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案
经过十几年的君臣交锋,皇长子朱常洛终于被册封为皇太子,郑贵妃的儿子也被封福王送往洛阳居住。但是,万历帝对郑贵妃及其子福王的宠爱并未改变,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也未有大的好转。万历帝对皇太子态度冷漠,太子身边的侍卫只有寥寥数人,其所住的慈庆宫也是一派冷冷清清。最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的黄昏时分,一名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看门的太监,直奔到前殿檐下才被抓住。经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初审,报告说此人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像个疯子。经三法司再三严刑审讯,得知此人名叫张差,因供差柴草被人烧掉,气愤之余,便从蓟州来到京城,要闯宫赴朝告御状,于是便手持木棍,闯入宫中。结果张差被判死刑,欲以“疯癫”结案。
消息传至宫外,朝臣议论纷纷,人们揣测有可能是郑贵妃在背后捣鬼,谋害太子。于是,奏疏不断,众多的官员要求查个水落石出。这样,案子转到刑部。刑部主事王之寀趁狱中散饭时间,到狱中仔细察看案犯的动态,他发现张差年轻力壮,并无疯癫迹象,便在狱中突击提审,并以断食威胁他。起初张差不肯招,后耐不住饥饿,便如实说了。原来他小名张五儿,乡里的两个人叫他跟一个不知名的太监走,太监给他一根棍子,叫他逢人就打,并答应事成之后,给他几亩地种。很明显,这是宫中太监收买张差干这事的。经过三法司前后仔细调查审问,最终查出果然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张差所为,庞保、刘成还对张差许诺,只要打杀了人,他们将保他安然无事,他自己一辈子也就不愁吃穿了。
这一结果令朝野震动,朝臣强烈要求提审庞、刘二人,从而使案情大白于天下。但万历帝见此事涉及郑贵妃,不愿事态扩大化,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坚持只处理到庞保、刘成为止。而朝臣们偏偏又是不依不饶,眼见着又一场君臣交锋要兴起。这时,万历帝又叫郑贵妃去哭求太子朱常洛。面对着哭哭啼啼的郑贵妃,朱常洛也十分为难。正是由于郑贵妃的百般阻挠,他登皇太子之位才历尽坎坷,因此,他与郑贵妃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她毕竟是父王的爱妃,又是自己的长辈,他实在推托不过郑贵妃的求情和父亲的谕告。最后,皇太子朱常洛为了息事宁人,出面劝导,要求宫中只惩办庞保、刘成,并将张差治罪便罢,不要株连他人。他请求众大臣不要再追究了。众臣无奈,只好将此案草草了结。张差被判死刑,死于刑场,庞、刘两名太监则死于宫内。据说张差临刑前,以头抢地,大呼冤枉,但此时已经无人再去理会他的呼救了。
对于“梃击案”的真相,后来史书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件事是由宫中拥戴福王的势力策划的,郑贵妃脱不了干系。以张差一介平民百姓,从没进过皇宫,能在宫中千室万殿的情况下,手持棍棒,一路毫无阻拦,毫无偏斜,直奔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这不可能是偶然的,若不是有人暗中指点甚至保护,这是做不到的。
梃击案后来也成为晚明党争的内容之一。王之寀因此案而被弹劾革职,直至天启中才复官,随即上《复仇疏》追究责任,认为梃击案事关皇位继承,而外戚郑国泰(郑贵妃之弟)私结刘廷元,曲盖奸谋,并指使以“疯癫”结案,实属大逆不道。由此牵连出浙党姚宗文等人;稍后,阉党成员杨维恒又翻梃击案,认为张差疯癫本属实情,指责王之寀过于多事,最后王被逮入狱,后惨死狱中。王之寀直到崇祯年间阉党覆灭,才得以平反。[66]
梃击案后,太子朱常洛的地位总算是确立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帝病逝,庙号神宗。八月,朱常洛登基,年号“泰昌”。
朱常洛的登基,令郑贵妃极为恐慌。郑贵妃以往一心要为自己的儿子常洵争夺太子的地位,处处打击常洛。如今朱常洛顺利地即位,成为当朝皇帝,她深恐朱常洛挟前嫌而加害于她,便改变策略,极力巴结笼络朱常洛,不断给他送去珠宝玉石之类,还投其所好,送给他八名美女。多年饱受冷遇的朱常洛,此时待遇与从前可谓有天壤之别。登基之初,他一反万历帝的作风,日理万机,勤勉持政,力图有所作为。他本来身体单薄,朝事如此劳累,令他不胜负荷。如今郑贵妃又送来八名美女,他本人又近女色,如此一来,身体很快就垮了。勉强支撑完成登基大典后,不久就病重不起。
郑贵妃派亲信太监崔文昇来诊治。崔以常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通利药大黄,朱常洛服药后,一夜间腹泻三四十次,次日便不能动弹了。朱常洛自知病将不起,开始交代后事。八月二十九日,他召见了方从哲等大臣,当面将长子朱由校托付给大臣。这时,鸿胪寺寺丞李可灼前来献药,称仙丹。方从哲等人怕出意外,没有答应。而朱常洛对此还抱有一线希望,便命内侍宣召李可灼进宫诊视。李可灼诊完后,调制了红色的药丸前来献上,朱常洛服下后,觉得暖润舒畅,似乎好了许多,还产生了食欲。众臣都很高兴地退去了。到了傍晚,李可灼从宫内出来,方从哲前去询问,李可灼说:“皇帝好多了,他怕药力不够,要加服一粒红丸。”在场的御医都认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得紧,只得遵命再让皇上服了一丸,谁也不曾料到,服了二粒红丸后,第二天早上,泰昌皇帝就驾崩了。
