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严嵩专权乱政，最终引发政府腐败无能

正德皇帝与嘉靖皇帝在明朝历史上都属荒淫之帝，但二人有所不同。正德帝荒淫，对朝政基本是不闻不问，故而造成了宦官专权擅政的局面。嘉靖帝既要享乐，也要专权，他的准则是绝对不允许臣子的权力过大。他对杨廷和如此，对张璁、夏言等人如此，对严嵩也是如此。起初，他也不是完全信任严嵩，时常故意将已知的事情说反，以试探严嵩是否忠诚，如若发现有隐瞒，严嵩也必将招致杀身之祸。严嵩深谙嘉靖帝心理，经过长期的察言观色，并吸取前任首辅的惨痛教训，他日夜小心谨慎。嘉靖帝既刚愎自用，权力欲重，严嵩便从不拂逆圣意。因此，他时常能够左右嘉靖帝的喜怒哀乐。

夏言死后，严嵩独揽大权，而嘉靖帝深居西苑一心修道，无心处理政务，所有政事悉由严嵩裁决。当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嘉靖帝与其他大臣接触很少，嘉靖帝还赐严嵩“忠勤敏达”银印，严嵩便因得宠而专权。

严嵩当政时期，排斥异己，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大肆搜刮，给明代朝政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对此，不断有大臣上奏弹劾他。而面对这些劾奏，严嵩自有应付之道。嘉靖帝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性格上既猜疑而又刚愎自用，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希望以此震慑群臣。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嘉靖帝的这一性格。因此，每当有弹劾严嵩的奏折入内，严嵩都装出一副诚惶诚恐而又十分可怜委屈的样子，跪在嘉靖帝的面前，自认有罪，并称是因其未能尽职，以致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严嵩越是这样，嘉靖帝越是觉得严嵩是因曲谨附和自己而得罪于朝臣，越发产生了保护严嵩的想法。

这样一来，弹劾、得罪严嵩的大臣们就遭殃了，轻则罢官被贬，重则下狱被杀。嘉靖三十年（1551），锦衣卫经历沈炼上书嘉靖帝，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其中主要包括废弛边防、卖官鬻爵、陷害忠臣等，要求杀严嵩以谢天下。结果沈炼被贬官，后被严嵩杀害。两年后，杨继盛继续揭发严嵩有十大恶和五大奸，严嵩操纵刑部将他判处死罪。由于嘉靖帝未有杀杨继盛之心，故始终只是将其关在监狱里。严嵩为达到置杨继盛于死地的目的，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嘉靖帝压根儿没细看，大笔一挥，“死刑核准”。严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徐阶像

严嵩是以善于奉迎、欺上谄媚而得权，且入阁时已六十二岁了，起初尚能应付朝事，但随着年事已高，反应迟钝，宫中传出皇帝圣旨，他常常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的儿子严世蕃生相丑陋，却极聪明。嘉靖帝的手谕，字迹潦草，一般人很难辨认，而严世蕃却看得明白，由他出主意所写的奏章往往能合嘉靖帝之意。时人说嘉靖帝不能一日无严嵩，而严嵩不能一日无世蕃。严嵩依仗权势，提拔严世蕃协助掌权，使其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嘉靖帝左右宦官，令他们汇报嘉靖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及一举一动。有大臣讥讽地将他们父子二人称为大、小丞相。最终，严嵩恃宠专横，纵容其子严世蕃纵欲淫乱，瞒上欺下，贪赃枉法，激起公愤。朝野上下，形成一股弹劾严嵩的高潮，而严嵩的最后倒台，徐阶起了重要的作用。(www.xing528.com)

徐阶扳倒严嵩和严嵩陷害夏言，两者所用手段极为相似。徐阶买通道士蓝道行，让他在扶乩之时做手脚，显现出严嵩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嘉靖帝反问：“那上仙为何不除他？”蓝道行又借扶乩之口道：“上仙要皇帝亲自处置。”嘉靖帝听了，心有所动。徐阶将此事透露给御史邹应龙。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邹应龙上奏严氏父子贪贿误国，此次上奏成为迫使严嵩下台的关键。该年五月，嘉靖帝终于下诏逮捕严世蕃，令法司治其罪，以“纵爱逆子，辜负圣恩”之过，将严嵩革职，罢黜为民，严世蕃被充军。至此，祸国达十多年之久的严嵩独裁终于结束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徐阶以次辅身份，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内阁首辅的职位。嘉靖四十三年（1564）又有人奏报严世蕃通倭谋反。结果，严世蕃被杀，严家被抄，共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三百多万两，其他奇珍异宝不计其数。两年后，严嵩在贫困中死去。

与严嵩所藏百万金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明政府的财政拮据。皇室生活的奢侈，官吏数字的增多，军事开支的增大，导致了嘉靖后期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嘉靖二十三年（1544），户部尚且报告“太仓积贮粮米有余”，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时，已是府库空虚，帑藏匮竭，入不敷出了。太仓银库岁入二百万两，而政府开支却是三百四十七万两，赤字达一百四十余万两之多。后来，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还不抵岁出之半。而其中嘉靖三十二年（1553），竟超出政府岁收三百七十三万两之多。至此，明皇室的家底已被败个精光，正如当时百姓所言：嘉靖“家尽”。

嘉靖二十四年（1545）江西湖口县农民告饥求赈状

明代边防的败坏，也是严嵩当政时期的最大问题。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部主事张翀弹劾严嵩：户部每年发的边饷，早晨出了户部门，晚上便进了严嵩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而边军却处于寒冷饥饿、朝不保夕之中。抄严嵩家所得的上百万两金银中，竟有一大半是来自边将的贿赂和边军的军饷。严嵩掌权之时，北有蒙古俺答的骚扰，南有东南沿海倭寇的侵袭，南倭北虏，实是明政府的多事之秋。虽然其形成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与严嵩专权乱政，明政局混乱，政府腐败无能，均不无关联。