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肃宁人，万历年间自行阉割入宫。他善于逢迎拍马，通过巴结王安手下的魏朝，认识了天启的乳母客氏。当时魏朝与客氏相好，魏忠贤搭上了客氏后，很快便博得了客氏的好感。这自然引起了魏朝的嫉妒与不满，两人为此大打出手。事情闹到天启面前，朱由校向来依赖乳母，他知道客氏心中向着魏忠贤，于是毫不留情地将魏朝赶出宫去。最后，魏朝被魏忠贤派去的打手杀死。王安对此不满，便引起了魏忠贤与客氏的嫉恨，不久，他们又合谋将王安置于死地。魏忠贤很快爬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位，不久又兼管东厂。虽然他大字不识几个，却能凭朱由校的宠爱，掌握宫内实权。他常常趁爱好土木的朱由校专心埋头于斧凿刀削的雕琢之际，从旁边递上奏折公文，让朱由校批阅。这就时常惹得朱由校不耐烦地说：“你们去做就是了，我知道了。”其口气与当年荒唐误政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如出一辙。这使得魏忠贤俨然成了皇帝的代言人，权倾一朝，肆无忌惮地号称“九千岁”。
明熹宗朱由校像
天启初期，东林人士等正直官吏掌握朝中实权，他们看不惯魏忠贤、客氏等人的日益跋扈，时常上疏弹劾魏氏等人的不法行为。与此同时，一些喜好投机的官员，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对魏忠贤等人则极尽献媚。从当时朝中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官吏投奔魏忠贤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增加与对手斗争的砝码；而魏忠贤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也需要在朝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这样，双方关系越来越密切，投奔的人也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个集团。由于其集团首领为宦官魏忠贤，故而称之为阉党。
阉党从其形成之日起，便视东林人士及正直派官员为劲敌。其时，“东林”二字已成为打击异己的手段，魏忠贤等人更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为“东林党”，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视作一个组织实体。为了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他们广泛罗织罪名，不择手段，并开出黑名单，一个不剩地予以清除，这种斗争充满了血腥。
面对阉党势力的日益强大，朝中正直的官员们也感到了威胁与压抑。愤怒之余，杨涟上了有名的《二十四疏》，以大量事实为依据，对魏忠贤进行弹劾，内容涉及其二十四个方面的罪状。其中包括“亲乱贼而仇忠义”，横行宫内，操纵东厂，挟公济私，等等，并坚决要求对之加以严惩。杨涟希望皇上“大奋雷霆，召集文武勋戚，交由刑部严加审讯，以正国法”。此时的他则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但昏庸愚昧的朱由校，朦朦胧胧，好坏不分，反而将杨涟痛斥一顿。群臣为杨鸣不平，接连上疏，弹劾魏忠贤，但丝毫也没有改变朱由校偏袒魏忠贤的态度。双方的交锋以杨涟的败阵而结束。此后，双方的斗争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直的官员开始逐渐丧失在朝廷上的优势地位，而阉党的影响则进一步扩大，逐渐走向垄断朝政的阶段。
阉党得势后，便开始了对正直官员的打击报复。工部主事万景因赞同杨涟的《二十四疏》，便被下令斥逐为民，于午门前被杖毙。紧接着，阉党又把目光转向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叶向高是天启年间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对阉党行为极为不满，从而引起了魏忠贤等人的仇视。当时巡城御史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同乡，曾因事杖责过两个太监，阉党便趁机找茬传旨要杖打林汝翥，林闻讯后秘密逃走。阉党声称叶藏匿了逃犯，百余名太监闯入叶家大肆搜查，勒索钱财。叶向高身为内阁首辅，竟被太监们如此凌辱，简直毫无尊严可言。他深感朝政已不可为，故而坚决辞官而去。此后，朝中正直的大臣杨涟、高攀龙、魏大中、左光斗、朱国祯等人，相继被罢黜或斥逐。到天启后期，朝中局势已大大改变。天启四年底，内阁首辅之职落到了阉党手中，此后，天下权柄，“尽归忠贤”，明朝政治进入了又一个黑暗时期。(www.xing528.com)
随着阉党势力的日益膨胀，他们已不满足于对正直官员们的罢免和贬斥，他们还要对其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于是，正直的东林人士首当其冲。与此同时，投奔魏忠贤的新老官吏，也把攻击东林人士作为讨好魏氏的手段。他们大多与东林派人士积怨颇深，便趁此机会加以报复。于是，相继发生了“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等惨绝人寰的大狱。
“六君子之狱”是阉党炮制假供词，以迫害杨涟等六位正直官员为主，同时牵连其他正直官员的案件。天启五年三月，汪文言被逮捕，魏忠贤等人逼他诬陷杨涟贪赃枉法，汪文言宁死不屈，结果被活活打死。阉党伪造了汪文言的供词，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六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他们逼六人裸体跪于堂下，对他们进行百般侮辱，实施酷刑。几次大刑下来，六人在审讯时都无法跪起，只能戴着枷镣平躺堂下。最后，阉党又残酷地杀害了六人，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其情景惨不忍睹。
“七君子之狱”，则是魏忠贤等人迫害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等当时七位正直官员的事件。高、缪等人均曾支持杨涟的《二十四疏》，故而被阉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天启六年三月，高攀龙在无锡的家中得知将要被捕的消息后，为免遭凌辱，留下遗书，投水自尽了。其他六人则均被严刑拷打，死于狱中。
与此同时，阉党分子卢承钦编了一本《东林党人榜》，完全按照宋代“元祐党人碑”的体例，开列所谓“东林党人”的黑名单，共计三百零九人，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奏疏形式呈进，由魏忠贤把它刊布于天下。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显示作为政治结社的“东林党”实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按照这个名单，对正直的官员一一加以搜捕，清除异己。王绍徽则仿照《水浒传》，编东林一百零八人为《点将录》，献给魏忠贤，号称“按名黜汰”，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东林点将录》。魏忠贤等还组织人编修《三朝要典》，将嘉靖、泰昌年间的梃击、红丸和移宫三案，全部翻案，曾参与案件争论的正直的官员们也都惨遭迫害。
就这样，自天启四年（1624）十月至天启七年（1627）八月朱由校死，阉党集团对异己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其中，被阉党集团行刑死于诏狱的十余人，逮捕入狱及谪戍者数十人，削职者三百余人，其他被“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朝中正直的大臣几乎被迫害殆尽。[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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