明光宗朱常洛像(www.xing528.com)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舆论哗然。人们在感到惊愕的同时,联想到皇上登基一个月来的遭遇,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转到了郑贵妃身上。应该说,郑贵妃进美女,指使崔文昇进药,蛛丝马迹显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则查无实据。实际上,朱常洛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只是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复杂化了。
在人们看来,朱常洛是服红丸而驾崩的,因此,“红丸案”也成为天启朝追查的重要内容。崔文昇懂得医药,他使用过量大黄,致使朱常洛一夜泻了三四十次,无疑是对朱常洛原已虚弱身体的釜底抽薪,这是摧垮朱常洛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朱常洛服红丸驾崩的直接缘由;李可灼进红丸,则直接置朱常洛于死地。这些本应继续深究,这也是多数大臣的一致意见。但内阁首辅大学士方从哲却认为李可灼诊治有功,拟旨令李可灼引疾归,并赏以金银。这样,大臣们迅速把矛头指向方从哲,方从哲遭罢斥。
方从哲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入阁的。次年,首辅叶向高致仕,方从哲便继而得任为首辅,及至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1620)致仕,作为阁臣虽然只有七年多,但他却经历了三朝皇帝。更为奇巧的是,梃击、红丸及后文将述及的移宫三案,都发生在他为首辅的时期。他对三案的处置有些失当,但平心而论,他在红丸案上固然有一定责任,但在党同伐异的晚明政坛,方从哲的错误显然被夸大了,把“红丸案”作为掀翻首辅方从哲的引子,实在夹杂着过多的朋党意气之争。朝廷内外,放过了主犯郑贵妃,对罪行不亚于李可灼的崔文昇亦从轻发落,却对方从哲死攻不放。特别是东林党人孙慎行、魏应嘉、高攀龙等不肯善罢甘休,又先后上疏,继续追究,要求坐方从哲弑逆之罪,实是过分。这是晚明政治腐败的表现,也是魏忠贤集团得以发展的关键。
在明朝历史上,万历帝朱翊钧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可他的儿子泰昌帝朱常洛,在位时间却是最短的,只有二十九天,连年号都没来得及改。人们似乎感到命运造化对人的捉弄。郑贵妃利用万历帝对她的宠爱,令朱常洛几经波折才成为皇太子;而在万历帝死后,她还操纵着即位仅一个月的泰昌帝的命运。朱常洛虽然登基成了皇帝,却最终未能摆脱笼罩了几十年的厄运。[67]
移宫案
朱常洛早死,王朝又面临继嗣问题。皇长子朱由校已十六岁,但还没来得及册立为太子。按照常规,太子继位,太子妃也随之转为皇后。但朱常洛即位时,元妃郭氏已死,他又没有再册封元妃,因此,他身边最得宠的李选侍便随他入居乾清宫。朱由校生母早逝,他自小深受祖父万历帝宠爱,并由李选侍抚育。李选侍利用和朱由校的这种特殊关系,加之朱常洛对她的宠爱,多次催朱常洛封自己为皇后,朱常洛也有此意,但终因其逝世太早而未能办成。
朱常洛驾崩,李选侍册封皇贵妃落了空,更不用说当皇后了。照理她应该立即从乾清宫搬出,但她仿效郑贵妃,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想迫使朱由校即位后,尊封她为皇太后。于是,她和郑贵妃密谋,把皇长子朱由校拥留在慈宁宫,并叫太监守住大门,不许大臣入内,想借机与大臣讨价还价。朝中正直的大臣不能容忍让李选侍“挟皇长子自重”的计谋得逞。于是兵部给事中杨涟、吏部尚书周嘉谟及左光斗等人入宫见皇长子,没想到行至宫门口,被太监们手持梃杖阻于宫门之外。杨涟大喝一声:“我们是皇帝召来的,皇帝已经驾崩,嗣主年纪尚幼,你们拦在这里,意欲何为?”太监们慑于正气,不敢再阻拦。群臣来到乾清宫,发现皇长子并未在场。这时皇长子朱由校正被李选侍阻于乾清宫暖阁,司礼监太监王安入宫,扶持朱由校出宫。群臣一见,立即叩头,连呼“万岁”,七手八脚把皇长子扶上轿子,把他送往慈庆宫。朱由校被册立为太子,并准备于九月初六日行即位大礼。
为了使朱由校在正式即帝位时能住进皇帝应住的乾清宫,也为了使李选侍彻底丧失干政的可能,左光斗等人逼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到了九月初五日,李选侍仍然居住在乾清宫内,不肯搬出,而第二天就是即位大典的日子了。群臣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齐集宫前叫嚷,喧嚣之声传至深宫。最后,李选侍经受不住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也经受不了宫内太监王安等人的恐吓,加之朱由校也下了“即日移宫”的旨意,终于仓促移宫。她甚至未及等来侍从,只能自己徒步从乾清宫走向仁寿殿。九月初六日,朱由校登基即位,下诏以明年为天启元年。[68]
万历帝逝后的一个多月中,宫中疑案迭起,皇位两次更替,闹剧不断。“梃击案”和“红丸案”中留下了许多不解隐秘,它们和“移宫案”一起,并称为明末三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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