军门，严令部将如若不从，则军法处置。这样，明军在天时、地利都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出征了。与此同时，明军的军事行动秘密却尽被努尔哈赤掌握。他仔细研究了明军的军力分布和行动路线后，认为明军兵力分散，短期内难以集中作战，且地形生疏，难以快速反应。他提出“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来对付明军。

三月初一，杜松率西路军到达萨尔浒地区，遭到了多于明军数倍的后金军的伏击。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加之明军地形不熟，很快便陷入混乱，溃不成军，杜松本人在战斗中阵亡，明西路军全军覆没。随后，努尔哈赤又率军击败马林的北路军和刘綎的东南路军，李如柏的南路军在听到其他三路军全部兵败的消息后，及时回撤，才免遭所有明军全军覆没的命运。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明军各级军官阵亡三百十余人，军士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失去马、骡、驼等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这就是明后期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战役。

明朝长城卫兵腰牌(www.xing528.com)

萨尔浒战役之初，明朝有军队十万余人，后金总兵力约六万人，明军在总人数上占据明显的优势。但明军兵分四路，兵力分散，而努尔哈赤则是集中其最强的兵力，相继对明军的各路兵马集中围歼。因此，在具体的交战过程中，后金兵力都是占据绝对的优势。加之明朝部队军心涣散，将领之间缺乏协调，信息闭塞，盲目作战；像西路军首领杜松，恃勇喜功，结果全军覆没。反观后金方面，努尔哈赤不仅对明军进攻计划了如指掌，知己知彼，而且熟悉地形。他能准确地把握每次作战机会，从而在四天之内，逐个歼灭三路明军，速战速决。

萨尔浒战役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著名战例。萨尔浒战役成为双方势力的转折点，它暴露了明政府的腐朽与无能，使得明政府控制女真族的政策彻底破产，明朝在辽东的军事经略从此也由进攻转为防御。此后明朝控制后金的凶猛攻击已属不易，遑论收复失地。而后金则从此由防御转为进攻，对明朝东北边防的威胁日益加重。[73]

明政府惩处了萨尔浒之战惨败的主要责任者杨镐，派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出来收拾残局。熊廷弼，字飞百，湖北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他虽然是科举出身，却智勇双全，武艺高强，能左右开弓，堪称帅才。熊廷弼在战略上有独到之见，甚得万历皇帝器重。早年巡按辽东时，就主张积极守边。如今受命于危难之际，万历皇帝寄希望于他能够力挽狂澜。熊廷弼客观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采取了坚守渐逼、积极持久的防御方针，经略辽东一年，局势大为稳定。

明代婚嫁场面（仇英《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帝病逝后，明朝廷内部党争更加激烈。熊廷弼性情耿直，为官清廉，尤其不结交朝中诸党。加上他不徇私情，执法甚严，也得罪了不少人。万历帝病逝，熊廷弼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因此，他遭到朝内官员出于党派门户之见的无端攻击，最终被迫罢官。接替他的辽东经略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相继沦陷。从此，辽东的局势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