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矿监税吏横征暴敛引发民变

万历帝怠于朝政，却善于敛财。他“好货成癖”，贪财如命。其在位后期，疾病缠身，弃朝政于不顾，却唯独于聚敛财富毫不放松。通过政府的正常渠道开辟财源，往往还要受户部、工部等部门的控制，并且还要想一些名目，否则便要招来大臣的劝诫。这令挥霍成性的万历帝感到非常不便。因此，他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宫廷内库的收入，由他自己直接支配使用。而这项工作只有委派太监进行。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他陆续派出大批宦官作为矿监、税吏，遍及全国一百六十多个州县。征税太监的派出，意味着在原有的钞关之外增设了新的征税点，实际上是将国家税收直接掠入了他自己的腰包。大臣们的紧要奏章他可以留中不批，但矿监税吏们的奏折却从不怠慢。

由于矿监税吏们的税收是直接向内库进奉，不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又无制度保障可言，于是形成了财政上的极大漏洞—太监们征多缴少，中饱私囊，大量财富实际上落入了太监们的腰包。据统计，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三十四年（1606），矿税太监们向内库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九万两，而落入他们自己腰包的竟达四五千万两之多。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如广东税监李凤贪污案发，从事后的调查结果看，他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三十四年（1606），向内库进奉的税银仅为三十六万两，而贪污的白银则高达五千万两，是他八年间进奉税银的一百三十九倍，令人瞠目结舌。税吏的中饱私囊使得国库收入严重亏损。

万历二十九年（1601）吴县甪头巡检司缉捕在逃奴仆的令状

那些被委派的矿监税吏们，自恃由皇帝亲自委派，便无法无天，在各地贪赃枉法，横行霸道。他们不与地方官员协商，也不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一味以搜刮为能事，乱设关卡，恣意横行。当时长江沿岸关卡林立，沿长江顺流扬帆，一天之内行三四百里，要过五六道税卡，重复征税，令商人们叫苦不迭。明政府为鼓励经济发展，曾颁布条例规定：“杂粮十石以下，及小本生意免税。”但税吏马堂到达山东临清后，公然违背这一条例，在临清的新城、旧城内遍布税吏，对背负肩挑米豆杂粮的小贩们也不放过，以致小商小贩们都不敢到城里做买卖。据万历三十年（1602）的户部报告，临清原有缎店三十二家，关闭了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二家，关闭了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家，关闭了四十一家。辽东布商几乎绝迹，临清城内，一片萧条。这个明代运河沿岸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受到严重的挫伤。江南纺织名城苏州，也因税吏及其爪牙们“以榷征（征收专卖品之税）为奇货”，致使染坊罢染，机房罢织，城内“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

《饥民图说》描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河南水灾后民众的惨状。

更为严重的是，矿税太监们不仅在经济上敲诈勒索，平时更是擅作威福，欺压百姓。如税监马堂的爪牙在临清大街上，竟然公开抢劫背负斗粟尺布的普通小贩和百姓；太监陈奉任湖广税吏时，他派出的征税太监看准了谁家有资产，动辄以“千岁爷爷要行奏请抄没”相威胁，逼迫他们拿出金银。他的手下还常常闯入民宅，肆行奸辱民女；甚至将民女抢入陈奉的税监府内，关押欺凌。矿监税吏们的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给各地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终于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引发了各地的民变。(www.xing528.com)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山东临清商民罢市，他们冲进税监衙门，放火焚烧了衙门，打死了马堂的三十多名税吏爪牙。后来，万历帝下令镇压，并想将参与者一律从重严处。危难关头，王朝佐挺身而出，自称抗税首领而就义。临清知府李世登抚恤其妻母，临清民众为其立祠堂，民心可知。

陈奉在湖广的胡作非为，同样激起了湖北民众的反抗。万历二十七年七月，荆州数千商民聚集街上，向前来征税的陈奉投掷石块，幸亏陈奉溜得快，才未被乱石击中。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武昌、汉阳数万名愤怒的民众，游行至陈奉的税监府，蜂拥而入，火烧税监府。幸得巡抚、巡按等带兵丁赶来解围，陈奉才免于一死。但从此躲在楚王府内，一个多月不敢露面。

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太监孙隆到苏州，勒令苏州机户每张织机加征税银三钱，机户们难以承受，纷纷关门罢织，而佣工们则面临着失业挨饿的危险。六月，丝织作坊的雇工数千人，推举昆山人葛成为首领，举行了反对税监的示威游行。工人们包围了孙隆的税监衙署，打死了孙隆的爪牙多人，孙隆翻墙逃跑，得以幸免。后来，明政府派兵镇压，葛成挺身而出，大义凛然，“以身当之”，“遂请就狱”，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杀戮。

此外，还有反对征税太监潘相的江西民变，反对矿税太监高淮的辽东民变，反对矿税太监杨荣的云南民变，等等。其中，反对杨荣的云南民变，甚至还有同情民众的地方官的参与。杨荣被抓处死后，又投其尸于烈焰之中，可见人们对其的仇恨程度。杨荣手下也大多被民众打死。万历帝闻知此事后，竟然怒气冲天，几天吃不下饭。他对民变耿耿于怀，最终恨恨地叹道：“死一个杨荣不足为惜，但为何朝政纲纪竟坏到如此地步？”他压根没有意识到是自身的腐败造成的恶果，整个社会其实已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