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张居正的悲剧：万历新政的胜败与明王朝的命运

万历新政，是万历一朝最大的政改举动。同此前中国古代社会的历次改革一样，万历新政的实施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一如樊树志在其《晚明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过程中，张居正以他的那种“在明代历史上罕见其匹”的“一往无前的政治家魄力，不尚空谈躬行实践的”实干精神，凭借李太后和万历帝的支持，“不遗余力，遵循申（不害）、韩（非）法治主义，综合名实，信赏必罚，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扫除廓清，大破常格，无所顾忌”，使得改革多次历尽踬踣，绝路而生，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说，张居正生前，新政的诸多政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在他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原则大破常格的政治革新中，营造了一种雷厉风行的氛围，“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这应该说是了不起的成功。

万历新政的财政经济改革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把一条鞭法由南方推广到了北方，而且由于开源节流双管齐下，财政赤字渐趋消失，为明政府集聚了巨额财富，解决了濒临破产的财政危机。史称：“太仓粟可支数年，囧寺（即太仆寺，官署名）积金至四百余万。”此话是有坚实的事实根据的。据户部报告，隆庆元年（1567）前后，京师仓库储存的粮食约七百万石，可支给京营官军两年消费；到了万历五年，京师仓库储存的粮食足可供六年消费。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随着张居正出人意料的溘然长逝，他一腔心血苦心建树的新政，也随之付诸流水。十年新政，毁于一旦。

万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张居正的悲剧源于他以个人权威所进行的改革触动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因为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之间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因此，这种改革是为当时的制度所不能允许的。[58]

的确，从制度的角度言之，传统政治体制下的制度缺陷是当时的改革者难以逾越的一道坎，万历新政仍然只能是当时传统政治体制内的一种调整行为。而这种体制内的调整终究是有限度的，它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首先，支撑现有体制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其次，改革派自身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改革派自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它往往依靠其对改革过程中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中权力的掌握而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从而有意无意地使改革的目标有所游离。熊召政在其《张居正》一书中剖析说：“在张居正的改革中，我们发现，无论在吏治、财政还是文化上，都因这种对于极限的挑战而最终功败垂成。”“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的设计，使体制有一种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则难免失败的命运。”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万历新政自也不能跳出这一窠臼。

此外，新政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制度的原因。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旧价值理念的自觉、不自觉的依恋，也会成为影响改革成败不可忽视的因素。新政首先是从政治改革入手的，针对当时公文政治中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之类的弊端，张居正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有力措施—考成法，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原则，强调公铨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

但是，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在传统的官僚政治时代，政府职能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公文的传递与处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各种不作为心态在各级官吏中，已是根深蒂固，年久日深。张居正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扫除廓清，严加整顿，给各级官员施加压力，不得再像以往那样混日子，要克服的阻力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新政施行之初便被视为过于严厉，过于操切，从而遭到猛烈的反对，诸多怨声，甚嚣尘上。

在万历帝全力支持新政的情况下，反对者最终被弹压下去了，如当时反对最为激烈的余懋学、傅应祯、刘台等人，最终落得了被罢官、充军或削籍为民的结局，但当时的人们对他们却是充满了同情。这些对反对者过激的处理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后遗症，为张居正身后被谪、新政失败埋下了伏笔。[59]

万历帝对张居正的感情是非常微妙的：既敬重依赖又憎恨忌惮。敬重的是张居正作为他的师相和顾命大臣，十年来事无巨细，施教于他，并替他排除诸种艰难险阻，把混乱溃败的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憎恨的是张居正独揽朝纲，威权震主，十年来，对他这个皇帝的掣肘实在太多。听命于太后犹有可言，受元辅摆布则是难以长期忍耐的。蓄之既久，其发必厉，因此，万历帝往年对张居正过于严厉的教育与约束的不满，在张居正逝世后全部发泄了出来。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距张居正逝世还不到一年，万历帝就下诏追夺张居正官秩，抄没张居正家产，张居正当政时所重用的官吏大都被贬斥，改革措施也逐渐遭到破坏。(www.xing528.com)

张居正死后竟然遭到万历帝如此无情的惩处，是他本人生前始料不及的，也与万历帝当初尊崇备至的态度大相径庭。中国古代帝王视臣子若草芥，可以捧上云霄，也可打入地狱，即使有盖世之功的张居正也概莫能外。张居正以雷厉风行的改革而树敌过多，以威权震主而获罪于皇帝，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60]

张居正的悲剧也宣告了明王朝已经去日无多了。正像有学者指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渐渐远去，苍茫的历史湮没在黄尘古道之中，没有人会为历史的舛误买单，也没有人能扭转历史从头再来，好在“真理是可以等到的，因为它长久存在”。万历帝亲手制造的大冤案，留给了他的子孙们去平反。天启二年（1622），朱由校给张居正恢复名誉，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三年（1630），朱由检又给予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并钦定张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论定”。当大明王朝行将崩溃之时，朱由检“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人们感慨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有两句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此堪称“诗史”，也是张居正身后功过是非的真实写照。[61]

张居正人亡政息的悲剧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亦以人亡，成于斯亦败于斯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张居正逝世后“倒张运动”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它不仅是对张居正个人的彻底否定，导致方兴未艾的新政被废；同时，由此引发的朝中大臣相互诋毁的翻案风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万历帝自己也被党争搞得焦头烂额，并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无法摆脱的政治后遗症。这种“党同伐异”之风在随后的晚明政治中愈演愈烈，致使朝政乌烟瘴气，在派系斗争和“朋党”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加剧了晚明社会的危机。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而点燃的革新之火，曾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但这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回光，还未曾招还那久已逝去的青春，就匆匆泯灭了。

此后，万历帝朱翊钧也就沉溺于奢侈腐化的生活之中，不事朝政，不理朝官。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及其他内阁臣僚们，从张居正的下场中汲取教训，也失去了谏诤的勇气与信心，只满足于尸位素餐地混日子；朝中文武官吏则热衷于朋党之争。发展到后来，士大夫意气用事，争名逐利，互相攻击无所不用其极，乃至结党营私，是非不分。如果说万历一朝朋党之争，其源盖出于此，也不算过分。最终，令后人发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叹。

申时行像

至此，也不能不令人有一种宿命般的无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以张居正的铁腕个性和万历帝的独断心态而言，万历新政在其初始，实际上就已隐伏了其难以实施及至最终被废的命运。这是张居正的悲剧，更是晚明王朝的悲剧，因为，它失去了一次最好的中兴机会。

此后，明王朝一天天地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